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眼中的唐朝(绚烂的世界帝国)
读完随拍
由于这是现有的本系列最后一本,故接下来终于可以为读八月底从图书馆借来四本关于中国哲学的书目而先开始看大名鼎鼎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了。
至于本书,对我自然极具重读的价值。这一点,不仅在于其内容,也就是本书作者气贺泽保规叙述隋唐时代的同时,所提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更在于本人对其阅读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致前后时间跨度大,由此之故,造成我除了对此期历史脉络再次进行梳理,对作者气贺泽保规在当中所提一系列或新颖观点、或独到见解几乎一概遗忘。
尽管这一时期的史实我比较熟悉,加之上半年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对此期的梳理,较其他历史时期,关于隋唐历史的认识,大可说是清晰而全面。因此对本书的阅读,尤其是政治史层面,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重新梳理。但具体到本书而言,加上序章及末章,正文共十二章,其中却只有序章之后的三章是正面叙述从公元581到907年这一隋唐三百余年间政治史的,而后从第四章主要以政治制度与之下人们的生活开始,便由横向的方式,触及其时期律令的形成、观念的变化、城市的发展、商业的兴盛、兵制的兴废、宗教的融合、东亚各国的动向与交流、精神文化的繁荣与进步等,不一而足。一位汉学家用这本约22万字的小书几乎涉及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使人读来不禁叹为观止。
可惜,由于上述原因,我对这些方面的介绍与作者在当中所提一系列观点,如今我都一概遗忘,甚至没了印象。说到这里,不禁想到读完本系列前两本的情况,与此也大致相同。既然如此,恰好若有时间,对其一并重读。不过,为了为重读稍稍留下印象,也为不浪费阅读下一本的时间,现对留到脑中的内容,进行一点举要。
其一、正如在相应推荐序张国刚所言,作者在政治史方面,对隋代的三十七(或三十八年,581-618算法有所不同)年的历史予以了充分的留意。当中尤其是关于杨勇和高颖与杨广和杨素的政治斗争之叙述很是精彩。就拿前两者在太子位置上的斗争,作者指出杨勇之所以被废,杨广之所以最终能取而代之,不单单是文帝与独孤皇后对杨广简单的个人喜爱,其中还涉及有当时三阶教的败落,还有到底是以关中本位还是山东本位这样的路线之争。
就时人的眼光来看,所谓关中,便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所谓山东,则大抵是洛阳以东的地区。而作者认为文帝晚年之所以要更换太子,暴露了其要摆脱关中本位的想法,而杨广也确实在即位后,很快便开始建洛阳城。总之基于多种原因,导致了杨广之于杨勇、杨素之于高颖这两位千年老二的最终胜利。对于高颖,再说一点,即他是公元589年平陈战役中作用仅次于杨广的人,其后又参加了文帝在公元598年发动由汉王杨谅率领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只不过这一场战争是以失败告终,文帝也以此为由,其后将他外放。
此外,较之前的推荐序,张国刚所写篇幅虽过于简短,关于对当中内容的举要,似乎仅上述一点而已。不过,其对本书有如下评论还是不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气贺泽教授的这本隋唐史,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二、本书作者、曾任日本“唐史研究会”会长的气贺泽保规在正文之前,中文版自序里一上来还以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因地震及海啸而带来的预计死难人数多达两万以上之自然灾难,强调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应该团结的道理,由此切入正题开始叙述本书的写作历程、以及他对这一时期的看法等……这一形式,让我印象深刻。
其三,除了作者认为隋代衔接南北朝和唐代,是承上启下因而十分重要的时代,其统治者一方面接受了来自上一时期的遗产,另一方面却又始终想摆脱其阴影。对于唐代,毫无疑问作者认为其相应分界点便是安史之乱。即拿军事来说,早在平陈之后,隋文帝便撤销了在东南一带的军府,在这里作者认为也可以反过来看,即设置于关中的军府并没有撤销,那么以兵力分布,当时的局势无疑是内重外轻的,而随着帝国对外战争力度的加大,由武后起,内重外轻的局面便有所改观,及至安史之乱爆发,遂使已经改变的情况成为定局。这一点,大致是第一及第七章有关内容。
其四、除了第七章所介绍的兵制与税制层面,这里再回过头谈一点第四章所述内容。隋唐何以如此开放包容?除了据作者之前所说是其统治者胡汉的双重身份使然,以及这种情况是在隋代使东突厥臣服后而形成对外不容置疑之优势产生的,还在于其时期的制度松散,或者说是不完备。除了对外,包括从武则天开始,到公元713年作为皇帝的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致太平公主被杀这一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妆时代”,当然,若至公元756年因安史之乱爆发而在马嵬坡导致杨贵妃及姊妹被杀,则这一时代共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间涌现出多位或有才貌,或有野心,总之都接近政治的杰出女性,就以唐玄宗时期来看,便有武惠妃、杨贵妃及其姐姐虢国夫人等,此外,还有如太宗玄宗等人以非嫡长子即位、唐代近三百年中只有七十多年有皇后等现象,除了由此可以看出各种的特点,但无疑都与其制度的松散或不完备有关。
众所周知,隋唐继承了北朝的遗产,创立了以律令为意识形态及行为规范的庞大帝国,但同时又无可避免了受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贵族制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有唐一代都没能摆脱其阴影。就这样,在律令制与贵族制一主一辅而并行不悖的情况下,造成了隋唐这种独特的国家体制,也构成了其时期的官僚制。以此为端,或许也可以将其视之为制度不完备的一种映射。
其五、如隋代独孤氏、唐代任瓌妻所代表的其时期这种悍妻妒妇,固然一方面可以看出女性地位的提高,甚至在“七出”的同时,还加了一条女性同样能够以此和男性分开的“义绝”,亦可以看出女性地位提高这样的转变。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地位提高只是相对之前或之后的时代而言,当时的社会无疑还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有一个例子最能看出当时男性迎妾换妻的风气,即在废王立武中,许敬宗为支持武则天便对高宗说:“一个农民如果有点钱还想换妻子,何况贵为帝王?”这在话糙理不糙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男性对这方面的绝对优势。因此作者指出:
我们不能忘记妒妇产生的另外一个背景以及温床,即在家庭中妻子们一直深受着一夫多妻制的巨大压力,为了抵制减缓这种压力,维护家庭的正常秩序,于是妒妇遂应运而生。(p215)
其六、回到政治史层面,对于安史之乱后唐代何以又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作者认为:
唐朝这种令人惊叹的自我恢复能力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在唐王朝体制之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柔性构造。(p121)
其实,私认为这种体制之中的“柔性构造”恰恰是与上述不完备的特点有关。
其七、前面有言,安史之乱使外重内轻成为定局,而其中实力最强者,最与唐廷若即若离的,莫过于由田承嗣、李怀仙和李宝臣所组成的河朔三镇了。除了对其的叙述,作者对安史之乱后平卢第二任节度使李正已实力的壮大,甚至到向南可以威胁到田承嗣的局面,有如下观点让我印象深刻:
即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山东、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部之间已经被海路连接了起来,由此获得的利润对于强化权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p127)
其八、众所周知唐代中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三大毒瘤。分别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激烈。而对于几乎贯穿了九世纪上半叶约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何以出现,作者指出:
究其原因,我想指出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是闭塞的政治环境,即宦官掌管政治造成的闭塞的环境所致。官僚们长期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通过官僚之间结帮组派才得以发散。而对于宦官方面来说,这样的党争当然多多益善。(p146)
其九、再说军事方面,唐代中后期中央兵力所依靠的,无疑是由边防军而成中央禁军的神策军,德宗就是凭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将均田制和租庸调合一,实行了不以人头而以土地资产征税的两税法,接下来的宪宗则凭此对藩镇实力进行遏制,之所以到后来禁军中神策军一家独大,又是与宦官的关系密切是分不开的。而之前,作者则对唐代前期禁军的演变做了一个细致的梳理,有北衙四军、六军什么的,这一点,使我收获颇丰,同时又只是留下一点印象。
……
总的来说,本书新颖观点颇多。
首先如作者认为时令文化是加强上下层沟通一种最有力的手段,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又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其次如在叙述因寻找密宗而从日本来到大唐的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一部游记时,便引述了一位汉学家对那本书的评论,说若论经历描写的细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胜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若论向世界介绍中国,则其胜过《马可波罗游记》,随即又以此书为基本史料,接受了圆仁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其间也叙述了当时的乡村生活、因扬州不通而由山东赤山登陆时给予帮助的新罗侨民、以及由此到长安而恰好赶上的公元845年会昌灭佛等。此外,入唐八家分别是最澄、空海、园行、常晓、圆仁、惠运、园珍、宗睿,圆仁便是最澄的弟子,其之所以来到大唐,本想去天台山,却因机缘巧合,放弃了原计划,改去五台山,这一点是与他在赤山登陆进而了解当地情况有关。
再次如在除了末章、倒数第二章中不同于前两本只将视角聚焦到同时期与日本为中心的国家的交流,而是更多的关注并叙述到隋唐与西北民族的关系,其间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三,一是隋唐两代对此最常用的手段是和亲,而其中令我最有感慨的,是隋代的义成公主。她先是在炀帝被突厥包围当中,出手相救,使其逃脱,然后又在炀帝于江都被杀,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收留了炀帝皇后萧氏等人,故据作者所说她可谓对隋代尽到了最后的忠节,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其结局,却是在贞观四年(630)唐廷进攻突厥过程中死于非命。二是如前所述,作者先是反驳了西嵨定生所说“汉字、儒教、律令制、汉译佛教”这些对于东亚世界共性的标识,他指出这些标识对于隋唐时代东亚各国的特点并不能全部囊括,进而他着重叙述了隋唐与西北各族的交流,其中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即不论突厥,还是吐蕃他们为什么不像以日本为代表包括朝鲜那样而自创文字?吐蕃为什么还形成了不同于汉译佛教的藏传佛教?究其根源,在于当他们面对庞大的汉文化时不想被同化,进而所做的抵抗。此外他还指出,册封和羁縻这两种隋唐对外的手段,并不是以其是偏农业还是游牧而划分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区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的。三是当中作者还通过敦煌从八世纪九十年代至九世纪上半叶都被吐蕃所占领这一史实,指出当时的吐蕃不仅有了统治农业地区的兴趣,还有这样的能力。
最后,作者在除了末章最后的“唐代文化百态”一章里,先是连带诗篇而简单介绍了从初盛唐到中晚唐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以展示其时期文学的成就,并指出唐代诗歌之所以如此兴盛,一大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科举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不过,令我最耳目一新的,还是作者对以韩愈柳宗元为首所发起古文运动的性质之看法。他说: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以及回归儒教的复古主义,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也就是站在反贵族主义的立场以及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
另外,本书除了观点新颖,以及包括政治而外的典章制度、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较同系列之前的几本而言可谓是面面俱到,这两处前面已有提及的特点外,私以为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材料扎实,论述严谨。关于前者,只要看看后面的尾注就知道了,数量之多远非同系列之前的几本可比;而对于后者,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对唐代中央禁军变迁的详细介绍,以及在得出唐代长安总人口约整整一百万的结论之前对其进行细致的划分,比如因居住在长安的居民都是城市人,那用不用将对他们进行粮食供应的郊外居民划入其中?其人数又约有多少?又如对居住在长安以护卫皇帝的禁军、京城官员的家属,关于其人数都做了细致而合理的讨论等等。
由此来看,本书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评分最高,获得了八点以上的评分,也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据我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也逐渐成为后来者的参考书。就拿我之前看过的来说,记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由孙英刚写的那一卷,以及易中天在其中华史有关部分的书后参考或推荐书目中即都能看到这本的书名。
此外再由我前段时间在北大中国通史公开课所看到有趣的地方向本书补充一点,即在唐代部分中,记得邓小南所说,李渊起兵之初,因自身实力相对弱小,故其一方面不与隋廷彻底翻脸,另一方面又以北方重新崛起的突厥为援,最可以看出这种心态或方针的,莫过于其在行军打仗时一度使用的绛白旗了。
所谓绛白旗,顾名思义就是一面军旗上共有红白两种颜色,因为杨隋尚红,而突厥尚白,因此以这两种颜色作军旗,无疑是上述心态或方针一个很好的例证。而对于绛白旗到底是什么样式,历来则莫衷一是,通常的说法是,其样式采用上红下白,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或摩纳哥之国旗相似。我之前也对这种说法深以为然,而看了邓小南的公开课,据她推测,所谓绛白旗,更有可能的是用红白分别作为军旗的两面,对于这种说法,同样很有道理,因为绛白旗之所以出现,本身就是权宜之计,而这样做,无疑更具操作性。总之,相对于上红下白,我还是更认同邓小南之说,也在此将其存为一说。
今年八月底,我同家人再次进图书馆,进行还借书,用三张身份信息所借十四本中,除了家人借的三本,其余十一本都由我自己所选,只是一个多月过去,我仅看完了其中的一本,没错,这就是易中天的《大话方言》,一本消遣时间的科普读物。而余下的整整十本,则多与中国哲学有关,李零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任继愈的《墨子与墨家》自不待言,就连李泽厚《说巫史传统》所收录的三篇文章、胡适文集卷6所收录的四种著作也都是如此。这些几乎占了十本书的一本。基于能够对这些读得更清楚,至少使自己对其不要再有夏虫不可语冰的感觉,故接下来我便准备以前年年底所购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为之后对上述几本的阅读打下一点薄弱之基础。
说实在的,毕竟是第一次正面接触中国哲学,因此即便是对冯友兰先生这本经典的阅读,心中也不免忐忑。不过好在,据说这本书主要是以四十年代末他在美国一所名校一学期的讲稿整理而成,那么既然外国人都能听得懂,想必对国人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何况,接下来要看的那一版,是由赵复三翻译,据说较之另一版本,其译本还算是通俗浅白一点。既然如此,那就试着慢慢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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