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为何在辽阳（努尔哈赤的后金都城）

东京城（位于辽宁省辽阳市），是努尔哈赤占领辽阳后修筑的后金都城。虽然作为都城意义的东京城只存在了4年，便在之后清朝的历史中逐渐败破与没落。然而，建都东京城标志着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带领女真部落走向强盛，使后金政权具备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实力，为日后清朝的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

迁都辽阳 始建新城

20世纪30年代的东京城天祐门

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改元天命，定都赫图阿拉。天命六年（1621）三月，他亲率八旗兵攻克辽阳，并决定将后金都城迁到此处。当时的辽阳，在明朝数百年的经营后，城内街道纵横，商贾云集，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努尔哈赤曾用“承天眷佑，授以辽阳”之语描述其得到辽阳的欢欣之情。

迁都辽阳，努尔哈赤并未扩建老城，而是选择另建新城——东京城。据《辽阳州志》记载，东京城为清初都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城八里。天命六年（1621）建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有城门8座，分别为：抚近、内治、怀远、外攘、德盛、天祐、福盛、地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东京城遗址陆续发现了4块刻石，经鉴定为后金时期东京城的城门石额，其中3块为汉文石额“内治门”“德盛门”“天祐门”，另一块为满文石额“抚近门”。如今人们看到的东京城城门，为其中的南门之一“天祐门”。

由于东京城城墙转角处非直角，整个新城呈菱形，面积约0.75平方千米，城周有角楼，外有护城河。城郭建在一面临水的高阜处，底部为石砌基座，上为夯土墙，外包青砖。夯土层内有碎石、石碾、磨盘、碑碣等石料，可见建城之仓促。城门处设有城门楼和瓮城。

东京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宫殿两处、诸贝勒的住所、投降后金的部分汉官住宅和商业店铺等。两处宫殿：一处为理政“大衙门”，正对着天祐门，因其平面呈八角形，也称“八角殿”；一处为“汗王宫”，即寝宫，在八角殿以西100米的一处院落内，建于人工修筑的正方形高台上，台高约7米，边长约16米。

锐意改革 后金崛起

在定都东京城的4年里，努尔哈赤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在保持本民族特色基础上，大力推行汉族先进的社会制度，促进了后金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变，使其进入迅速汉化的崭新历史阶段。

努尔哈赤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贵族共和制”，使8个贝勒拥有“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的权力；发布“计丁授田”令，将辽东地区的无主土地按丁授给满汉人家，按丁贡赋；力促满蒙联姻以增强后金政治军事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一桩联姻，当属天命十年（1625）二月，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东京城内迎娶蒙古科尔沁部贝勒之女，此女即日后清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孝庄皇后。

迁都沈阳 新城倾圮

东京城从始建到完工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作为都城不过3年，努尔哈赤便力排众议迁都沈阳。《辽阳县志》记载，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在东京城设城守章京，派兵驻防，清康熙二十年（1681），城守章京移驻金州。到了乾隆年间，东京城逐渐倾圮。

为了使一手建立的政权巩固强大，努尔哈赤曾几次迁都。而迁都辽阳，因辽阳当时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最发达的中心城市，是“辽东根本之地”，这对于努尔哈赤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甚至将祖茔迁葬至此，建东京陵。可仅过了4年，努尔哈赤便放弃了这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营造的新城。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另有“风水”一说认为，努尔哈赤在山环水绕的沈阳宝地发现了“龙脉”，于是决定迁都沈阳。

事实上，后金的统治者们在东京城不断调整着统治理念，他们发现对汉人采用残酷镇压的施政手段，只会引起更剧烈的反抗，对这个有着强大文明底蕴的民族，蛮横与强制行不通。为了维护统治，他们不得不逐渐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实行新的政策，迁都亦不失为一种调整。同时，辽阳处于枢纽要地，多方势力在此角逐，对后金威胁不断。如此种种，才使得努尔哈赤决心迁都。而迁都沈阳，既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为后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后来清朝的历史也证明了努尔哈赤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眼光之敏锐。

对于东京城，史学家金毓黻曾多次作诗记之，其中《东京城怀古》有云：“山川环抱古城隈，策杖登临首重回。宫阙前朝悲剩民，江河旧迹验飞灰。气于二百年前歇，人是三千劫后来。莫觅先民栖息处，故陵风雨有余哀。”在诗中，金毓黻感叹东京城辉煌的一页翻得太过仓促，惋惜这曾怒放的花朵过早地凋零。2013年，东京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后的天祐门和部分城址遗迹，成为它留给后人的追忆和遥想。

本文原载于《中国档案报》 作者：吴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