上海七八十年代当红男演员（重返上海四年无戏可拍）

1956年11月30日的《文汇报》刊载了一篇电影演员韩非的文章《没有喜剧可演》：“除了在《斩断魔爪》(1954)中露了一下之后，就一直担任配音工作”，他甚至大声疾呼：“解放后，要演一出喜剧多么的困难啊！有些批评家，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在内，是不允许工农兵作为一个喜剧角色出现在舞台上或是银幕上的。否则就是歪曲劳动人民，侮辱劳动人民！于是，我再也不敢想担任一个喜剧角色的事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喜剧给我演出。”

韩非在电影《斩断魔爪》(1954)中的影像

这是韩非从香港返回上海四年多的时间里，在几乎无戏可演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苦闷投书到报章上，他的心声代表的是当时很多上影的老影人的心声。

但由于被“暗判”他们这些人的相貌没有时代特征的情况下，很多老影人都无戏可拍，有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很小的配角都“热情高涨”，显然他们自身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只是想“多认真拍戏”。

韩非在电影《斩断魔爪》(1954)中的影像

这从1952年的《光艺电影画报》第52期里的文章《影人影事·韩飞离港回到上海》中就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误判——关于韩非返回内地的原因，可能既有爱国热情的驱使，也有个人的原因。

显然这种误解不是针对韩非一个人，而是针对那一批当年被港英当局强制“解送出境”的齐闻韶、司马文森、刘琼(1913-2002)、狄梵、舒适(1916-2015)、马国亮、沈寂、白沉等人外，这份名单还包括周璇(1920-1957)、王丹凤(1924-2018)、孙景路(1923-1989)、陶金(1916-1986)、顾而已、顾也鲁(1916-2009)、岑范等。

事件的起因是当新中国成立后，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韩非和刘琼等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满怀热情组织和参与各项爱国活动，惹恼了港英当局，他们不断使用恫吓、威胁等卑劣手段打击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

当一切都无法奏效后，当局黔驴技穷，无端地将他们驱逐出境。怀着悲愤和无奈，韩非和刘琼等通过罗湖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上海，投身于祖国的电影事业。

韩非和王蓓在电影《两个小足球队》(1956)中的影像

在新的环境下，按当时的话来讲，“政审合格”才是人生最光荣的事，其中王丹凤“过关”后，自1956年起，开始上岗拍片自1963年。

1956年上半年，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以及中共八大的召开，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有利的环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批讽刺性喜剧片应运而生。

韩非在电影《两个小足球队》(1956)中的影像

韩非终于有机会在新中国的银幕上展示他的喜剧才华。

韩非这时先被安排在《两个小足球队》(1956)和《幸福》(1957)这两部本厂出品的反映新时代的电影中，试试“新形象”能否被广大的革命群众所接受。

韩非在电影《幸福》(1957)中的影像

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幸福》中，韩非饰演了一名思想落后的青年工人王家有。影片开场，笑容可掬的王家有出现在渐显的画面中，镜头拉开，原来他正在舞厅跳舞。

影片从一枚遗失在舞厅的证章讲起，引出了王家有与主流社会环境的种种不协调，并以轻松、活泼的基调讽刺了他贪图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

韩非在电影《幸福》(1957)中的影像

王家有上班迟到，工作心不在焉，开小差，不愿吃苦，只图享乐。

在追求胡淑芬(王蓓 饰演)的过程中，他并不知道胡淑芬喜欢自己的同事“上进青年”刘传豪(冯笑 饰演)，更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和巧合引发矛盾冲突。

韩非和冯笑(右)在电影《幸福》(1957)中的影像

在四处碰壁之后，王家有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韩非一改他标签式的银幕形象——自私的小人物或反派角色，把一名“中了资产阶级的毒”的青年工人塑造得活灵活现

影片如果在片尾定格在王家有回望工厂员工们，然后落寞而离去的身影——这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氛围”，结尾当然是“大团圆”，而且你会看到电影里的大帅哥冯笑(1932-1998)和韩非互相拥抱而结束。

冯笑在电影《幸福》(1957)中的影像

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运动的展开，讽刺性喜剧遭遇灭顶之灾，逐渐从新中国的银幕上消失。

幸运的是，电影《幸福》在严酷的政治风暴中逃过一劫，而韩非也没被“发现”和“追责”，是因为影片嘲讽的是那些不上进的青年，不为新社会自发的贡献青春，何况在电影里塑造了一大批以冯笑为主的正面工人形象，最后也就让这部电影安全过关。

韩非和冯笑(左)在电影《幸福》(1957)中结尾拥抱时的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两个男性的拥抱，显然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的

当韩非主演刘琼导演的《乔老爷上轿》(1959)后，才开始真正被新中国观众认识。

韩非和孙景路(右)在电影《乔老爷上轿》(1959)中的影像

而在1959年，最有代表性的喜剧则是初上银幕的杨丽坤(1942-2000)主演的《五朵金花》(1959)和仲星火(1924-2014)主演的《今天我休息》(1959)。

前一部是反映年轻人在新社会中朝气蓬勃向上的形象，后一部则是歌颂了警察马天民一心为老百姓服务。

杨丽坤在电影《五朵金花》(1959)中的影像

仲星火在电影《今天我休息》(1959)中的影像

这也是在讽刺性喜剧衰微之后，这种新的喜剧样式——歌颂性喜剧，逐渐成为新中国喜剧片的主流，而刘琼绕开了时代的印记，避免上映后会被戴上“丑化工人阶级、丑化新社会”的指责，转而拍摄古代题材的喜剧。

很显然，这部轻喜剧也受到了上上下下的人群的喜爱，因为要批判也是批判封建社会。

韩非和王蓓(左)在电影《两个小足球队》(1956)中的影像

看来，刘琼是很了解韩非在这类喜剧表演形式上的把控是收放自如，虽然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两个小足球队》(1956)上互相“试探”，同时也是“试探”市场。

这时的韩非对喜剧表演的探究、开拓和摸索，已经形成了含而不露、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让你捧腹开怀的独树一帜的喜剧风格。

早期上海《青青电影》杂志上对韩非、张伐等新人的图文介绍

他不做作，不随意，不摆硬噱头，牢牢把握生活真谛，紧扣住人物性格，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捕捉笑料，开掘细节，恰到好处地赋予他所饰演的那些“小人物”以更丰富的色彩和更强的艺术穿透力，激起观众更多的同情和喜爱。

早年的韩非从上海青年中学毕业后，曾在中法戏剧学校的公演中客串小角色，此后加入了影联剧团、辣斐剧团等团体。

电影《误佳期》(1951)剧照，李丽华和韩非

自1937年年底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上海有大量专业及业余剧团进行演出。

其中，成立于1938年的上海剧艺社，被认为是“‘孤岛’时期话剧运动的灵魂”。

韩非在1940年加入上海剧艺社，先后参演了《祖国》、《陈圆圆》、《李秀成殉国》、《正气歌》、《大明英烈传》、《家》等作品，他“念词之亮而爽利，戏剧界无有抗衡者”。

电影《中秋月》(1953)特刊封面，韩非和江桦

尤其是通过饰演《家》中的觉慧一角，韩非在上海戏剧界崭露头角：《家》的演出一度引起轰动，“该剧曾连演3月，180场，而场场满座，全沪之青年均含着对家庭社会不满之热、泪走至辣斐剧场，于是韩非之大名昭昭然于剧场矣”。

不久，韩非与石挥(1915-1957)、张伐(1919-2001)等一道加入上海实验剧团，在卡尔登剧场主演《蜕变》等剧目，此时的“韩非在剧场上已是成了名，所谓‘红牌’了，即便目前红得发紫的石挥和张伐，那时也没有那样‘吃香’”。

电影《夜深沉》(1941)宣传册内页，右上为韩非

韩非首次登上银幕是在1941年，周璇(1920-1957)要在国华影片公司主演电影《夜深沉》(1941)，一时尚未找到合适的男主角，周璇就向导演张石川(1891-1953)建议：是否让韩非来演男主角。张石川因看过韩非演的话剧，便同意了。

不料，韩非与周璇的这次银幕合作竟会生出绯闻。原因是，出于正常的礼貌，韩非每次拍完夜戏，总会送周璇回家。

电影《彩虹曲》(1953)剧照，周璇和韩非

周璇的婚姻这时已有潜在的危机，她的丈夫严华(1912 -1992)见到韩非每每坐着三轮车送自己的妻子回家，不由得妒火中烧，遂成误会。周璇夫妻之间的裂痕加深，最后导致离婚。媒体上捕风捉影，指责韩非为“第三者”，这让韩非百口莫辩。

抗战胜利后，韩非将演艺重心从话剧转向电影，他的表演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出演了《终身大事》(1947)、《悬崖勒马》(1948)，也参与了独立制片公司的创作，如《人尽可夫》(1948)等。

韩非和林榛(左)在电影《太太万岁》(1947)中的影像

不过，真正确立韩非在中国影坛出色的喜剧演员地位的，还是文华影片公司出品的《太太万岁》(1947)、《艳阳天》(1948)和《哀乐中年》(1949)。

韩非在桑弧(1916-2004)导演张爱玲(1920-1995)编剧《太太万岁》中饰演女主人公的弟弟陈思瑞，他把这个心直口快、行事略显冒失而又喜欢炫耀的角色塑造得活灵活现，“状得意少年之天真情态，入木三分”。

韩非和石挥(左)在电影《太太万岁》(1947)中的影像

在影片所构建的中产阶级伦理关系中，陈思瑞显然是个“边缘人”，他不认同势利的门第观念和婚姻观念，而他与唐志琴(汪漪 饰演)打算私奔的做法，亦可视作对主流社会秩序的挑战。

《太太万岁》借鉴好莱坞“神经喜剧”的手法，运用娴熟的视听语言和编剧技巧，生动刻画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际关系和道德伦理。

韩非和张伐(右)在电影《太太万岁》(1947)中的影像

韩非和汪漪(左)在电影《太太万岁》(1947)中的影像

由于台词的托底，让《太太万岁》中的每个形象都是如此的鲜明，其实真正领悟到“神经喜剧”表演风格的韩非，把自己对这个类别的理解，最终都放在了他的巅峰小品《女理发师》(1962)中。

如果韩非在《太太万岁》和《艳阳天》中的表演都比石挥稍逊一筹的话，那他在《哀乐中年》中的表现并不必石挥逊色，甚至称得上光彩夺目。

韩非和石挥(左)在电影《哀乐中年》(1949)中的影像

这是一个“自私得最可爱的小人物”，陈建中(韩非 饰演)对父亲陈绍常(石挥 饰演)表现出的自私、虚荣、保守的小市民做派，让人在指责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周围绝大多数的“同类”。

例如陈建中和女朋友(李浣青 饰演)从理发店走出来，恰好遇到在路边刮胡子的父亲，先是视而不见，后又斥责父亲给他丢面子。

韩非和李浣青在电影《哀乐中年》(1949)中的影像——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夫妻

电影《哀乐中年》(1949)剧照，韩非、李浣青(左)和剧中的小演员合影——当时两人还没结婚

等他当了银行的副经理后，又强烈反对父亲继续去做教书的工作，同样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

导演桑弧通过陈建中这个角色，以略带嘲讽但并无恶意的态度展现了小市民阶层的自私和虚荣。

即使石挥精湛圆熟的演技在该片中大放光芒，但并没有掩盖韩非的超常发挥。

韩非在电影《哀乐中年》(1949)中的影像

1949年赴香港，韩非在长城、龙马影片公司主演了三部喜剧电影：在《误佳期》(1951)中饰演一个为别人婚丧嫁娶吹喇叭而自己却娶不上老婆的乐手；在《一板之隔》(1952)中饰演一个与邻居一板之隔闹了许多矛盾的洋行小职员；在《中秋月》(1953)中饰演一个在中秋节前到处借钱的贫穷的小职员。

可惜的是这三部韩非在香港时期的代表作，目前在市场上都无缘得见。

韩非在电影《乔老爷上轿》(1959)中的影像

1961年下半年，导演丁然(1918-1970)邀请王丹凤、韩非、顾也鲁出演喜剧电影小品《女理发师》(1962)。

这部电影的时长是49分钟，但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部电影的时间太短，关键在于编剧钱鼎德对整个故事的把控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韩非在电影《女理发师》(1962)中的影像

对于王丹凤和顾也鲁而言，这是他两第一次主演喜剧片，但韩非对这类题材已然是驾轻就熟，并把毕身对喜剧的理解投射到片中贾主任一角的身上。

编剧钱鼎德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规避了之前遭受严厉批判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球场风波》(1957)等片中的严重“错误”。

韩非和王丹凤在电影《女理发师》(1962)中的影像

这些电影中的讽刺对象都是国家干部——而且针对的都是在工作环境下的“喜剧展现”，这自然也招致“为民奉献”的群体的抗议，所以下场是显而易见。

而在《女理发师》中，虽然韩非饰演的是一位“官僚主义”及“大男子主义”的形象的干部，但主要表现的场景都是在家庭生活当中，而与他的工作和政治身份无关，这也“躲避”了想在电影中“找刺”的站着说话的那群人，这或许是创作者在特殊的环境下采取的权宜之计。

韩非在电影《女理发师》(1962)中的影像

韩非在在这部影片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喜剧细胞〞。他点子多，头脑灵，大胆设计给贾主任带上了一千多度的眼镜，于是产生了许多可笑的包袱。

如果经常看20世纪30-40年代的好莱坞喜剧片，你会发现，《女理发师》在很多诙谐形体动作上基本都是照搬好莱坞喜剧中的路数，这同时也说明韩非应该在香港那段时期，看过大量的好莱坞喜剧电影。

韩非在电影《女理发师》(1962)中的影像

现在在看贾主任的形象，其实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土壤中依然存在，只不过有的表现更隐蔽，有的则变身为新的形式了。

也许韩非没有想到的是，1962年是他这一生在银幕上发出最耀眼光芒的一年，他在拍摄《女理发师》后，相继拍完《锦上添花》(1962)和《魔术师的奇遇》(1962)。

韩非在电影《锦上添花》(1962)中的影像

当时导演谢添(1914-2003)和陈方千(1920-1985)希望上海天马厂的韩非来出演北影的这部《锦上添花》。

邀请发过去后，韩非本人很想演段志高这个角色，他出生在北京，父亲就是一名铁路员工，很熟悉这方面的生活。

韩非在电影《魔术师的奇遇》(1962)中的影像

虽然那时他已经43岁，但有信心演好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是，上海天马厂起初不太愿意放人，毕竟韩非是当时轻喜剧方面人气最旺的明星，同时在演《女理发师》和《魔术师的奇遇》两部戏。

如果把韩非借出去，意味着这两部影片的拍摄周期都得调整。

韩非和陈强(左)在电影《魔术师的奇遇》(1962)中的影像

凑巧的是，天马厂拍的《魔术师的奇遇》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故事片，全厂上下十分重视，导演桑弧希望能从北影厂借来刚刚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陈强(1918-2012)出演魔术师陆幻奇。

就这样，两家厂进行了协商，北影厂用陈强换来了韩非。

韩非和赵子岳(右)在电影《锦上添花》(1962)中的影像

同样是歌颂性喜剧《锦上添花》，韩非饰演的段志高不复是嘲讽和批评的对象，而是一名自觉向劳动人民学习、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

影片结尾处，通过不断向劳动人民学习，段志高打消了众人的疑虑，成功摆脱了“边缘人”的身份，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韩非在电影《锦上添花》(1962)中的影像

韩非在“文革”中，一度变得抑郁和沉默。期间，他也曾扮演“苦中作乐”的悲剧角色。

韩非、顾也鲁等人都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和锻炼。他们挖地、挑土、浇粪、种菜等，什么农活都干，足足有四个年头。

有一天在菜地施肥，编导演作曲组的“农业技术员”顾也鲁分配赵丹挑粪、韩非浇粪。

电影《林则徐》(1959)剧照，韩非

在没有“革命者”监督时，生性幽默的赵丹(1915-1980)、韩非开始“苦中作乐”起来——赵丹对韩非说：“我们挑粪的最累，挑着一百多斤的‘宝（大粪）来回竞走，而你们浇粪的，玩玩粪瓢，多轻松啊！”

韩非对赵丹说：“挑粪多惬意啊，人家给你舀粪时，你休息；人家浇粪时，你又休息。我们可是一担浇完了，又来了一担，根本没有歇息的时间。”说罢两人相视而笑，也可以说是一种“苦恼人的笑”。

韩非和顾也鲁(左)合影

通过韩非在1954年到1962年饰演的电影，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家意志对喜剧类型的强有力塑造，而不让喜剧只是一个“低俗”跟不上时代的“弃儿”，它最终被“收编”，并放置在“角落”中重新把玩。

韩非展示了喜剧角色在与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涉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和困境，并以卓越的表演才华将其转化为动人的喜剧素材，尤其是他那尴尬的笑始终是一个时代的展示。

韩非在电影《幸福》(1957)中的影像

让我们再重新审看《幸福》的结尾：在韩非以为集体要把他抛弃的时候，独自离开大家时回头一望，他的表情是如此孤单落寞。

也许他的内心是期待重新去一个新的环境闯荡，但他绝没有想到的是，当他重新再次被纳入到集体的时候，他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

韩非在电影《幸福》(1957)结尾时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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