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桐演过什么电影（40岁终于成为知名男演员）

四十岁这一年，张桐终于成了一名“知名男演员”。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无数观众亲切地称呼其为“守常先生”；大量粉丝慕名前去观看他的话剧巡演，并在台下为“大钊先生”喝彩。而在白玉兰奖错失入围后，#张桐没入围 离谱#的话题空降热搜前三，观众不惜用溢美之词，将其奉为“演技教科书”的遗珠。

张桐。艺人供图

出道近20年，拍摄过40余部作品，拿过飞天奖优秀男演员，但吊诡地经历着一夜盛赞。张桐冷静地旁观这一切的发生；更准确地说，他似乎极力想要婉拒这些谬赏。“观众的厚爱，我都心领了，很感动，但是我受不起。演技教科书是前辈、老师们的事，我只是一名学生，而且永远是一名学生。”

看似过分自谦的回答，在张桐全程低沉、严肃，且讲求逻辑自洽的对话中，形成了极具思辨高度的话语场。从高等学府退学转修表演，一度经济拮据只能吃最便宜的面条；《亮剑》走红后又一度经历着被市场、被所谓影视圈规则的裹挟，抹杀了其内心对表演，对正确与错误的认知规范……是反思与吸纳，让张桐在每一段蛰伏中，用思辨的方式看待困境，并一次次成功地站起来。

《觉醒年代》爆红后，他同样冷静地提出反思：“观众对你的喜爱源于哪儿？你是通过什么得到的？”这些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张桐却必须搞个明白。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张桐饰演了李大钊。图片来自该剧官微

“我依然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但我觉得这份荣誉是属于大钊先生的。演员张桐只是一个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流量我不敢掠美。这些流量应该给予大钊先生和那些革命先烈。”

① 全程摸索，只为让李大钊更真实鲜活

李大钊的精神，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持续影响着张桐。“饰演大钊先生，我是受教的。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我是用哪一种道德来约束自己？”

“我拍戏这么多年，《觉醒年代》是特别特殊的存在。每一场戏，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但实际上，张桐曾多次婉拒《觉醒年代》的邀约。

李大钊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历史人物，而张桐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学校课本的寥寥数语。在剧组打电话邀约、导演面见、试戏试妆的每个阶段，张桐都在反复思忖，怎样才能通过表演，让这个人物既符合历史，又真实鲜活？

“太难了。”张桐坦言。

他选择角色，自有一套评判体系——演员首先要有自知之明——看待每一个角色都要基于敬畏，从而判断自我能力可否将其塑造好。尤其像李大钊这样的伟人。“如果没有能力完成，还是尽量不要触碰。”

直到和剧组主创就人物创作、拍摄进行了深度探讨，张桐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觉醒年代》是一个让张桐倍感珍惜的剧组——导演张永新拥有清晰的创作理念：“堂堂正正叙事，踏踏实实讲人”。拍摄中，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没有所谓的“一言堂”。大家经常会在导演的带领下，一起探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的精准度。

“像这种（剧组）全情付出的戏，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往往我们会碍于一些方方面面的考量，难免有松懈和妥协，唯独《觉醒年代》，上上下下，每一天每一场戏，都不敢有任何的松懈。”

而张桐也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敞开，去迎接另一个灵魂的到来。拍摄前，他曾拜读李大钊文集、自传，翻阅《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同样也观看了大量其他前辈对李大钊的影像诠释。

但基础功课对张桐而言，似乎远远不够。历史记载中的李大钊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充满民族激情。有时前一场戏需要“平实踏实”，后一场戏却“大义凛然”。如何将这些概念化的词汇，通过血肉形象一帧帧呈现于观众面前？

在婉拒了几次《觉醒年代》的邀约后，张桐最终还是接演了李大钊这个角色。图片来自该剧官微

张桐婉拒了以某一段戏，来例证他如何把握先生的“分寸感”。他列举了与先生“共同经历”的“亢慕义斋”宣讲、《共产党宣言》颁布、“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生登上长城极目远眺……是每一段戏的层层叠加，助推他一步步走近先生。直到最后一场戏，他和整个剧组都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李大钊的精神，却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持续影响着张桐。剧中，李大钊曾与毛泽东于北大红楼探讨“何为道德”。李大钊回答道：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人的；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不是在嘴里空喊的。

张桐的脑海中，时常与先生重复着这一场时空相叠的对话。“饰演大钊先生，我是受教的。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我是用哪一种道德来约束自己？这种道德是否成立？”相较《觉醒年代》带来的热度与流量，思想的火炬，是大钊先生给予张桐一生最重要的滋养。

《觉醒年代》后，张桐先后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电影《红船》中饰演李大钊。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剧本均被张桐婉拒了。“我是有私心的。”张桐说。《觉醒年代》对李大钊的铺墨在1921年戛然而止，而《光荣与梦想》将其拍到了1927年。张桐希望把大钊先生的影像人生，尽量铺陈完整。

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上图）及电影《红船》（下图）中，张桐再次扮演了李大钊一角。图片均来自作品官微

“现在这个阶段，我不想再重复去触碰这个角色了。除非我在某一阶段，可能对先生有了更深的感悟，我也许会再和观众做一个汇报与交流。”

②天生“反骨”，渴求思辨的“怪胎”

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懊悔过。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摔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完成自己吗？”

若将大钊先生之觉醒，微缩至如今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张桐似乎也具备同类的天赋——早在19岁时，他便开始探寻自我的价值。

1999年的夏天，张桐考上了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在这个学术氛围百花齐放的校园里，来自天南海北的老师、学生们，自由分享着对人生、对未来价值的思考。偶然一次机会，张桐在军事学院听了一堂名为“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的演讲。老师从历史的、当代的，理想的、现实的，谈到物质的、精神的……讲座结束后，张桐一夜未眠。

“我才19岁，为什么我的未来就只能这样？大学毕业，结婚成家，找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就这样一成不变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冥冥之中，张桐心怀不甘，“我总觉得我的经历和我拓展的范围，应该不止于此。”

与其说，自我思辨是张桐与生俱来的天赋，其中也不乏与传统对抗的少年叛逆。张桐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他记事开始，家里举行家族聚会时，爷爷为尊，以张桐父亲为代表的父辈都要按规矩入席，子孙一辈需要遵循的规矩更多。爷爷理所应当地为父亲指导着人生观念，父亲也沿袭家族传统，为张桐规划了平稳顺遂的人生道路。

但张桐却天生“反骨”。他迫切地、不惜一切地，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六七岁时，张桐就会试图思考一些“没意义”的话题，“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他也会刻意与父母对着干，越不让他出去玩，他越要去；甚至不考虑对错，只想自己愿不愿意，能不能与众不同。“这种叛逆，其实更像是小孩子赌气，是没有道理的。但我就是想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张桐。艺人供图

正是这种带有自我反思的叛逆，以及对思辨的渴求，让他在2000年自作主张从南开大学退学，选择出国见识更多思想交锋。几乎是临时被“通知”的父母，带着失望、愤怒、不解，与儿子爆发了长时间的争吵，但最终也只能妥协。他们卖了家里的房子，供儿子出国留学。

去哪儿？学什么？学费从哪里来？未来从事什么工作？张桐几乎都未考虑，少年的叛逆与执拗，让他只想尽快远离父母庇护，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恰恰是这些经历，促使我在后来终于和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张桐回忆说。

他阴差阳错地来到法国，在里昂戏剧学院接触到表演。张桐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看问题的角度，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但，“为什么每个人又都笃定自己是对的？为什么我的很多想法在别人眼中是错的？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张桐再次迫切地想得到答案。

一时间，他成为群体中的“怪胎”。当他抛出这些问题，只能得到：“你这是认死理！”“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照着对的干不就行了”……人云亦云的环境令张桐厌倦。他开始转求于书本寻找答案。在大量拜读哲学、国学书籍后，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不止他会面临这些困惑，即便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大家，也会追问一些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

“原来我不是一个‘怪胎’，我只是和别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在法国的两年，张桐逐渐扔掉了探究对与错的执念，开始去理解别人的角度，并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争取达到求同存异。

当记者问及，后来的这些年，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张桐顿了一下，“懊悔过。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摔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完成自己吗？你如果一直在温室中，突然摔倒了，再和别人说‘我当初听你的就对了’，那你的自我在哪儿？这一生，不是活得很冤吗？”

③一年半的朝不保夕，等来了《亮剑》

张桐有时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务实”。

思想的丰盈，却无法违背生活的苟且。

远走两年后，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为了照顾父母，对自我的追寻只能暂时停下，张桐黯然回国，带着几百块钱成了一名“北漂”演员。

那时，他在大兴黄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每月80块钱租金。早上6点，他便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机会。只要剧组工作人员从门口一出来，他就与一帮群众演员围上去。当一天群众演员，可以赚到20块钱，张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或者以馒头咸菜充饥。

庆幸的是，思想的充实与辩证看待事物的态度，让张桐在现实的迷茫间，寻到乐观处世的方式。没有戏拍的时候，张桐跟大爷下棋、唠嗑，一下就是四个小时；和街边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每个人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这太有意思了”。有时，他还会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或者早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还一度躲在屋里，闲来无事创作过剧本。

张桐有时也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务实”。“与其把自己变得焦躁不安、慌里慌张，为何不把内心充实起来？不是只有月入多少万才是成功。可能我赚不了多少钱，但我不羡慕别人，也不慌乱自己。”

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直到他遇到了电视剧《亮剑》中的魏和尚一角。剧组即将开机，他阴差阳错地最后一个敲开导演的门。导演问他会不会功夫，他硬着头皮说“会！”想都没想地向导演伸了下拳头。这其实是他仅会的几招。自信、懵懂，甚至略有莽撞的气质，让他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电视剧《亮剑》中，会功夫的魏和尚。动图来自张桐微博

虽然魏和尚的戏份不多，但他愣头愣脑却正义凛然，敢和团长拼功夫，与敌人拼红缨枪，是当年最鲜活的小人物之一。而一切，也似乎都在《亮剑》的热播后，变得好了起来。凭借这个角色，张桐敲开了事业的大门——至少，圈里的人都知道了，有个演员叫张桐。

机会也由被动变为主动。《仁者无敌》《雾柳镇》《铁梨花》《野鸭子》等剧本纷至沓来，此后四年，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我把每一次扮演都当做是我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是一个学习和吸纳的过程。它更像是一种游戏，我越来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或者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样。”

但这种对表演的认知，也让张桐在忙碌中很快陷入囹圄——都是战争戏、年代戏前来邀约，题材重复；他多次试图寻求不同的体验，“这个你让我演行不行？”“这类角色我也行”，但总是回到原点。

“非常焦灼。有时也会觉得这个游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如果不持续重复地演下去，他或许又会回到担忧温饱的苟且之中。“求同存异吧。”近两年张桐不断为自己寻找与市场环境的和解，“尽量在有限的前提下，或者是同质化角色的前提下，找到（表演的）不同，哪怕是细节上的不同，调性上的不同，气质上的不同……这算是我给自己的体验，寻找些差异化吧。”

④在“被虚荣”与自我挣扎中警觉

《亮剑》热播后一段时间，他还住在小平房里，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街边溜达。《觉醒年代》播出后，他约三五好友，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我也是个人，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

今年5月底，张桐正在上海出演话剧《雷经天》。前一天排练至凌晨两点，第二天一大早，张桐朦胧中便听到手机不停地振动，许多朋友发来了“慰问”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那一天，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示了入围名单，张桐没有入围任何奖项。这件事很快登上微博热搜前三，#张桐没入围 离谱#的话题阅读量甚至超过2亿次。

大量观众的意难平，似乎已超过任何奖项的认可。张桐是意外的，感动的，感谢的。但他却不敢把这样一份喜爱，掠美为张桐个人的“流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觉醒年代》播出后，张桐确实变得愈发忙碌起来——与《觉醒年代》剧组一起参加各类研讨会、宣传活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接演新剧本，粉丝以倍数增长，也得到了不少广告主的青睐。

张桐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再次饰演李大钊。图片来自张桐微博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张桐而言并不陌生。《亮剑》播出后，他也曾体验过“红”。那时他对“红”的概念就是走在大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戏约越来越多，再也不用租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小房子，上厕所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赚的钱足以为爸妈换个居所，改善生活。

但温饱解决后，冷静下来的张桐也很快开始拒绝这种“红”——他感到越来越不适。此前几年，他习惯了率性自由的生活，不愿意过分“注意形象”，喜欢穿着背心和短裤，在北京街头漫无目的地逛大街，爱吃路边摊，和任何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人聊几个小时。“我愿意当一个路人，愿意当一个普通人。”但《亮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要求他，“你得穿得得体一点儿了”“你怎么没洗头就出门？”

“对我来说，那样很假。”曾有一段时间，张桐总是在“被虚荣”与自我挣扎中彷徨。但他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不敷衍那些表面化的要求，依然我行我素，该打球打球，该遛弯儿遛弯儿。《亮剑》热播后一段时间，他还住在小平房里，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街边溜达。有时一些人认出他，找他签名，他也能开心地和人家就地聊个10分钟，最后甚至对方会邀约他“改天去喝酒！”

当年热播的电视剧《亮剑》，让张桐（右一）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红”。

正如《觉醒年代》播出后，张桐也依旧穿着大背心，约三五好友，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遇到来来往往的热心观众远比《亮剑》时更多，朋友调侃他，“你注意点儿形象！”张桐笑道，“我有啥形象？打球不都是光着膀子出汗吗？我也是个人，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前几天，他还曾邀请偶遇的粉丝一起上场拼了一局。

“我更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我。真实的我就是，我对任何人都很尊重，但是我又有自己对于生活上的主张——随性、率真、朴实、独立。我也不想去骗大家，告诉你们张桐是一个多么精致生活的人。我就是很随性。”

近几年，演艺圈也有太多张桐看不懂，也不想搞明白的事情，打破着张桐对真实、随性，甚至对表演的既有认知。例如，不少年轻的演员一见面就问，“桐哥，你粉丝多少？”张桐想不通演员为什么要关注粉丝量。对方理所应当地劝说，“你得买一点儿，不然好多戏都不找你。”

听多了，张桐也就不在意了。《觉醒年代》的“红”与《亮剑》的“红”实质相同，但所处的市场环境却天差地别。演员逐渐沦为资本的产物，流量的载体。张桐捋了捋这几年间的经历，“演员”被流量与资本冲击的大趋势下，他竟然幸运地每年都还在拍戏，还总能遇到一群有同样价值观、使命感的伙伴，可以等到《觉醒年代》《绝命后卫师》这样的剧本。虽然能播的剧只有不足一半。

2018年，张桐凭借《绝命后卫师》斩获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图片来自张桐微博

“要么你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市场产物，要么你就笃定你经过验证的价值是真的有价值，依然去做自己。辩驳没有意义。我只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够了。”

【新鲜问答】

娱乐被商业化后，对演员对行业是恐怖的

新京报：近几年影视市场逐渐以流量当道，也出现很多乱象。在你出道的十几年间，曾经有过突破个人原则，让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吗？

张桐：有，而且冲击蛮大的。因为我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接触到的观念是，你把你的戏演好，你把你的人做好，然后你就靠着这个不断地去发展。这是被我们当做真理的一套价值体系。

但最近五六年，这种观念转变得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就是所谓资本的介入，所谓流量概念的引入，变成了一个纯商品化的娱乐。这种商品化是建立在追捧的热度上，在于炒作。它与本身的价值无关，或者说它只取自于本身被追捧价值的部分流通。

那么演员沦为这种被追捧的价值载体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恐惧。因为你强调这部分，那么另外的两部分“好好做人”“好好演戏”，势必会被无限制地降低。这是一个辩证的看法。那么当这一部分不再有价值的时候，你等于颠覆了整个群体的核心价值。以往抱有这种价值的人，一定会茫然而无所适从。这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冲击和摧毁，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但是在这种前提下，你有办法吗？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选择是否相信你的这套价值体系依然有价值。

张桐。艺人供图

新京报：你会不理解当下很多年轻艺人，一夜爆红之后，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被流量裹挟而失去自我这个现象吗？

张桐：我非常理解，毕竟我也是从二十多岁过来的。但我只是觉得，那种生活会让我有一种警醒意识——那种生活对于张桐来说，是否真实？好比我是一根草绳，只不过你绑到了螃蟹上，大家会对你有过高的期望。但是，你本身就是一根草绳。

我很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也很清楚我的来源是哪儿，我不会说因为拍了一部戏，成了公众人物，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平常的人了。我依然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你也合作过很多年轻演员，彼此交流时，会把自己对于流量，对于浮躁的理解和经验分享给他们吗？

张桐：不会，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我无权干涉任何人的选择。除非他们来问我，我只会跟他们分享我的选择。

其实我分享选择，就是分享我认为的价值，但是我永远无权，也不想把这个东西输出给任何人，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都是从年轻过来的，我也知道“兜售”这种东西，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喜欢周杰伦，也有人不喜欢，就骂（他），我就来火。长大以后，（我明白）你有你的选择。我经历过（兜售）了，我干吗还干这个事儿？

我没有义务和权利为他们的成长去负责任，我也很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是有一个前提，谁选择的，谁为它付出（有可能出现的）“代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新京报资深记者 张赫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