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马庆升吻戏（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谢明正

我父亲行四，名梦堂。父亲三岁时祖母就故去了，十八岁时祖父也过世了。我们那里有个习俗，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要把祖宗牌位请出来，安放在堂屋正中，神案上摆放香炉，烛台，供品。初一，天不亮一家人跪在牌位前祭拜，上香，烧纸钱，然后，在院中旺火旁燃放爆竹，依次进行年事活动。我记得祖父是有遗像的，镶在一个黑色木框里，相片泛黄，脸部轮廓依然清晰，眉目慈善，跟我父亲很像。祖母没有遗像，后辈人没记清她的相貌，所以连一张画像也没能留下。

父亲出生于一九二四年，正赶上军阀混战，生活十分动荡，只读了两年“国民小学”就辍学了。不过，父亲自幼跟祖父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童蒙须知》、《幼学琼林》，识字也不算少。少年开始出门熬相公（学徒）、做生意，曾在甘肃平凉，陕西宜川、韩城、延安各停留过一个时期，接触过许多人和事，能在柜上单独记账和拟合约之类的东西。父亲解放初入党，互助组、高级社那会儿当过管理区副主任、村总支委员，人民公社成立后做过副大队长、生产队长、农场场长，看文件、读报纸都不成问题。我参军之后，与家人两地传信，家书也多是父亲亲笔，行文格式、标点符号用得都很考究。

听父亲说，民国时期山西是较早推行国民教育的省份，发行了一本《人民须知》的小册子，用无比通俗的语言描述教育的重要性：“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祖父（名：观海）是民初商人，早年间在外地经商，常年与西域的皮货商、茶商、盐商、布商打交道，日积月累，他除过擅长营商以外，还对治国、管家、修身之道颇有研究。据族中长者回忆，他老人家在外经商时，有几箱子墨卷和书籍，后来在连年的动乱和战火中遗失了。祖父先后在甘肃平凉、陕西宜川开了几家商铺，买卖做得很大，家庭还算殷实。所以，我的三位伯父从小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多。大伯（名：梦祥），从“山西国民师范”毕业后，先在家乡的“国民学校”当先生（教师），后经姚以价先生（祖父同村发小，辛亥革命将领，陆军上将）介绍，加入冯玉祥部，一九三○年五月（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爆发（俗称“阎冯倒蒋”），亲率骑兵部队参战（时任团长），阵亡于河南开封；二伯（名：梦瑞）自幼聪慧好学，擅长经商，一直跟随祖父在外做生意，先后做过管事（主管）、掌柜（经理），我家解放前的一些场院、田产，多是经他手购置；三伯（名：梦生）抗战初期在村中小学任教，因战端四起，逼迫放弃教书生涯，逃到陕西宜川，由于国民党在该地区制造“摩擦”，生活难以为继，不能安生，逐投身抗战，后正式加入八路军。所以，我们家原先也是商贾传世，文武兼并。

谢姓年来久矣。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都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一始祖，至今已有四千余年。何年迁来河东，已无从考证。从毋庄谢户始祖算起，传至我辈，已是二十九代。不知从何时起，祠堂里的牌位多得摆不下了，族人逐请专师绘制了一幅巨大的“祖位图谱”（小时候我还在祖位图谱前磕过头，上过香。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知何人把它当作文物偷窃去，卖到了香港），挂在墙上，大年初一，男性族人在院子里排着长龙，依次跪拜。毋庄谢家古代（清朝以前）功名似都不过举人，所做的官也只是“翊麾校尉”、“中镇副”、“教谕”、“训导”之类的“武官”和“学官”，因此，在河东不算望族。我的曾祖（名：家福）专营匠事，擅长木工（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木匠），祖父虽然没有传承曾祖的手艺，却在营商上造诣颇丰。听我父亲说，我们后来的家业都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地创出来的。

受祖辈影响，父亲十六、七岁开始独立行走于山西老家与陕西韩城、宜川之间，运送货物，传报家信。祖父去世时，正赶上日本人对山西实行“囚笼”政策，道路阻断，灵柩在宜川停放了一个时期，后来勉强可以通行，父亲雇“高脚”（长途运输的骡子）一路翻山越岭，护送回老家安葬。日本人投降后，二伯生意上有了起色，指派父亲将所赚银两陆续转运回老家，在村里购置了几处场院和一些田产。小时候，我跟随父亲在田里干活，常常听到他说这块地原先是咱家的，那面坡是从谁手里购置的。但好田不多。一部分靠沟，田瘦，缺水，遇到干旱年景就颗粒无收，谓之“荒田”。阎锡山统治山西时，土地税、费和“纳粮”较重，在《土地公有办法及质疑》中明文规定：“耕农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村公所即应将所领之田地收回：1，死亡 2，改业 3，放弃耕作 4，迁移 5，犯罪之判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我家男劳力都在陕西，家中无人耕作，只好请乡邻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所以，解放初划成分，土改组核实到我家的实际情况（既无雇工，又无收租行为），逐被评定为“下中农”。

父亲这一时期，经常穿越日本人在黄河东岸设置的关卡，往返于老家与宜川之间。日占时期，禹门口是我们那里距离陕西最近的河口。龙门古渡周边炮楼林立，形成了多道“封锁线”。黄河流经此地，破山峦而径出，泻千里而东流，据《名山记》载：黄河到此，直下千仞，水浪起伏，如山如沸。两岸均悬崖断壁，唯“神农”可越，故名“龙门”。大诗人李白用他那妙笔生花的笔，写出了这里的雄险：“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这里也是人们常说的“鲤鱼跳龙门”的地方。

龙门古渡位于秦晋相交的下峪口镇，黄河天堑将陕西和山西自然分隔开来，登船逆行西上，瞬间寒风料峭，故有“无风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说法。为了躲避日本人和皇协兵的纠缠，父亲多次绕行至禹门口下游的西滩和上游的井子滩渡河，但这两处土匪和反动武装众多，父亲绞尽脑汁将银元、金条缝进鞋底或藏于雨伞把和行李箱的夹层，才侥幸通过。一九七四年深秋，我临近高中毕业，与同学专程骑行至禹门口看了看。黄河水流经这里时，奔腾的河水勃然大怒，横冲直撞，水势汹汹，声震山野，雷霆万钧，被约束在高山峡谷之间，飞出一层层凌空雪浪。一个急转弯，回撞河床中的巨大礁屿，再一次疯狂地咆哮起来，从空中颤抖着落入谷底，跳出龙门。我站在那里眺望着河水，果然是一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观，联想到当年的情景，可以想象渡河是多么的不易。

父亲一生多灾多难。他在宜川期间，曾三次到延安运送物资。有一次，父亲在送完货物之后，国民党军已把延安通往宜川的道路封锁住了，无法按原定日期返回，只好滞留在延长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做了三个月临时工。当他离开时，兵工厂给了他几张“边区票”。几个月后，父亲东渡黄河，“边区票”被把守渡口的皇协军搜了出来，把他当作抗日分子关进了炮楼。后来他想法逃脱了，但由于汉奸告密，又被日本鬼子抓住扔进村里的池塘。当时，正值春季，池塘没有蓄水，干涸着，裸露着池底。四个鬼子揪着他，扔进去，又抬上来，往返十余次，直到浑身血肉模糊，以为他已死去，才乐哈哈地离开了。所幸被村中几位老奶奶及时发现，藏进地窖，侥幸捡回来一条命！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参加支前民工，从前线向后方转运伤员，被一辆慌忙逃跑的国军汽车压断了左腿。整个脚面都朝后了，昏倒在路旁。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北山一位老人的家中。后来，他的腿伤痊愈了，但也落下了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煎熬。一九六三年，我们村子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会战，他连续几个昼夜没能休息，劳动强度加大，原来受伤的左腿脚踝处起了一个大包，伤口化脓，疼得不能走道。这时候村中一位老中医，与父亲相交甚好，精心配制了一副膏药，才将他的腿疾治愈。

父亲是我们那里有名的正骨高手。我祖上似没有从医的，他说，他的正骨技法，是从“北山老人”家里养伤时学来的。他有一副竹帘，外形和构造与竹门帘相似。该竹帘是父亲用普通竹板裁制的。父亲对四肢骨折者经手法整复后，患部先以布帛缠裹之，母亲在旁协助，将竹帘围裹四周，用绳扎紧固定。并嘱咐病人注意事项。他这副竹帘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救治的病人也无计其数，据说这些病人后来恢复都很好。父亲有一套自创的摸、接、端、提、按、摩、推、拿的手法，不借助任何医疗器械。村子里的人都对他信任有加，有一点小毛病也喜欢让父亲瞧瞧，小孩胳膊脱臼和老人下巴滑脱了，父亲在与患者闲聊之间双手合力，“咔吧”一声，随着关节的震动和弹响就把脱臼的胳膊和滑脱的下巴复位了，像变魔术似的，非常神奇。父亲为人正骨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

我父亲手很灵巧，而且做什么都很投入。他会做各种农具。我们家原先用的平板车、犁、耧、耙、锄头、箩筐、筛子、木掀、铁揪，都是父亲做的。我五岁时掉进一口井里，在里面呆了一天一夜，被人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所幸的是身体并无大碍。父亲找来一个小木凳，改制了一个二十公分左右高的匣子，上面固定了一个螺栓和木板，让我平躺里面矫正胸部肋骨的高度。一个月后，竟然恢复得与正常孩子一样。父亲不仅对农事很在行，而且还对打井、夯墙、盖房样样精通。村子里有人家盖新房、夯院墙，都叫父亲去当“博士”（这个词不知用得对不对），他当年当“博士”用的器具有几样：线垂、皮尺、罗盘仪（指南针）、水平仪，平时放在一个袋子里，用的时候提着。我参军前还见过，现在不知下落。

父亲的生活极俭朴。他喜欢吸烟，但从不在外面买烟。有一阵子，他自种旱烟，秋季将烟叶采回，挂在绳子上晒干，揉碎，放在木盒子里，下地前摄一撮装进烟包，劳动间隙，坐在地头一边看着天上的白云，一边悠然自得地抽着旱烟。后来，他的烟锅嘴与烟杆之间有了缝隙，露气，不能吸了，索性就用水帘纸卷起来抽。我小学用过的作业本，大都被他撕成小纸条卷旱烟抽掉了。

我母亲中年以后身体羸弱，常常头昏，有时候不能做家务。父亲下地回家，放下农具就洗手做饭，用不了一会儿功夫就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母亲面前。我父亲很会做饭，而且能够双手擀面皮，双手使筷子，动作很麻利。我吃过很多人调的饺子馅，但都比不上父亲烹调的好吃。

我父亲为人随和，没架子。他当村干部，处处为社员着想，事事起带着作用。因此在村子里人缘很好。一九七0年村里决定成立农场，将几条荒沟和部分坡地开发成良田，父亲受命去当场长。他这段时间特别忙，好几天才能回家一次。我初中时也常常利用假期跟随父亲到农场参加劳动。我在记事散文《假日农场》里，对这段生活有过较为详细地描述，曾用一首小诗表达我对农场生活的怀恋：“沟深绿弥漫，树影秋色含。层层梯田美，丘壑换新颜。”村中农场曾经对粮食增产、农田建设、种子实验以及农民收入有过突出贡献，这些成绩应该都与父亲当年的汗水付出分不开。

我父亲很喜欢我。我到高中上学时，是他送我去的。学校十几个学生住一个大通铺，臭虫很多。他从家里拿来艾蒿，拧成麻花状，把席子揭开点火用烟熏。有一阵子我睡在通铺上，总能闻到一股子艾草味，但再没有被臭虫叮咬过。一九七六年底，我报名参军父亲其实是不同意的。但看到我态度很坚决，他也只好默许了。在我穿上军装临上车的时候，父亲从村子里骑行三十多里路赶来了，他把东西递给我，向我挥了挥手，并没有说一句话。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奇怪的是梦境几乎都是一样的：我把父亲送上了一列火车，然后跟在火车后面拼命地奔跑……

我母亲姓李，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祖父在她十二岁时就去世了，外祖母多病，患腿疾，是遗传下来的。听说外祖母娘家原先居住在峨嵋岭台地一条沟畔，距离汾河不远，但地势陡峭，取水困难，村民们常年从一口苦井里取水，这种水里有一种物质，长期饮用易患髋关节缺血性坏死病。母亲娘家许多亲戚都患了这种疾病（这种遗传病有个特点，幼年时无征兆，中年以后发病，概率约为百分之四十）。母亲年老以后也深受其害，行动十分不便。

外祖母活了八十多岁，她最后的愿望是能够到女儿家看一看缝纫机长什么样子（一九六四年我家购买了一台），但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心愿，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母亲上面有一哥一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我小时候，大舅已经不在了，三舅远在绥远（解放前参军，先在第一野战军学医，后调东北边防军赴朝参战，一九五五年授少校军衔，回国后在内蒙古军区医院当军医），姨姨和二舅是我时常能够见到的亲人。我家炕头有一个墙柜，墙柜里有一个小木盒，三舅的来信和相片就被母亲收在里面，她想三舅时，时常拿出来看一看，从她的眼神里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个最小的弟弟感情是很深的。

母亲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从不闲着。腌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饭桌上的各种咸菜都是母亲亲手腌制的。春季，腌香椿芽；夏季，腌黄瓜、腌韭菜；秋季，腌萝卜条、腌酸菜。霜降过后，白萝卜缨子长得正壮，青油油的。父亲把白生生的萝卜装入筐，也把萝卜缨子放筐上面，担回家。母亲摘去缨子上的黄叶，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层码实，注入凉白开水，上面压一块光溜溜的河卵石。到了下雪的天气，酸菜已经发酸。萝卜缨子腌的酸菜是嫩黄色的，从缸里捞出来，过水清洗，嫩黄里透着亮色，看着就能引起人的食欲。酸菜在我们老家是冬季里的一道家常菜，几乎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有酸菜，或炒，或油泼，都是下饭的好菜。把酸菜从缸里捞出来，挤去水，切碎，放盐，辣椒面，用热油浇，口感绝佳，酸、细、嫩、脆、有嚼头，很好吃。待到叶子由青变黄，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来年春天。一九七三年我考上高中，每周都要背馍馍上学校。酸菜是我那时候常吃的菜。母亲给我装瓶时，总把酸菜切的很碎，放盐，加入少量油泼辣子，压实，封口。在学校，馍馍溜热了，夹入中间，很好吃。自离家乡，我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酸菜。这种来自母亲的味道，也就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酿醋。深秋，生产队把下下来的柿子分给各家各户，母亲挑出一些破损、不适合做柿饼的柿子，清洗干净，晾去水分，放入一口大缸，封实，等待发酵。待来年春季，阴历二月初五前后，往缸内注入凉白开，漫过柿子。随着天气逐渐转暖，缸里的柿子开始发酵，冒出气泡，过几天用细竹棍搅拌一下，往复几次，然后重新封缸，清明前后柿醋就酿好了。揭开缸，看到一层乳白色半透明的醋衣（现在工厂酿醋看不到这个东西），把醋衣拨开，醋液的颜色像白葡萄酒一样透明。随着存放时间延长，醋的颜色就会变深，味道也会变得浓郁。食用前，用漏勺和笊篱将残渣捞出，清亮、透明的柿子醋就可以食用了。柿醋没有米醋和老陈醋刺鼻，酸味绵甜，有淡淡的香气，伴食小菜，其味独特。

织布。小时候放学归家，总能听到宅院里传来织布机“嘎吱嘎吱”的声音。母亲小脚，是裹了又放的那种。她出生于一九二五年，中国社会当时还处在半封建状态，从四、五岁开始缠脚，不到一年，疼得不能走道，就私自放开了。民间谚语说：“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所以，母亲的小脚不像三寸金莲那么小，但也不像正常女人那么大，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她就是以这样一双半大的小脚，踩动织布机的机柕，织出了一摞又一摞棉布，抚养了七个儿女。唐朝诗人孟郊《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母亲养育儿女的不易。有人统计过，每一朵棉花从播种到纺成线、织成布要经过大大小小72道工序，需要一年漫长的过程。在《古诗十九首》中，有“札札弄机柕”之说，而白居易在《缭绫──念女工之劳也》中写道：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一个妇女一天最多织三丈布，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一年需要消耗多少匹棉布，恐怕已经无法计算了。我记得，母亲炕头的箱子里，总是摞着满满一箱各种花色的棉布。在冬季到来的时候，母亲会用它做成一件件漂亮的新衣服，过年时给儿女穿在身上。每当儿女们光鲜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她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那是母亲用双手织出来的生活图画，是全家人的喜悦，也是一幅幅美好生活的远景。

母亲的针线很好。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我上面有一哥三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小时候的衣服、鞋袜、帽子、围巾，都是母亲自己亲手缝制（织）的。母亲善手工、女红。她在炕头有一只用得很旧的荆条笸篮，里面有剪刀、顶针、针线和一些碎布头。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从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家，总能看到母亲在一盏灰暗的煤油灯下，纺线、做针线活。每天如此。按照习惯，女孩子从十一、二岁起就要跟母亲学纺线、浆线、抻绳、胶辊、纺织。我三个姐姐在母亲的精心教授下，长大后都成了村子里闻名的纺织、绣花能手。八十岁后，母亲没有精力再将技艺传授给孙辈们，于是她做了个决定，给每个孙女、外孙女各织一匹棉布，作为礼物送给她们。如今我女儿衣柜里还珍藏着母亲八十三岁时，用她那台老式的织布机纺织的棉布，颜色依然那么鲜艳！织布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我心里是亲切、熟悉、富有感染力的，它像一首古老的歌谣，伴随我长大，又伴随我去了远方。母亲的那台织布机现在还静静地躺在老家新宅的楼上，我每次回家看到它，仿佛还能看见随着织布机的摆动，煤油灯的摇晃，母亲印在地板上瘦弱的身影……

母亲贤淑，会理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还很艰苦，经常缺吃少穿，如何解决好一家人的生活，成了母亲每天清早起来后都要操心的事情。母亲是个“野菜主义”者，每年春季，家里的饭桌上总有一段日子离不开野菜。白蒿（茵陈）、灰灰菜、荠菜、蒲公英、甜苣菜、马齿苋、油菜苗、香椿芽、苜蓿草、洋槐花都是我小时候春季常能吃到的野菜。麦子收割完后，母亲会做个合理安排，全年有多少年节，那个孩子将要升学、出门、订亲、结婚，她都会事先做好打算。平常过日子，子女多，需要粗细搭配、精打细算，母亲总是事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半个世纪前，我家人口最多时有十二口之多（哥哥结婚后，侄子侄女也陆续出生了），这样一个大家庭，在那个生活还不富足的年代，我们都没有受过冻，挨过饿，实属不易。

母亲明事理，识礼数，与街坊邻居的关系融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乡风纯朴，村庄里街坊四邻和睦相处，相互帮助。记得每到走亲戚回来，母亲总要让我们给街坊四邻“打散”（分送的意思）花馍、大油饼之类的吃食。谁家老人病了、孩子没人看了，母亲都乐于帮忙。谁家婆媳、妯娌闹了矛盾，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母亲也乐于评判。母亲会剪花样、做纸扎，每逢乡邻家里有红白喜事，她会被人请去帮忙，什么喜鹊、鸳鸯、花草、童男、童女、马、狗、猫、鸡等都剪得惟妙惟肖。

母亲聪慧，有头脑。她没有上过学，解放后参加过妇女识字班，认得子女的名字。母亲会算账，脑子清楚，我们小时候，父亲带母亲去集市卖她绣制的小孩衣服、帽子或出售自家园子里产的杏、梨、枣儿，她都会把账算得清清楚楚。我们在生活道路上遇到困难、挫折，母亲从不给我们泄气，而是给我们鼓劲加油。她对生活的理念很明确，经常给我说：每个人一生都会有坎坷，但只要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的父亲母亲结婚很早，从十八九岁有了第一个孩子开始，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之间感情很好，相互之间不称呼对方名字，而用大哥和大姐名字作代称。我不知道别处夫妻之间有没有这样呼法，但我们那里上一辈人这样互称对方倒是很常见。每天晚上，父亲没回家之前母亲会一直守在煤油灯下做活等候父亲。父亲腿疾犯的时候，她在院子里摆香案，祈祷上天保佑。春夏秋冬该换什么样的衣服、鞋袜，母亲都会清洗得干干净净，早早地给父亲放置在炕头。父亲五十岁的时候，母亲给他缝制了一件“小大氅”，——黑卡其面料，内衬浅灰涤纶薄里，栽绒翻毛领子。这种半截大衣农村并不常见，父亲穿上，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如今我的父亲母亲都已故去，但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和生活理念，以及倡导和培育出的“诚、孝、礼、勤、实”的家风，仍在激励着我们的生活。在他们不在的日子里，我无数次地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相貌，仿佛他们还没走远，还在天上某个地方注视着我们。我常常想起小时候住过的院落，村中的老宅、村北的菜园以及后来新建的楼房。但每次一踏进这些地方，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父亲母亲的笑容。每年清明时节，当我像候鸟一样从遥远的地方归来时,仿佛还能听见父母亲唤儿的声音……

我很欣赏鲁迅先生的一段话：父母存在的意义，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起父母的时，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会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因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我想，我的父亲母亲给予我的，大概就是这些吧！

二○二二年六月十日于北京

编辑/董应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