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镇江的不解之缘（三苏对王安石的敌意为何这么大）

王安石不修边幅众所周知，同在京城文化圈的苏洵不可能不知道，但却还要问欧阳修“囚首丧面者何人”，显为故意，为的就是引出自己恶意满满的“此人异日必乱天下”惊人论断。人与人习惯爱好千差万别，苏洵因为看不惯王安石不修边幅而不喜此人，也并不足为怪，但将此习性同祸乱天下联系起来，确是他独创发明。后来所有记载老苏和王安石段子中，都绕不开这点。据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时朝廷颁布的制词为王安石所拟，文中不乏褒奖勉励之意，欧阳修因此建议苏洵为儿子未来着想，不妨同王安石交游，苏洵却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张安道乐全文集》）

客观地说，《辨奸论》中“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确为至论，但也未必就放诸四海而皆准，至少在王安石身上就不成立。朱熹曾评论过，说王安石是那种“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不是矫情自饰，而是他真的没把俗事放在心上。王安石的生活习惯到底是不近人情还是遗形离俗姑且不论，真正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苏洵为何对王安石有偌大的敌意，居然还专门写文骂他将来定是奸慝？两人一为四川人，一为江西人，地理上相隔千里，以宋代信息传递手段而言真可谓素昧平生，凭什么一口咬定王安石未来会祸乱苍生？许多后人也对苏洵此番敌意实在太摸不着头脑，故而推断 《辨奸论》是伪作，猜测是后来旧党人士抹黑王安石所编造。

然而，更多研究表明，《辨奸论》应该就是苏洵之作。他对王安石的敌意，很可能来自官场领路人张方平。至和二年（1055），张方平镇守成都，在此结识了三苏父子，从此一路提携。张、苏两家相互交游，渊源颇深。很自然，他们在交游之时少不了品评天下人物。远在西蜀之鄙的三苏，恐怕正是此时从张方平口中首次得知了王安石的名字。另一方面，张方平恰恰是罕有的在变法前就反感王安石的重臣。早在仁宗皇祐年间 （1049—1054），他在主持贡举时曾与王安石共事，当时就对王安石强硬性格和改革政见极为不满，闹到“未尝与语”的地步。张方平对王安石恶劣观感，必然灌输给了三苏父子。等苏洵到了东京，见了王安石不符他喜好的形象后，更加强化了自己先入为主的反感，将攻击的矛头径直对准王安石。只是他所著的 《辨奸论》对王安石百般讽刺攻击，但在当时却反响平平。一方面，此文太过激进，就连苏轼、苏辙也觉得太过，可能只在至亲好友间传阅，影响力不大；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因当时苏洵和王安石段位相差实在太远，使得此文看着就像苏洵单方面羡慕嫉妒恨的发泄，很难让他人信服，故而“见者多为不然”。

王安石对苏洵赤裸裸的敌意，当然有所察觉。以他的身份虽未必在乎，但有机会也会反击一二。某次两人又在欧阳修家举办的文人聚会上碰面，当时诸人商定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出自南朝江淹 《别赋》）分韵作诗。苏洵分得了“而”字，王安石原本分得其他韵，但他在作完规定项目之后，还刻意用“而”作了两首，结果比苏洵作得还要工整，完全是学霸游刃有余式的碾压。此事是否气得苏洵内伤，外人不得而知，反正记录下此事的龚熙正评论说：“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以此观之，王安石其实也挺腹黑的。英宗治平三年 （1066），苏洵去世。王安石拒不参加他的葬礼，还借着后来主持修 《英宗实录》皮里阳秋地替苏洵写下传记：“苏洵卒，其子苏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一个“故”字，将自己对苏洵的不满和愤懑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想而知，苏洵和王安石闹到如此不可开交，此种矛盾势必也会影响作为儿子的苏轼和苏辙。苏轼和王安石种种恩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从而使得两位本有可能志趣合拍的文人，始终走不到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