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勒石说的是谁（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

我们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地域空间的基础，依据《后汉书》等原始文献的记载，再结合《燕然山铭》刻石所在的位置和铭文的叙述，来重新比定窦宪此番率军北出所经行的主要地点和路线。

师出阴阳山

关于这次战役地理进程的记载，主要见于《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但也实在过于简略：

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何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

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

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

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

下面就对上述记载，逐一加以解析。

总的来说，在这场战役中，汉朝北征的一方，是兵分三路，搜索前进，再会师于涿邪山。

这三路兵马中，主帅窦宪、副帅耿秉和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这一路，是从朔方郡的鸡鹿塞出发。这个鸡鹿塞是汉廷设在阳山（今狼山）山脉上的一个重要关塞，西汉时期就有。在西汉朔方郡下属的窳浑县“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显示出这里控扼着边塞内外的一条重要通道。西汉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廷派人护送其北返时，即“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显示出这是一条平时常行的大道。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这一路兵马出发的“满夷谷”，唐人李贤注释说，这实际上也是一座关口，称作“满夷谷阙”（《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唐李贤注。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读作“满夷谷，阙”，意即注解阙失，不确。《册府元龟》迻录《后汉书》此文，今残存宋刻本文字本与《后汉书》相同，而明崇祯本《册府元龟》却将其改镌为“满夷谷，关名”。尽管这一改动并不适宜，但从中可以看出，改动这处文字的学人是把原文的“阙”字理解为“关隘”的），亦即设在满夷谷上的一道门阙。

史载后来在和帝永元六年，因永元元年曾随同窦宪出征的左谷蠡王师子被立为南匈奴单于，致使所谓“新降胡”凡“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漠北。……冬，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岸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三千余级，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汉廷北征军三路兵马出塞地点示意图

大城塞在黄河南岸，距离河水已经很远，而且位于满夷谷的西南方向；同时度辽将军驻扎的曼柏和南单于王庭所在的美稷，又都位于满夷谷的东南方向，这些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都有标绘。这意味着逢侯所率匈奴叛兵由大城塞逃亡满夷谷的途中会更接近汉朝和南匈奴新任单于师子的军队，可他却还是向满夷谷奔逃。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这条满夷谷谷道，应是黄河所谓“前套”亦即黄河大转弯东北部区域出往塞外的主要通道。不然的话，逢侯就不会逃向这一通道。

“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如上一节所述，我把它理解成“邓鸿将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不然的话，“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无所统属而邓鸿一个光杆儿司令又出去干什么呢？须知度辽将军不仅“秩二千石”，更是一位实职的高级将领（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梁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当然是要独立担任统兵作战的任务，而不会是像班固那样的帮闲幕僚。《后汉书·和帝纪》简要载录窦宪北征史事，乃径谓“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这更清楚点明邓鸿的方面军总指挥身份，参与北征之役的八千义从羌胡军兵理应由他直接调遣。

邓鸿统领的这支军队，其出发地点稒阳塞，设在汉五原郡的属县稒阳。作为沟通边塞内外的重要道路，其交通地位在西汉时期就很突出。史载西汉时期由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根据这一记载，所谓“稒阳塞”，显然是设在这条通道上的一处关塞。正因为稒阳这一关塞的重要地位，五原郡的东部都尉也被设在这个县里（《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关于这几处关塞的具体位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比较可靠的早期记载，都适当有所反映，可以说大体不误。但若进一步深入追究，则可以做出更为清楚一些的说明，而其具体的标绘缺陷，则是没有能够直接反映稒阳塞的位置，只是绘出了与其密切相关的五原郡稒阳县的县城而已。

更为合乎实际的画法，应是在固阳县城的北面，标记“稒阳塞”的位置。那么，为什么这样画呢？这是应为不管是“鸡鹿塞”也好，还是“满夷谷阙”也好，还是这个“稒阳塞”，都只能设在汉朝北部边防线所在的山间谷地，而汉代的稒阳县城，却是位于这道山脉的南坡之下，因而稒阳塞只能推定在稒阳县城以北的山地中间。

具体地说，在所谓“后套”地区，诸如鸡鹿塞这样的关塞，应是设在今狼山山脉的山间谷地之中，而“前套”地区的满夷谷阙和稒阳塞，则是位于阴山山脉的山谷之内。现在的狼山，在汉代称作“阳山”，和“阴山”的名称相对而言（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篇第一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对此有详细解说）。秦汉在阴山和阳山，都筑有长城，作为防备匈奴的屏障。阴山上的长城，是在战国时期由赵国最早修建，而阳山上长城的则是在秦统一后所建。

窦宪麾下的三路北征大军，分别由鸡鹿塞、满夷谷阙和稒阳塞出发，离开汉境，实际上也就是跨过阳山和阴山，进入蒙古高原。

花费很多篇幅具体说明汉朝北征军出发的关塞，除了这个问题是这次战役地理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澄清之外，还有一重原因，这就是合理地解释《燕然山铭》中“凌高阙”一语的涵义。通观《燕然山铭》中“凌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这几句话，可知“凌高阙，下鸡鹿”讲的是北征军出发的地点，但如上所述，三路汉军哪一路也没有经过高阙，《燕然山铭》的描述，并不符合实际。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从著述的体裁上看，班固作“文”与范晔写“史”文字表述形式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吾辈治史，在大的着眼点上，乃不宜以“文”辞而疑“史”义。清人钱大昕特别强调“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高阙，是战国以来这一段北边长城上最著名关隘，其具体位置，曾经有过推移，即由阴山南麓的赵国北边长城向阳山之上秦朝北边长城的外挪，而推移到阳山上的高阙，到东汉时仍是一处著名的关隘。就在窦宪永元元年这次出征之前十六年的明帝永平十六年，太仆祭肜即尝率兵“出朔方高阙”以伐北匈奴（《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卷八九《南匈奴传》）。过去我在《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篇第一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中，详细阐释过这一变动的原委，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参阅。

透过《后汉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早期战国时代阴山山间的高阙，还是后来嬴秦两汉时期在阳山新设的高阙，都与东汉永元元年这次出兵毫无关系；特别是前述祭肜兵出高阙一事，说明高阙在东汉仍在行用，满夷谷阙或稒阳塞等关塞不会是旧时高阙改易的新名。

前面第四节在论述“氐羌”一语的涵义时，我已经谈到《燕然山铭》行文的用典问题。只有充分认识《燕然山铭》在文体性质上与《后汉书》纪事的根本性区别，我们才能理解《燕然山铭》中的“凌高阙”，只是借用“高阙”这一名称来体现汉朝大军跨越边塞北上的事实而已，班固是用它来替代实际经行的满夷谷阙和稒阳塞，是“徒有虚名”而不是实写。在研究相关史事时，看待《燕然山铭》的文字，需要有通达的眼光，切不可过分拘泥。

燕然一回首

窦宪北征之役的地理进程，若是仅仅依据上一节引述的《后汉书·窦宪传》，能够做出的复原，不仅十分有限，同时在大的地域范围上也还相当含混。结合《燕然山铭》的文字，才能够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然而，由于《燕然山铭》的传世文本，在一些关键词句上存在严重舛误，若是没有新近发现的刻石铭文，仍然很难厘清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真相；甚至还会受到传世文本中舛讹衍增文字的误导，得出错误的认识。

在《燕然山铭》当中，与汉军北征地理进程关系最为密切、同时也最为重大的一个字，是传世文本比摩崖刻石的原文衍增一个“遂”字。

在敝人订正后的《燕然山铭》中，其相关内容如下：

于是域灭区殚，反斾而还，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

按照这样的文本，这段内容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即“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这些作战的经历，是窦宪统率大军回师途中，在南入大漠之前的最后一站停留时，比照汉军携带的文献记载和匈奴地图，纵览其所经历的山丘川谷，对整个战役进程所做的一番回顾。

汉朝与匈奴，累世对峙冲突，当然会有足够的敌情数据，其中也包括至关重要的地图在内。例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部领南边及乌桓”的右薁鞬日逐王比，也就是后来的首任南匈奴单于，在投附汉朝前夕，即曾“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进献给朝廷当觐见礼（《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既然是这样的回顾，班固用“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这些词句所表述的作战经历，就不能简单地与《后汉书·窦宪传》记述的涿邪山、稽落山、私渠比鞮海那一套行军路线相衔接，需要综合分析，才能合理地解读和运用这些内容。

同时，就“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这段话本身而言，也还是要充分考虑“铭文”与“史书”在行文运笔方面的区别。不宜把“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看作是“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后续行为，“蹑冒顿之逗略”与“焚老上之龙庭”也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前后相继发生的两件事情。因为这些内容都完全可以根据文词形式的需要而对其实际次序加以调整。

麻烦的是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燕然山铭》的传世文本在“隃涿邪”的前面衍增了一个“遂”字，成了“遂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的样子。按照其字面上语义，就很容易把“遂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这些行动看作是稽落山作战结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会把这些看作是永元元年这次北征之后汉军的第二次北征（关于这一问题，下一回我再详细讲述）。

下面就以《后汉书·窦宪传》的纪事为主，结合《燕然山铭》的描述，并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位置为基础，复原永元元年这次北征之役的地理进程，并分析战场形势，尽可能阐释其内在原因。

首先，东汉出征的军队，是兵分三路，穿越大漠，向涿邪山进发。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分兵进击的样子呢？

第一，古今中外的大规模行军作战，都不可能把所有军兵堆到同一条线路上。这样统统挤到一起，人马摆不开，也不便沿途随时补充必须补充的给养（如饮水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汉军对匈奴作战，往往需要搜索前进，寻找战机。因为匈奴骑兵在辽阔的草地上机动性很强，可以随意四方游动，即方便避而不战，也便于主动选择对决的战场。

在这一方面，匈奴是具有很大战略优势的，与之对峙的中原王朝，不管是秦朝，还是汉朝，都明显出于劣势。弥补这种劣势办法之一，便是动用优势兵力，搜索前进，分进合击。谁找到谁打，在哪儿找到就在哪儿打；其他各路兵马，在条件适宜时也可以靠拢过来，并力攻打。

窦宪出发前把这三路大军进军的目标定为涿邪山，而汉朝和北匈奴的军队后来也确实是在那附近发生接触，展开战鬪，其间的缘由，也有迹可循。

其中一项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因为涿邪山是北匈奴人的一个重要基地，北匈奴人很有可能据守这个地方。

永平十六年祭肜率军征讨北匈奴时，即“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而逮祭肜退兵之后，“皋林温禺犊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再往前，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曾“使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邪山”，尽管其结果与后来的祭肜同样“亡所得”（《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但公孙敖等既然期望“有所得”，就说明涿邪山是匈奴人比较稳定而且重要的一个居住地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就一般畜牧条件而言，北方游牧民族所谓“逐水草而居”，并不一定只是在平坦的草场上来回游荡，实际上在其选定季节性牧场的时候，还会充分利用各种起伏地貌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在蒙古高原上，由于山丘众多，地多起伏，夏季牧场一般是选择凉爽的山坡台梁（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八讲《畜牧业地理空间与草原游牧方式》），而窦宪北上的时间正值盛夏，所以北匈奴单于驻牧于涿邪山，也合乎正常的情理。

另一方面，在不得不面对汉军的进攻而与之对决时，匈奴方面为什么不把战场选择在其他地方，比如向前推进，在涿邪山前平坦一些的草地上展开战斗，而非要会战涿邪山呢？这与汉、匈双方各自的军事优势有关。

关于这一点，西汉文帝时鼌错做过很好的论述：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㦸，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徃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㦸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汉书》卷四九《鼌错传》）

简单地说，相比之下，匈奴的军队更擅长山地作战，汉朝的军队则擅长平原作战（当然这种所谓山地，是指蒙古高原和内地北方那些比较平缓的山坡，而不是陡峭的山峰）；特别是匈奴的“弓马”应较汉朝优良，具备一定优势（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梁刘昭注引应劭《汉官》谓“（匈奴）单于岁遣侍子来朝，谒者常送迎焉，得赂弓马毡罽他物百余万”。显而易见，这些“弓马”当胜于汉朝所装备于军兵者，所以匈奴才会持以进献），这样利用变化的地形“且驰且射”，会对汉军造成很大威胁。因而在涿邪山的山坡上与汉军决战，对北匈奴是比较有利的，因此他们才会在涿邪山上等待汉军的到来。

看到这里，有些人也许会问：那么北匈奴人为什么不先跑开，躲过风头再说？在这之前，既有前辈成功地躲过了公孙敖的进攻；在这之后，也有后人成功地躲过了祭肜的进攻。这时北匈奴单于又为什么不率众逃避了呢？

政治决策的选择，永远没有绝对的必然，而且往往是决策人物的主观判断影响具体的政治行为。当时的形势，北匈奴也不是完全没有退缩避战的可能，但余地确实不是很大。

史称章帝元和“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这是永元元年窦宪出征四年之前的事情。后两年，亦即这次爆发之前两年的章帝章和元年，复有“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降的北匈奴人还讲述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遯逃远去，依安侯河西。（《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在汉朝方面，有侍御史鲁恭也讲到同样的情况，谓“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臧（藏）于安侯河西”（《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案“安侯河”原作“史侯河”，“史”应是“安”字形讹，参据《后汉书·南匈奴传》改），这意味着北匈奴的处境已经相当蹙迫，疆土的范围也已颇为窄小。

历史上以蒙古高原为主体的草原大帝国，在疆域上，通常都是以今鄂尔浑河流域为核心，东据大兴安岭，西有阿尔泰山，南北横跨大漠两侧。其中鄂尔浑河流域水草丰美，为其经济腹地，同时也是政治中心。做个不太妥切的比方，鄂尔浑河流域之于北方草原政权，可以说大致相当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之于中原王朝，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这里的。反过来看，若是失去鄂尔浑河流域，这个草原帝国也就汲汲可危，难以存续了。

安侯河即今鄂尔浑河，这些新附降人讲述说北匈奴遁逃远去而“依安侯河西”，即指章和元年“鲜卑入其左地”一役给北匈奴造成的重创（《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显而易见，鲜卑的势力至少已经严重威胁安侯河东岸一侧的安全，使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原来位于安侯河东方的单于之庭；甚至有可能已经完全失去安侯河以东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能够与汉朝军队回旋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这就是他们在涿邪山上坐待汉朝军队的一项重要原因。国势国运已然如此，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那么，北匈奴人是不是就这样傻乎乎地在山上坐以待毙呢？当然不是。他们也需要根据汉军的动向调整部署，以更有针对性地备战迎战。

匈奴不仅会针对汹汹而来的汉军放出游动的骑兵侦探，随时获取汉军的消息，而且在其边地，还常年设有守边的哨兵。通常汉军甫一入境，匈奴的头领立刻就会掌握相关的情况。

现在有很多食洋不化的学人，不知根据哪一位著名西洋学者的经典著述，说什么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全世界的古人一向都没有“边界”的概念，更没有有形的边界。我曾不止一次向讲述者求教：像中国古代的长城、铜柱，即使是在今天，同样的边界标识也还极为罕见，若是没有边界，那么长城和铜柱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面对如此清晰的事实，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奇妙的理论呢？不过一直没有人给我答案。

其实不仅是中原的汉族政权，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权力，都一定会有它所能控制的边界线。匈奴人在它的边界在线，设有一种守边设施，称作“瓯脱”，用以候望侦伺入境的外族（《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并唐颜师古注）。在这里，“瓯”是边缘的意思，“脱”是指候望侦伺的小土屋（别详拙文《秦汉象郡别议》，刊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6辑）。有了这种“瓯脱”，涿邪山上的北匈奴人也就更容易预先探知分成三路前来的东汉军队。

汉廷这三支兵马的布置形式是：西面和东面这两侧的军队，虽然各自都有万名南匈奴军兵，但却分别都由汉将统领，在他们手下还各自配置有八千名汉廷重兵和八千名来自湟水谷地的“义从羌胡”；只有中间一支的一万名南匈奴军兵，由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统领，没有朝廷的将领和士兵同行。像这样把南匈奴单于统领的匈奴军队裹挟在中间，也可以对其“破北成南，并为一国”的意图有所牵制，防止屯屠何乘机生变。

三支部队各自都经行了怎样的路线，现在已经无法具体复原。不过燕然山下的翁金河谷，是漠南漠北之间最便捷的通道，汉军不应该不走。我推测，最东边邓鸿这一路兵马，很可能是通过此路穿越大漠的。

汉军抵达会涿邪山后，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原因，只能是北匈奴方面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预先做了调整，转移到对其更为有利的地点，与汉军展开决战。

北匈奴单于是把驻地转移到了涿邪山东侧浚稽山中的一座山峰稽落山上。其实涿邪山和浚稽山都是今阿尔泰山山脉的一部分，浚稽山在这条山脉的最东段，涿邪山这一段比它更靠西一些。因而北匈奴也算不上是做了很大的转移，从战略意义上讲，稽落山的形势，实际上与涿邪山并没有什么区别。

战事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面对北匈奴的实际情况，窦宪及时调整部属，“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结果，是大获全胜，北匈奴单于和剩存的部众溃败奔逃。

审看东汉一方在稽落山之战中投入的兵力，除了南匈奴右呼衍王须訾所属不详外，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这几位将官和左谷蠡王师子都属窦宪直接统领的这一路兵马，因而参与稽落山战役的汉方军兵，似乎都是窦宪亲率的队伍。这显示出窦宪亲率的这一路军兵是最先抵达涿邪山下的。这种情况，也符合正常的情理。这是因为窦宪兵出鸡鹿塞，在三路大军中偏西，最靠近涿邪山，当然会早到一些。

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窦宪在其他两路军队还没有汇合的情况下，就及时指示手下，向稽落山发起进攻，这倒是很好地显示出他处事的果断，这也符合其“性果急”的特征（《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稽落山战后，汉军乘胜追击逃窜的各部匈奴。汉军从东南方向来，特别是邓鸿那一路兵马，理应来自稽落山的东面。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的败军只能逃亡北方或是西方。实际的情况，是汉军在涿邪山北侧的私渠比鞮海（今称“邦察罕泊”或“邦察干湖”），“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算是基本消灭了北匈奴的有生力量。

假如没有《燕然山铭》的叙述，我们对这场战役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没有办法知晓更多的情况。但我们看班固在回顾此番作战历程时提到的“跨安侯”这句话，可以了解到汉军在私渠比鞮海战后，还进一步清扫北匈奴残余势力，直捣老巢，来到了安侯河畔。

汉军进兵安侯河畔，自然要经历位于安侯河畔的匈奴“龙城”。这个“龙城”见于《汉书·匈奴传》，乃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当然是匈奴的一处重要祭祀场所。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也清楚标绘有这个“龙城”的位置。不过，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是把它记作“茏城”，《后汉书·南匈奴传》则又写作“龙祠”。这也就是《燕然山铭》中“焚老上之龙庭”的“龙庭”（《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唐李贤注），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篇末的论语中评述说，窦宪率汉军“破龙祠”而“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可以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永元元年窦宪统兵北征之役地理进程示意图

略显遗憾的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一时还难以确定匈奴单于墓葬的所在，也就是无法确指《燕然山铭》所说“蹑冒顿之逗略”的“逗略”是在哪里（《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刘宋裴骃《集解》引晋张华语曰：“匈奴名冢曰逗落。”《燕然山铭》之“逗略”应即“逗落”异写）。不过，依照常情来推测，应该不会离开匈奴单于庭或所谓“龙城”太远，大致也应当在安侯河附近。不管匈奴人的“逗略”是怎样一种形式，当时人是应该清楚知晓已故单于墓葬位置的。因为西汉昭帝时其东邻乌桓就曾“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现在窦宪麾下的军兵当然也能再一次“蹑冒顿之逗略”，以做象征性的破坏活动。

这样看来，所谓“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都应该是汉军北“跨安侯”时连带发生的行为。但这些军事活动仍具有很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作用。这是因为如前文所述，这一区域是匈奴的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当时还有大量匈奴民众存留在那里（《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窦宪需要对其进行一番“清扫”。

估计大致在闰七月上、中旬间，汉军对北匈奴在鄂尔浑河流域的主要据点和中心区域，已经碾过了一遍，清楚其运势已去，故有捷报传回京师洛阳。于是，朝廷在闰七月二十二日（丙子），以汉和帝的名义郑重昭告天下：“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丑虏破碎，遂扫厥庭，役不再籍，万里清荡。”（《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诏书中“遂扫厥庭”云云，自与《燕然山铭》中“焚老上之龙庭”的文句相对应，好一派大功告成的景象。

在对北匈奴最重要的鄂尔浑河流域又继续做了一番更为彻底的“扫荡”之后，窦宪便轻轻松松地顺着翁金河谷南归皇汉，最后由邓鸿和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出发的五原郡回到塞内（《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途中，在经过漠北地区最后一个停留地点燕然山时，面对山上特立如碣的岩石，封天禅地，搞了一个很隆重的庆功典礼，并指令班固撰写一篇铭文，凿刻于山崖，昭示这一所谓“功绩”，使之垂耀万世。这似乎应该是在这一年八月下旬前后的事情。

对于大汉王朝来说，窦宪这一番折腾，究竟是福是祸，需要留待以后另做一个专题来具体论述。不管天下苍生心底里是什么感觉，窦宪本人和他的小妹窦太后，藉此成功地从窘境中解脱出来，一定是志满意得。虽然只是自欺欺人，窦太后的面子和威风，总算勉强得以维持；同时又藉助这次出征的功绩，在这一年的九月，“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从而进一步增大了窦宪的权力，也提高了他的地位。

窦宪以待罪之身，却在北征出发前便被授予车骑将军之职，现在甫一归来又被任命为大将军。依东汉制度，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故窦宪由车骑将军而越级擢升大将军，自是不次之赏。窦太后此举显然是在强化窦家的权位，须知当年的霍光主要就是靠这一职位才得以如意控制文武百官的。只是窦宪顾虑社会观瞻，为了让吃相显得稍微文雅一些，故作姿态，辞谢了侯爵，以确保更加坚固地控制朝政。这一政治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地评价窦宪北征之役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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