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吃饱饭电影推荐（精疲力竭的电影之旅）

一半出于好奇，一半受其邀请，我和诗人乌青踏上了对他新电影《九里达》的一场放映之旅。我是中途加入的，约在杭州碰面。

此前他已走过西安、石家庄、北京和上海。西安那场，安排在一家livehouse，来了三十多人，最后剩余五人。他在门外抽烟，观众鱼贯而出，拍拍他的肩膀，“哥们，我真的有事。”石家庄那场，在一间负四层的地下室，是朋友的房子，看上去像避难所。放映时，投影仪坏了，重新借了一台电视机。地下室的好处是来的人看得都很认真，因为手机收不到信号。

作为此次旅行的背景，我对这部电影和导演做个简短的介绍。《九里达》，讲了一个来自浙江省的僵尸在泰国各地闲荡。这是一部个性化的小制作电影，花费一万美金，乌青担任制片、编剧、导演和剪辑。主演是他的朋友张所思。一个80后小伙子，头发卷曲，卷得要炸开。听说他热爱音乐，对此有独特的审美，为这部电影创作了配乐。根据乌青的介绍，这部电影的特色是：取消故事的后现代形态，独特的镜头语言，分裂的人格关系——主人公拥有三重人格，乌青本人在片中饰演了一个人格，浓厚的情绪——疏离、绝望和深处的悲哀。此外，片长也是不可忽略的特色，长达两小时五十分钟。对于观众的屁股，可是个不小的考验。

我能够参与电影的“宣发”，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诗人的报道，引起了乌青的注意。去年夏天，我在成都采访过他。他的儿子刚出生三个月，他忙于家事，对我的到来不甚其扰。2012年，他的一些诗，例如《对白云的赞美》，《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月下独酌》等被人公布在网上，遭受了强烈的谴责，认为他的作品是对诗歌的亵渎。网络上对他的评价多带戏谑，暗示他毫无才华，是个卖弄把戏的文学骗子。

那些诗写于2000年左右，正值网络论坛兴盛时期，一些诗歌论坛建立，例如“诗江湖”、“橡皮”和“他们”，在里面活动的诗人有于坚、韩东、杨黎等。也有很多年轻诗人，出现了一场浪潮般的写作运动。韩东认为乌青有“伟大的文学抱负”，“一个天才正处于他的青年时代”。还有少数诗人和作家赞扬乌青，认为他树立了独特的风格，无法归类。他的诗情感克制，词汇简单，没有繁复的象征物，他的小说絮絮叨叨，喜欢事无巨细地描绘某次事件。他的作品阐述了人的孤独、无聊和绝望，在荒诞的社会中生存，最终将其逼向死亡。

在我看来，乌青的处境是诗人在这个时代的某种隐喻，一种悖论的存在——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不被现实接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知道。因此，当乌青问我是否愿意来一场“在路上”的采访，我答应了。一位诗人拍了一部实验电影，到不同的地方放映——这个带有美式色彩的《滚石》式的旅行计划，听起来很有趣。

4月15日晚上7点30分，杭州

我们来到余杭区绿汀路上的一辆粉红色公交车。这辆公交车的所有者康良，是乌青的朋友。几个月前他从北京搬到杭州创业，从无锡报废车厂拉来这台车，卸了发动机，剩下车身，花费一万五千元。车停在离他公司不远的地方。路牌指示这片区域叫“未来科技城”，但非常偏僻。楼房正在建造，车开过路边卷起灰色的尘土。

对于我们的到来，康良很高兴，抱怨杭州没有喝酒交谈的朋友，文艺生活单调。电影在这台车上放。由于车内座位有限，这场放映售卖电影票，三十元。数据显示有十个人买了票。车上的设备齐全，有投影仪、白色幕布，两台一米高的音箱，啤酒和即食腊肉，后面的座椅改成了一张榻榻米。如果有发动机，也许我们还能开着去哪儿转转。

我不知道人群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车厢挤满了，很多人站着，像下班高峰期的公交地铁。车内约有二十人。我坐在榻榻米上，实际上是一块很硬的木板，站立的人群阻隔了视线，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屁股。于是，我躺下来，打了一会儿盹。等我睁开眼睛，车厢空了。第二排多出一个空位，我移到那里，惊讶地发现前面是一个胖胖的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可能是她的女儿。小女孩坐在女人的腿上，靠着桌子睡着了。我搞不明白一个母亲为什么会带女儿看这样一部电影。她们在那儿坐了两个小时，后来小女孩困得要瘫倒了，她们才离开。一直坚持看完的，除了相熟的两三个朋友，还有两个穿短裙的女孩和一个清瘦的留着长头发的男孩。那两个女孩告诉我，她们是杭州城市学院大二的学生，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任课教师用批判的口吻提到乌青的诗，她们是冲着乌青来的。其中一个女孩从包里掏出一叠试卷，请乌青签上自己的名字。

电影结束后，两个女孩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这段对话可以代表大部分人对此片存在的疑问。如下：

“你当初为什么想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电影过于强调故事和叙事，忽略了镜头语言。我想拍一个开放式的东西，我希望拍一部无法叙述的电影，虽然你看了这部电影，别人问你这部片子讲了什么，你是没办法说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也去看。如果是一个可复述的电影，必要性是什么我就很怀疑了。”

“一般的电影都是可以复述出来的，我从来没看过不可复述的，除了你这部。”

“不不，很多电影是不可复述的，这和我的写作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不想表现任何东西，是吗？”

“我希望我的片子包括我写小说，能产生阅读障碍，不太好读。一个故事很流畅，你看小说和看电影没有区别，因为它就是一个故事。文学难道是可以替代的吗？文学如果可以用影视替代，那么文学的价值在哪里？影视如果可以复述，那么这部电影的价值又在哪里？”

“为什么你的片子要这么长？”

“我只是想制造一些观影障碍，就是想让一些人看不下去，然后他就走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飞片。当第一个镜头炸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在迷幻的状态下，你就进入那个世界，很愿意待在里面，这部电影是个梦境。就像看《2001太空漫游》。”

“你看过《路边野餐》吗？”

“首先我是一个诗人，我是写这样的诗的，所以我非常不认同《路边野餐》的诗歌，影像上不可能跟他有任何接近。”

“你能评价一下《路边野餐》的诗吗？”

“它还是利用了文学的语言表达意象，语言还是工具，因此我觉得那不是诗。”

4月16日下午2点30分，杭州

在杭州万象城内的库布里克书店，我们做了第二场放映。书店旁边是一家百老汇电影院，近期热映的电影是《速度与激情8》，制作成本约2.5亿美元。乌青说，他挺喜欢看这类商业大片。2012年夏天，他痴迷于蝙蝠侠，从淘宝花费四百多元购置了一套带有披风的蝙蝠侠衣服，包含一副遮住上半边脸的黑色面罩。他扮成蝙蝠侠，凌晨时分走在街上，希望碰到个抢劫犯或者流氓，结果一无所获。他有些怪癖好，这些癖好被他写进小说，构成了主人公古怪性格的一部分。例如，他在中学时和另一个男同学成立了“金属眼镜侦探社”，所做的事情就是跟踪班里的女同学。他弄清了所有女同学的家庭住址，回家的路上会干些什么，记了一本厚本子。这个癖好一直保留到他上大学。

场地是一位叫恶鸟的人联系的，今天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也来了。他是“联邦走马”计划的负责人，印刷了约六十种诗集和小说集。苏联有一个形式主义创新团体，音译过来叫“走马”，在斯大林时期受到政治压制，转为地下。联邦走马的意思是类似这样的机构和小团体联合起来。他们的书籍装帧和书名，带有邪典电影的风格，张显了一种怪异而且极具西方色彩的文学审美趣味。

2012年，乌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逃跑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副标题是“一生中总该会有一次没心没肺的逃跑”，其包装路数和市面上的畅销小说没什么不同，仅仅指向对庸俗生活的逃离，类似“说走就走的旅行”。2015年，联邦走马重新印刷了这本小说，书名改为《万有坏力》，副标题是一行英文，可译为“邪恶/坏的力量永远与你同在”，封面全黑色，如同它的名字暗示了此书的毁灭倾向。但有一些作者并不十分赞同他的做法，认为他的包装实际上遮蔽了作者本身真正希望表达的。恶鸟严格把控了对书稿的绝对控制权。他拒绝一切来稿，只向自己认为具备新鲜血液的写作者约稿，作者无权干涉书籍的名称、设计和版式。不过我第一眼瞧见他时，倒有些意外。他穿着普通，戴一副角质边框眼镜，左手佩戴腕表，和我打招呼的方式是轻轻握了握我的手。谈到联邦走马，他对自己的审美非常自信。他是乌青少数的拥趸之一，印刷了大量乌青的诗集。他称乌青是个“悬崖式”的诗人，不需要日常经验的缓慢积累，一开始写诗便直抵诗意。

库布里克书店起源于香港，是为了配合百老汇电影中心而设的一个艺术、文化交流场所。我以为《九里达》在这里或许会受到一些热衷艺术电影的人的欢迎。乌青向我提到了影响他此次创作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唯神能恕》，《遁入虚无》（这两部均入围过戛纳电影节），以及安迪沃霍尔的片长八小时的《帝国大厦》。

实际情况比我料想的要糟糕。专程来看电影的不到十人，多数在玩手机。更多的人在休闲区喝咖啡，偶尔抬头扫一眼屏幕，对他们来说，它和贴在墙上的电影海报无异。这次放映更像一次午后聚会。它播放的环境过于明亮和吵闹，令人无法专注。以我自己为例，我只在那儿呆了一会儿，就出去逛商场了。等我拎了一只购物袋回来，约有两三个人在盯着屏幕。

有一对年轻的男女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坐在第一排，目不转睛。我坐在他们后一排的位置，说，我是个记者，我想了解喜欢乌青电影的是些什么人？

“我是做房地产销售的。”男孩说。“我是做IT互联网的。”女孩说。

“你们怎么知道有这场放映的？”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乌青了。我们都是乌青的微信朋友。”

“你们喜欢乌青什么呢？”

“从他的东西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有种夏天睡完午觉昏昏沉沉有点无聊不知道干什么的状态。很琐碎很真实，就这种感觉。”女孩说。

“你觉得呢？”我问男孩。

“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作家像乌青那样写出那么无聊的东西来，这个世界找不到啊，那就喜欢了。我觉得能把无聊表达出来就挺了不起的，他表达了一个人70%的生活状态，然后又很诗意，就好啦。”男孩说。

“你能理解他吗？”

“我能，我关注他十多年了。”

我不厌其烦地列出这段对话，意在说明欣赏这部电影的观众首先是乌青诗歌的爱好者，或者这么说，他们接受了乌青作为一名诗人存在。他们能够坐上三个小时而不挪动屁股，既可能是被影像的某些画面打动——千真万确，这部电影没有讲述任何故事，你只能看见一个穿着汗涔涔T恤衫的男子走来走去，也可能是基于对导演的信任。他们希望从乌青的电影中获得和从他的诗中所获得的同样的东西。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深层的情感联系——乌青安慰了他们。

4月17日下午3点10分，楚门

我们在温岭火车站下车，而后搭乘一辆面包车前往他的家乡楚门。这趟行程不在计划内。昨天下午，乌青的父亲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他寄养在老家的儿子发烧了，希望他抽空回家看望儿子。

我和他起了一次争执。乌青希望我留在杭州，等他从老家回来。我表示抗议，同时意识到他和他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2015年，他接受《Ellemen》杂志的采访，主题是“故乡”。他说，他的父亲经常用鱼竿打他，有一次甚至把鱼竿打断了。那篇采访充满了对父亲和家乡的憎恶，他说：“说得邪恶一点，如果我父亲去世了，我可能挺愿意回家待着。”文章采用第一人称口述，标题是“乌青：我视死如归乡”。杂志出刊后，父亲看到了这篇文章，父子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母亲告诉他，父亲忧伤了很久，心脏病都快犯了。前年，他结婚，有了孩子。老人抱上孙子，算作儿子给予的安慰。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乌青害怕我的出现，会使他父亲想起这件事。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一起回楚门，但不去他家。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路边耸立着连绵的山峰，雾霭环绕，模糊了山上的植物。天空露出洗旧的牛仔裤的颜色，雨水沿着窗户流淌，空气里胀满了水蒸汽。当地人叫“三八天”，湿气大，墙壁能渗出水来。这里临海，多岛屿，我们即将抵达的楚门就是个半岛。以前这里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从楚门到杭州得花上八个小时。我摇下车窗，风灌了进来。

1996年，乌青18岁。他高中毕业，没高考，在玉环大酒店做酒吧招待。玉环是楚门上面的县，是座岛，四面环海。他租了一间屋子，每个月能拿到一千块钱的工资。他的工作枯燥，实际上不需要调鸡尾酒或者制作咖啡，县里没人喝这些。他只需要按照酒单，像个发货员从箱子里拿出白酒和啤酒交给服务员即可。一天结束后，他清点酒水，把账单记下来。他极度压抑，自觉人生无望，难道终生就困在岛上？他经常一个人爬山，在山上待着，看报纸、自慰、睡觉，也遭遇过危险，落入湍急的溪流，抓住树枝爬上了岸。后来他写了一篇小说《唯有爬山可以阻止我对自己举起枪》。工作大半年后，他决定逃跑。跑了两次，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是杭州。他的初中同学周勇在浙江工业大学念书，他带了行李去找他。周勇安排他住在学校的宾馆里。第二天他的父母找到周勇，把他从宾馆抓了回来。两个月后，他又跑了。这次，他决定不能再去杭州了，买了一张去西安的火车票。坐了四十多个小时，抵达西安。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外省。火车呼啸，自南往北。山脉不见了，所望之处是平坦的土地。他看着窗外，既兴奋又害怕。他在西安呆了五天。北方入秋得早，他感冒了，身上带的钱快花完了。他爬上大雁塔，站在塔顶，认定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失败。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出走，等他真正来到外面的世界，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谋生。他在大雁塔上念了一首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最终决定放弃。一个礼拜后，他再次回到楚门。

车开了一个小时。我们抵达楚门。乌青送我到镇南的一家宾馆，说第二天就来找我，带我四处逛逛。为了筹备《九里达》，去年10月他把儿子送到老家，由父母照顾。他说，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动力完成这部作品，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希望能从繁琐的家庭生活中解脱一阵子。

4月18日下午1点，楚门

楚门比我想象的要大，要繁华。这里的土地有一半是填海所得，因此出奇的贵，房价每平米超过两万元。我住的宾馆对面是一条河流，河面上是一座弯曲的拱桥，岸边有妇女就着河水洗衣服。这里有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感。我住的这条路上有很多崭新的楼房，开了几间咖啡馆和装饰新颖的餐厅。河对岸的房屋低矮，黑色墙壁上布着青色的苔藓，再远是山峦，山背后是海。

乌青在镇上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他的父亲当兵退伍后，在镇上的农业银行工作，母亲是机械厂的出纳。爷爷奶奶住在村里，每年寒暑假，他从镇上回到村里生活。这部电影的名字起源于村里传说一种叫“九里达”的黄蜂，意思是追人只追九里路，要是人能跑出九里，方可活命。

这个下午，他耐心地向我介绍这里的街道、房屋、河流、食物、方言和生活习惯。他在讲述这些事物的时候，顺便也会回忆一下他的少年往事。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有点像置身剧场，乌青在表演一场独幕剧。比如南兴街，他介绍这条街的历史，它出现于八十年代后期，是镇上第一条开始有楼房的街道，时髦的新事物从这里冒出来。接着他说，每周他会去这条街的电影院看电影。他指向前方一片被拆除的空地，只剩下粉刷的白色墙壁，上面写了“休闲中心”的字样，“那里原来是座电影院，代表了镇上最前沿的文化，我的整个童年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

南兴街左拐是十字街，由四条狭窄的街道组成。楚门中学在十字街上的一个院子里，非常小，只有两栋楼。上厕所要穿过院子，到街对面的公厕。他入学前一年，这里发生了镇上唯一一起凶杀案，一个男同学上课期间上厕所，回去的路上被另一个男同学捅了一刀，当场毙命。这场命案使他整个初中不敢在上课的时候独自上厕所。

出了十字街，是一座山。楚门小学在山上，沿着阶梯爬了好一会才到达。我们在校门外的石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我差不多就是坐在这样的台阶上突然间决定当一个作家。”我环顾四周，古朴而安静，的确是一个孤独少年忧愁和做梦的好地方。朝远处望去，整个楚门尽收眼底。

和乌青共处的几天里，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身上鲜明的孤独感。表面上，他脾气温和，除了偶尔谈论文学和电影时失去控制显得情绪激动。更多的时候，例如现在，他坐在那儿，既自卑又羞涩，像一只舞蹈的提线木偶被扯断了线。这种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常干些听上去毛骨悚然的事。除了上文提到的跟踪女同学，在玉环大酒店工作时，他买过一架俄罗斯进口望远镜，偷窥了对面的三口之家约半年之久。他脑袋里塞满了关于自杀的想象，有一次真的吞下一瓶安眠药，洗了胃之后活了过来。

他告诉我”乌青”的由来，他的原名叫郑功宇。“乌青”来自一个梦。有一晚，他梦见自己在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他很害怕，随后摸到一面墙。由于墙面带有熟悉感，他猜测是某个亲戚家的房子，他沿着墙壁走，摸到一张凳子，他继续走，摸到了门。他推开门，以为终于走出了这个房子。开门后，发现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更让他恐惧的是，他以为他来到了屋外，实际上走进了另一间屋子。等他再回头，房子消失了，之前的屋内变成了屋外。乌就是黑，青指青年。他说：“这个梦让我特别害怕，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个过程，从一个黑的空间走到另一个黑的空间，你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4月21日中午12点15分，厦门

我们没有在楚门待太久，继续上路。考虑到我的陪同，他决定提前出发，觉得没有邀请我去家里作客是不礼貌的。两天后，我们到了厦门。厦门的放映安排在黄厝的塔头，一个民宿的客厅，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我们提前去调试设备。这间民宿的老板叫陈默，是张所思的朋友。他本人和他的名字一样，不善言辞，而且极瘦，是我见过最瘦的男孩。他有轻微的强迫症，要求随手关门，厕所的门，客厅的门，院子的门......搞得我和乌青神经紧张。在客厅待了一会，我们借口观光，去海边散步。

塔头和厦门给我的印象不同，虽然属于景区，非常萧条。随处可见歇业的商店和等待出租的空房子，可能是城市旅游业过度扩张的结果。不过海景很漂亮，比我前一晚在厦门大学附近走过的白城沙滩干净。远处，一些男人赤裸上身，从水里爬出来，还有三四个中年女人穿着艳丽，站在岩石上拍照，海风吹起她们的裙子。

“我现在很理解我这次放映，我突然间觉得很好。我明白了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乌青突然开口。

我没说话，等待他说完。

“理论上它不重要，我在网上公开不就完了吗？在过程中我明白，就是我要看到来看这部电影的人嘛，它是电影的独立性的一部分。很多导演实际上没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谁来看你的电影，以及经历整个过程。我非常生动地见到了这些人的状态，他们入睡了，感动了，离开了，无视也好，默然也好，这个过程很生动。”

“可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耐心，很多人在玩手机。”我忍不住向他抱怨。

“我的第一部电影《爬山小说》在广州一家酒吧放，有人直接朝我砸酒瓶子。他们觉得这个片子太无聊了。”

“你什么感觉？”

“我勉强露出尴尬的笑容，后来他们就走了。”

厦门是这趟行程中最萧条的一场，在一台约45寸的电视机上放映。晚上厦门突降暴雨，只来了五人。影片快结束时，三个打扮奇怪的男孩突然闯进来，加入观影。一个男孩毛发旺盛，满面胡须，皮肤黝黑，像个东南亚人，另一个男孩胖乎乎的，头发烫得像一包方便面，最小的那个穿一件黄色的碎花衬衫，皮肤白皙，嘴唇通红。放映结束后，三个男孩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给我们念了自己写的诗。他们对这部电影没什么兴趣，其中一个男孩大声喊着：“太臭了。”

4月23日晚上7点，深圳

电影是当下最流行的艺术形式，它关乎审美、权力和消费。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电影也是一门关于自由的艺术，创作者可以自由地实验，试探边界。对于《九里达》，尽管一路跟随导演的巡回放映，我从来没有完整地看完它。如果不是采访，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士，我更乐意看一部标准制作的好莱坞电影，而不是《九里达》。但我仍然喜爱它，原因是它的独特性。它传达了“乌青式”的电影观，打破既有的电影套路，创造一种随性而至的镜头语言。用他浪漫主义的说法，他用影像写了一首诗。其更深层的观念是，自由是作为创作的目的而存在的。

厦门之后，还有两站，分别是深圳和广州。我们有些疲惫。在深圳，我们见到了诗人于小韦。于小韦是南京人，在深圳开公司，80到90年代写诗，是民刊《他们》的作者。他不留诗稿，仅有的诗集《火车》，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听说是韩东帮忙收藏，散作才得以集结。他个头高大，举止温和，话不多。他的诗作像在描绘一幅画，我几乎看得见画中的色彩。如果念出来，又会产生一种美妙的节奏感。当晚，乌青在他家放了一遍电影。我问他观后感。他说，非常振奋，“那样的影片，用很自由很随意的方式去做，太抓人了。”

深圳的放映在旧天堂书店，位于华侨城创意园区。老板名叫阿飞，有点像古惑仔的名字。他是湖南人，性格奔放，早年搞过乐队。这家书店装潢复古，经常举办独立音乐的演出。店内陈列了很多磁带和黑胶唱片，其中一些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在深圳，旧天堂算一个文化地标。我问他为什么愿意放映乌青的电影？他说很喜欢乌青的诗，当着黄灿然的面也说乌青好，说他具有难得的诚实，“他是他自己。很多人写诗不是他自己，成为另外一个想象的自己，很假，没意思。”

有四十一人观看了电影，是人数最多的一场。由于放映在咖啡区，有些人可能原本就在喝咖啡。虽然乌青说他不在意观众离场，“那是他们的权利”。但看得出来，他有些失落。这次，他躲在书店外面的走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等到快结束时才进去。剩余十六人。

十点半，我们和阿飞告别。“你觉得怎么样？”我问阿飞。

“我睡了两下，打了三个盹，觉得还行。不像他的诗实际上。"他转向乌青：“你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只剩下我们店里的人。我们噪的时候挺噪的，你听过马木尔吗？”

4月25日晚上7点30分，广州

广州是最后一站。今晚结束后，我们将各自登上返程的飞机。我松了一口气。这次采访超出了我有限的记者经验。我很少和采访对象如此密集地待在一起，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在大量与他共处的时间里，我得想方设法地将采访延续下去，到后来谈话变得不着边际。另一方面，在路上的感觉是混杂的。你不知道你的生活往何处去，而过去又那么容易被遗忘，一切仿佛被切断了，既短暂又漫长。

所幸乌青不是一个乏味的人，他时常冒出一些古怪的想法，匪夷所思。有一次他告诉我，原本《九里达》有一些限制级的镜头，包括口交和自慰，后来剪辑的时候没有放进去。听说是他妻子的意见。他之前的两部影片《爬山小说》和《坏诗人》，都曾出现男人自慰。他说，自慰是孤独的象征，充满了悲伤。

从深圳到广州很方便，搭乘广深线，约一个小时能到。火车上，乌青情绪沮丧，转而对放映产生怀疑。他对我说：”你可以把我描写成一个僵尸，我就是一个拍电影的僵尸，一个不置可否的人的状态。你说我这个人渴望成功吗？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好像又渴望又抵触。“

他停顿了下来，又继续说。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我的身份是迷失的。我认为我是一个诗人，但是社会认为你是一个搞笑的人，其次我是一个作家，我出的书没什么人看。是一个导演吗？我拍了十七年电影，拍了三部正儿八经的长片，电影圈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火车继续行驶，他喝了口水，接着说。

“这个人他拍了一部对人类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在别人看来甚至不算一部电影。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场放映，没有一个正规的地方，在地下室，在别人家，在公交车上。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这样一个人。”

我该对此作何反应？我看着窗外，无话可说。

我们这趟行程的最后一个放映地点，在番禺大学城的”坊间文化“。乌青用三百元包的。傍晚依旧下了雨。从厦门到广州，南方的雨无穷大，不曾停止。我们决定最后一晚放松点，撬开啤酒，喝了起来，外面的雨可能停了或者更加猛烈，管他呢。当晚有十四名观众，最后剩下五人。我习以为常。

“放点音乐吧。”有人提议。

我坐在椅子上，乌青站在荧幕前面，突然开始跳舞。留下来的一位住在广州的诗人说，“你的电影前面太刻意，太冗长了，你只顾自己玩，没有和观众互动，让人无法忍受。”

“不是刻意，是任性。兄弟，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任性呢？有谁敢在电影里任性呢？中国人太他妈压抑了，太不自由了。”他手舞足蹈，嘴里叼着一根不知道从哪儿摘来的草。

头顶上的吊灯散出暖黄色的光，音乐也是暖黄色的。空气里有尼古丁、啤酒和口香糖的味道。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许这一切都是梦。这部电影，零碎的对话，喝空的酒瓶和丢弃在地上的烟头，都是虚假的。等到明天，我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它就像一束光消失了。

— — 完 — —

题图，《九里达》剧照，其余所有图片都由李纯拍摄。

李纯，正午员工，关注文艺圈以及惊悚社会圈，有事可跟她lichun@jiemian

本月轮值主编是谢丁，有事可找他：xieding@jiem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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