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历史背景 蜀地史迹李后强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

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发现很多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一些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三星堆古城可能是被雷击烧毁而灭，但金沙文明为何衰亡，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学术之谜。

金沙古城是被什么力量所灭？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文物为什么没有破坏痕迹？太阳神鸟用途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回答。

我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还原法”研究金沙古城消失问题，认为“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摧毁了金沙王国”。

“还原法”就是把考虑场景还原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如农牧业社会，科技落后，自然灾害频发，人们信仰原始宗教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横行人间的瘟疫基本绝迹，“送瘟神”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瘟疫”，更提醒我们，有些事要时时挂在心上。

为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正组织编写《巴蜀江河传》系列丛书，其中《成都河流故事：流淌的江河博物馆》已经正式出版，我为丛书撰写了总序言“不废江河万古流”。

在收集整理江河资料中，我们发现，四川古代河流众多，分布广泛。

由于成都平原是冲积平原，河道变化很大，近代消失的河流很多，由此想到金沙古城消失之谜，可能与河流改道、洪水泛滥有关，特别是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有关。因此，古蜀国的实力大大衰减，无法抵抗外敌入侵被灭。

金沙太阳社鸟和三星堆太阳轮盘都是古代蜀人的历法器，启发了后来的周易八卦和算盘，根据日月变化计算季节气候，以便安排农业种植。

清华大学范念念、吴保生、刘乐2010年7月在《山地学报》刊文指出，发生于公元前1099年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并导致三星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以及杜宇时代的严重水灾。

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有助于探讨金沙古城的消失，至少说明成都平原水患很多。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等指出，历史上，成都古城镇迁移的最大可能因素应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因为最近的一次金沙古城的毁灭时代上与2300-2600年前的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相关成果发布于知名国际期刊《地貌学》上。

他们认为，古蜀国频频受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影响，蜀国国力的衰弱导致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在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古蜀人希望有一双“千里眼”，寻找一片安宁的土地，四处迁徙。

陈宁生研究员的论文是破解金沙古城消失之谜最重要的成果，非常具有说服力。

洪水肆虐是击垮古蜀国的最后一环，应该没有太多异议。

《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我们分析发现，几乎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对于金沙遗址的古墓葬类型和分布，对于完整的出土器物，都不能作出很好解释。

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介绍，有2000多座墓葬，有成片的，有零星的，更多的则是集中埋葬的，很多都在居住区附近。

集中埋葬包括合葬，不应该是洪水灾害造成，因为活人是可以逃跑的。况且当时古人游泳本领高强，死亡人数有限，洪灾后还可以重建家园，不可能彻底毁灭。

而应该是疾病造成，更可能是瘟疫造成，因为大洪灾后都有大瘟疫，只有大面积瘟疫才有大量人口集中死亡。

另外，如果是战争，这些珍贵器物如金器玉器应该被掠走，不会留下掩埋，象牙也是好东西，不应该被集中掩埋。

根据王毅、邓聪主编《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第241至251页介绍，在“梅苑”地点内已经出土6000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礼器，发现了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从该文图八（第244页）可见象牙、野猪獠牙等都是被泥沙掩埋的。

我们在研究金沙器物没有被人为故意损坏的基础上推测，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大多数人死亡，因而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力衰减，很快被灭。

虽然没有历史文献直接记载这件事，但从《山海经》等古书中可以找到间接证据。

古代医学不发达，对于瘟疫毫无办法，而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水患频发，瘟疫多次爆发。

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祭祀坑完全不同，泥沙和文物混合在一起。金沙遗址坑里大小不同的泥石颗粒散落在不同部位，象牙杂乱地分散着，其中还掺杂泥沙，这应该是山洪冲击造成的“洪痕”。在遗址内，还发现古河道乌木。

循着这些蛛丝马迹，陈宁生研究员推断出，大地震发生后，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河道堵塞，河床提高，最终导致蜀地出现了大洪水。因此，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极大。

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流感、痢疾等，其他的还有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等。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影响特别严重。

公元前9000年至7500年，有人类早期疾病出现。公元前1500年，埃及发生疫病（炭疽）大流行。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发生疫病大流行。公元前430年到前427年，雅典发生瘟疫，近一半人口死亡，整个雅典濒临毁灭。

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3日内死亡大约2800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

1347年，欧洲瘟疫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在《旧约圣经》中，有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

在中国各个时期，都有瘟疫流行，死亡人数惊人。

公元前243年，中国有疫病流行记载，后来记载更多。

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

在中国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记载。

“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左传》。

在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东汉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1855年，云南发生鼠疫，单在印度和中国就引发超过1200万人的死亡。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口传历史很早，最后完成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全书18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地理等。

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

《山海经》记载有古蜀国的史料，如《海内西经》记载：“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这是古蜀开明一族的图腾形象，开明王朝延续至战国末年。

据《华阳国志•蜀志》称：“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说明是秦军灭了开明王朝，因此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为开明氏蜀王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5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朝），前2000年至前1800年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前1800年至前1200年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前1200年至前900年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前900年至前500年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前500年至前100年为青羊宫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5个朝代各数百年。

所以，金沙古城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

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

《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闲，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樭，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说明天府之国的富庶与殷实。

袁珂校注：“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

都广（广都）就是今天的华阳一带。都广之野也指上古巴蜀农业文明的中心，也就是成都平原。

《蜀王本纪》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公元前7世纪（春秋），开明氏鳖灵自立为蜀，号丛帝，建都广都。

此处的黑水指的是发源于四川省大邑县双河乡境内的黑水河，又名长石坝河。

稻黍稷麦菽分别指什么？指水稻、玉米、小米、小麦、黑大豆。

《山海经》讲了许多洪灾事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

现在认为，女娲补天在雅安。

《山海经·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山海经》中，许多异兽怪鸟就是瘟疫代名词，如旱魃、絜钩、趾踵等。

根据《山海经·卷四·东山经》记载：“又南五百里，曰（zhēn）山，南临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嗥狗，其名曰峳峳。见则其国多狡客。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

絜钩

絜钩长得像鸭子，却有着老鼠一样的尾巴，擅长攀登树木，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瘟疫灾难，所以絜钩是瘟疫的代名词。

实际上，“絜钩”就是鼠疫和禽流感，发生地点在四川盆地。古蜀盆地是2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大泽，《易经》的八卦兑泽（方位西）就是指西部四川盆地古海。

《山海经》还讲，太山“山上生长着一种怪兽，它的形体同牛很相似，但头是白色的，长者一只眼睛，蛇一样的尾巴，它名叫蜚。这是一种不祥之兽，它从河水与水泊，河和泊就会干涸，它从草丛中越过，草木就会枯死，只要它一出现，天下就会瘟疫流行”（《东次四经》），这应该是霍乱病。

复州山“山中飞翔着一种鸟，它的形状像猫头鹰，却长着一只脚，生着猪尾巴，它的名字叫趾踵，这是一种不祥之鸟，如果它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瘟疫”（《中次十经》），这可能是天花病。

《山海经·海内南经》里面记载：“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这说明，西南巴国一带有大象、有犀牛、有巴蛇，蛇能吃象，君子吃了蛇肉可以治疗瘟疫（霍乱），这证明瘟疫存在。

所以，金沙遗址有重达一吨的象牙，还有牛、蛇造型的器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

北宋《舆地广记》记载：“犀浦县，属益州。秦时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

这说明，郫县犀浦镇“犀牛里”可能就是古蜀“犀牛西”，李冰从古人那里学到知识，受到启发。从《山海经》可以知道古蜀多水灾、多瘟疫。

由于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成都比较容易发生洪水之后的大瘟疫。

《蜀志》中记载，当时最为盛行的有3种瘟疫：第一种叫做大头瘟，沾染此疾的人脑袋肿胀，可以大到像量米用的米斗一样，头发全部变成暗红色。

第二种叫马眼睛，患者发病之后双眸肿痛，直到最后眼睛流出黄色的脓水，眼珠溃烂掉落。

还有一种叫做马蹄瘟，发病后患者从膝盖到脚趾奇痒难忍，直至肿胀成为马蹄状。

这3种病皆为绝症，中者不救。患病死去的人，没有人敢触碰，直到他们腐朽在床榻之上也没人掩埋。

义熙四年（408）九月，四川疾疫大起，“死者大半”，士兵十不存一。“湖广填四川”，也是由于瘟疫等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员死亡。

1648年，四川瘟疫大作，数百里内没有人烟。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唐朝丽在《民国时期四川的传染病与社会1912-1937年》文章中指出，大灾后有大疫，四川传染病全年皆有，在5-8月为高发期。1920年水旱灾害后，瘟疫导致重庆死亡一万余人，成都死亡4000余人，郫县死亡2000余人，富顺、自流井死亡六七千人。

据张义奇、冯水木等“《老成都·街巷》160：肆虐成都洪水泛”报告，从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间，成都的特大洪水每隔数十年就有一次，而大洪水则是几年来一次。

从952年至l223年的271年中，发特大洪水8次，平均34年一次；从1914年至l949年的35年中，特大洪水和大洪水发生了10次之多，平均3年半一次。

据1947年望江楼水文站的记录，从6月30日起，成都连续7天降雨都在366毫米以上。城区80多条街被淹成汪洋，城内外被冲毁的桥梁有60多座，著名的万福桥、复兴桥、十二桥、安顺桥、东门大桥尽皆遭冲毁，还有l000多不幸的居民也被卷进鱼腹。

许多人逃过了洪水，却没躲过洪水后的瘟疫，霍乱吞噬的生命远远大于洪水。

霍乱来势之凶，只要一出现拉肚子，两三个小时人就没了。

有—个拉黄包车的人，跑着跑着，—头栽倒在地就死了。

霍乱传染的速度惊人，一人发病，几天内就全家死绝。

从l947年至l949年，连续3年发洪水，也就连续3年流行瘟疫，死亡无数。

张义奇、冯水木等指出，由于死人太多，每天送葬的人成串成线。先死的人还有棺材，后死的人则连火匣子都找不到了，只好用席子一裹，草草安埋了事，甚至埋死尸的人在挖坑时，自己就—个跟斗栽了进去。

洪水与瘟疫夺去了许多生命，当年成都城内棺材告罄，城外官山重重叠叠埋着死人。

1947年的成都洪灾，震惊了全国。

《申报》在7月12日的新闻中这样描述：“由于天灾人祸，患害频来，使悠闲的成都社会，变成了一幅哀鸿遍野的流民图。”

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瘟疫防止采取了特别有力的措施，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上，未完待续）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ihxdsb，3386405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