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墓出土全过程（唐太宗贵妃韦珪墓）

韦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嫔妃，贞观元年册立为贵妃，位列四妃之首。她在史书上的记载少之又少，死后陪葬于昭陵。她传奇的人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甚至在电视剧《传奇武媚娘》中被塑造成迫害武则天的超级大反派。1990年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的韦贵妃墓的出土，为我们更真实地了解这一位传奇贵妃。

韦珪出生于597年，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上的，不仅长得好看，投胎也投得好，她的父亲是隋朝开府仪同三司韦圆成，韦氏是隋唐时期的名门望族。也许是老天觉得给了她太多好东西，总要时不时地从她手上拿走一些。韦珪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韦圆成就去世了。虽然家族势力依旧炙手可热，但缺失了父爱的童年成了韦珪一辈子的痛。

在韦氏家族庇护下，韦珪慢慢长大了，走上了当时豪门名媛的一般道路——强强联姻，她嫁给了隋朝尚书李子雄的儿子李珉，还为李珉生下了一个女儿定襄公主。如果不是乱世到来，也许韦珪会和李珉岁月静好，平静地过着贵妇人的人生。

可老天又跟韦珪开了一个玩笑，韦珪的公公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被杀，丈夫李珉也在乱世中死去，韦珪作为家属受牵连，后来回归娘家韦氏。虽然韦珪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历史上没有任何着墨，但失去丈夫、兵荒马乱、戴罪携女的经历，对韦珪来说想必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否极泰来，经历了丧夫之痛的韦珪，以寡妇身份重新回到了韦氏娘家的庇护下。武德四年，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的王世充，城破后李世民主动走访当地的豪门，其中就有韦氏家族。李世民听闻韦氏的韦珪长得好看，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小有名气，一番周折下将韦珪迎娶入门。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在韦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嫁了李世民后，韦珪结束了前半生颠沛流离的日子，贞观元年被册立为贵妃，位列四大贵妃之首。为李世民生下一儿一女，深得李世民宠爱。

也许是前半生的曲折经历史上记载阙如，在电视剧《武媚娘传奇》中，韦珪被塑造成一个不折手段、阴险狠辣的大反派。实际上，韦珪从未因李世民的宠爱而横行霸道，一直谦恭有礼。

李世民驾崩后，唐高宗对韦贵妃仍十分尊敬，奉于长辈之席，儿子李慎对她也十分孝敬，韦珪度过了一个舒心的晚年。公元665年，韦珪在陪同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的路上病倒，享年69岁，陪葬于昭陵。

在与韦珪一同葬入陵墓的文物中，有一件高51厘米的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造型像韦珪的人生一样奇特，不走寻常路，多次赴海外展览，被外国专家誉为“东方人面狮身像”。

镇墓兽，是古人为了防止野虫恶魂危害死者灵魂，震慑鬼怪而置放在墓葬中的明器。因此，镇墓兽的形象都非常恐怖怪诞。一般来说有面目狰狞的兽面或凶悍威猛的人面造型两种。

但这个镇墓兽既不是兽面，也不是单纯的人面，而是人面兽身，非常罕见。两头相背，共用一身，从侧面看像是大写的H造型。人面双目圆睁，下面还有络腮大胡须，像是胡人造型。在兽身上，还有一对五彩缤纷的贴金双翼，贴金工艺是唐朝陶俑制作较少见的技法。

韦珪墓的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的兽身和姿势，源自晋朝最初始的造型，晋朝镇墓兽大多是为四足行走状的牛型镇墓兽，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的耳朵仍保留了晋代四足行走的特点和牛耳的特征。

除了牛耳，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头部向上竖起成尖锥状的发型，也是源自晋代的传统，不过晋代的镇墓兽是后背纵向高耸三撮角状鬃，源自东汉独角兽的遗风，兽角似角似鬃发是在北魏时期开始出现的一个变化。

韦珪墓的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的“人面”，直到北魏平城年代才开始出现，最早实物出土的胡人形象文物是北魏的司马金龙墓，面目为北疆少数民族男性，与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一样有着络腮大胡子，在这一时期镇墓兽身旁则都有镇墓武士俑组合伴出。

进入唐朝初期，镇墓兽的身体造型还继承了隋朝乃至北朝的风格，但人面特征则有差异，隋开皇初期人面镇墓人面镇墓兽兽耳模糊，贴在兽头两侧。而唐朝的镇墓兽兽耳部轮廓凸现出来，招风耳居多，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的耳朵就是直立的形状。

除了耳朵造型，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的贴金翅膀也是对北朝文化的继承，北朝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大量吸收了粟特文化、波斯文化等异域文化元素，其中有翼人形象就是古波斯人王族身份的标志，在出土于粟特公元五世纪的镀金银盘、还有具有异域风情的虞弘墓壁画等文物上，就有很多有翼人形象出现。

由此可见，贴金双头镇墓兽可以说是集合了晋代以来镇墓兽的各种造型特点发展而来，比如大胡子的胡人造型人面、牛耳、双翼以及贴金工艺还有陶质做法，各种传统元素的杂糅形成了自己独特之处。

在组合而成的“奇”基础上，贴金双头镇墓兽还有其他镇墓兽所未见的特点。比如隋唐以来的镇墓兽往往是成对出现，或者配合镇墓武士俑出现，郑仁泰墓的镇墓兽就是一对出现，但贴金双头镇墓兽将“一对镇墓兽”“镇墓兽 镇墓俑”的搭配，通过双头人面兽身的设计，巧妙地设计在同一个作品上，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独此一家。

除了镇墓兽，韦贵妃墓中，还有很多宝物，体现了大唐这个时代特有的开放包容气象，其中一件就是韦贵妃墓中的红陶骑马胡商俑。

胡商俑最有“胡”字韵味的，是头顶的黑色直沿胡帽，帽子最早是由巾演变而来的，之前都是小孩子和少数民族用来保暖的。汉代的帽是指由布帛制成的圆形软帽，戴之前需要用巾束发，之后戴帽。而胡俑所戴的高顶帽为西域少数民族所戴，盛唐时期传入中原，开始在汉人中流行。

在胡商俑上，最能体现商字的，莫过于马背上驮负的红色货囊。货囊是古代胡商俑的典型标配。与货囊一同与胡商出现的，一般是骆驼，在其他出土的胡商俑中，有的是胡人站在骆驼前作牵引状，比如李延祯墓出土的牵驼俑，骆驼背上驮着装满货物的长圆形袋子，有马勺、扁壶、刀鞘等等。

胡商俑内着深红圆领衣，外穿红色小翻领窄袖胡服。这种双翻领袍服，可以追溯到粟特人的围屏石榻，明显区别于汉服的高冠浅履和波斯文化中的贯头衫。发展到后来，翻领袍服和贯头衫融合，在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到唐代时逐渐融合成一种为众人所接受的圆领缺骼袍。

韦贵妃奇特转折的命运，是唐朝广收博纳的胸怀，大行开放之风的体现。有唐一代，除了太宗韦贵妃，其他帝王后妃也有再婚的情况，原来齐王李元吉妃杨妃，太宗对其也宠爱有加。唐代公主再嫁、甚至三嫁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正是在这样开放包容的环境下，韦贵妃初嫁渤海李友眠，并与其生有一女为定襄县主，也不影响唐太宗对韦贵妃的喜欢和尊重。正是包容的文化环境，才有韦贵妃命运的神奇转折。

唐朝包容的环境是历史积淀下的呈现，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社会观念上，也体现在葬墓习俗、服饰特点等方方面面中。韦贵妃墓的彩绘贴金双头镇墓兽体现了胡人形象、源自晋代的牛耳、隋代形成的“成对镇墓兽”组合，正是各种文化要素交融沉淀的体现。

而唐代的胡商俑，也是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兼容并蓄的文化背景下的实物反映。胡商俑、马和货囊，生动体现了丝绸之路上生生不息的贸易交流，为唐代社会和中亚、西亚各国的文明融合注入了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