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季羡林的八个故事(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走了)

关于季羡林的八个故事(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走了)(1)

2018年,段晴访问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图/受访者提供

段晴: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走了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4.18总第1040期《中国新闻周刊》

该怎么介绍她呢?一位国际权威的历史语言学家,一位西域天书的破译者,一位季羡林最寄予厚望的弟子,一位在大冬天也要穿裙子的爱美的女士,一位爱泡健身房的北京老太太,同时,也是一位病人。

在全球西域史学界,介绍她则非常简单,只需要说出她的名字:段晴。就像她的老师季羡林一样。

3月26日凌晨,与癌症对抗了7个月之后,68岁的北京大学西域历史语言学家段晴在北京逝世。装满奇异字符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是段晴的同行,也是相识40多年的老友。段晴走后,他感叹,丝绸之路古语言的解读,中国恐怕多少年内也不会再有第二人。

“没时间绕圈子”

历史学领域同行们回忆起段晴,总是说:我很佩服她,但她的文章我是读不懂的。

很多人好奇,段晴到底懂多少种语言。她的回答是:不要问我懂多少种语言,要问我懂多少种语系。她的学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替她数了数: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这么说吧,从欧洲到亚洲这条路上,除了特别犄角旮旯的,有几个语系她就涉猎过几个。”

去年,她又攻破了一门“死语言”。中国社科院的胡适档案里发现了两张照片,内容是两份古老的文书。文书是1929年在新疆图木舒克佛教遗址发掘出来的,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书写,当时,照片曾流转于许多著名人物手间,也曾在欧洲、美国寻找解读人,都没有成功。90多年以后,段晴破解了这两份档案。她发现,这份文件来自史书记载的“据史德王国”,而据史德语是一门已经死去一千年的语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玉麒说,段晴写的据史德语文书释读文章,对于丝绸之路研究、对于国际历史语言学界来说,是一次小小的地震。文章首先发表在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上,有外国学者看到英文摘要,立刻发邮件联系,只为阅读段晴的文章。

而这对于段晴,似乎只是一件小事。

在朋友眼里,与她的学术地位和专业难度相比,她的性格显得过于接地气了。一起外出考察的朋友回来翻照片,总能看到她跟各种路人的合影。在新疆,她用刚学来的几句维语拉着一个老大爷聊天,把老大爷都聊烦了。

段晴走后,学生张幸发现,比起老师为自己做的事,学生们几乎没有帮她做过什么。只有当他们在国外留学时,段晴需要找些资料,会急冲冲地写邮件给他们:帮我查一下,我现在正在写,尽快完成,越快越好!

直率是继承自她的导师季羡林。她曾经说,“季先生以及恩默瑞克教授等都是非常直爽的人,他们知道时间的宝贵,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没时间绕圈子。”

直率归直率,她并不粗枝大叶,只要跟别人在一起,总会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有一年她带学生去和田考古遗址考察,在沙漠上露营了一夜,被子太薄,所有人冻得够呛,之后很多年里,她经常自责地提起那件事。

在小区里,她也是那个热心肠的人。一位摆菜摊的摊主曾得到过段晴的帮助,送些菜来答谢她。她对摊主说,我比你活得好,就别老想着我了。相识40多年的师兄王邦维回想起来,“说这话,真是典型的段晴的口气。”

季门弟子

住院期间,学生张幸给段晴买了碗豆汁。她平常不爱喝豆汁,那次却很高兴,端过来喝了很多,然后说了一句:以前季先生喜欢喝豆汁,我也给季先生送过豆汁。张幸听了,鼻子一酸。段晴很少流露出感伤,最动容的时刻,几乎都是怀念老师的时候。

季羡林夫人去世后,师兄王邦维和段晴去看望老师。段晴忽然说,季先生,您得再找个老伴。季羡林说,算了吧。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他生未卜此生休,这辈子不想这事了!“段晴敢跟季先生说这话,我不敢。”

拜入季门是一场缘分,1978年她考北大德语系研究生,面试时季羡林在场。当时季羡林正想找一个学德语的学生,就挑中了她。1980年,中断数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重新连接,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返德国访问,带上了段晴。他亲自为她争取到奖学金,送她到汉堡大学学古代于阗语。季羡林是有意布局的,陆续送了好几位学生出国,接受“德国式”训练。

关于季羡林的八个故事(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走了)(2)

1980年,段晴(右一)陪季羡林(右二)访问德国,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回留学故地。图/受访者提供

她在汉堡大学的导师是恩默瑞克,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教的语言包括奥赛地语、于阗语、阿维斯塔文献、摩尼教波斯语、基督教粟特语等。上课没有任何热身,直接从读原材料开始,第一堂课就是读一篇于阗语的故事,段晴只读了一句话。恩默瑞克非常骄傲,发现有人思维跟不上,就不屑一顾。直到段晴解决了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才真正承认段晴是他的学生。

段晴后来的教学方式,也是德国式的。她会在开头几节课故意拉快进度,“抖一抖、晃一晃”,不合适的人自己就走了,免得彼此为难。一个班二三十人,到期末往往只剩下四五个。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跟段晴初学梵语时,还不知道梵文字母长什么样,第一次上课她就连讲了四课。段晴告诉他们:“一路向前,不要回头,不必纠结,学到最后都会明白的。”——她学语言的奥秘尽在于此。但段晴有一点跟德国老师不同,只要学生表现得好,她会以最夸张的语言赞美。

段晴曾不无自豪地说,季羡林生前对西域古代语言的布局,现在除了吐火罗语,其他语言基本上都可以开设专业了。她还开拓了更多中亚古代语言的教学,包括佉卢文/犍陀罗语、于阗语,以及其他古代伊朗语,拓展了季羡林时代的版图。

季羡林曾将一批学生送出国学西域历史语言,但最终把这条路走到底,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只有段晴。段晴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8年6月,为了请老师写信,促成国家图书馆收藏一批新疆出土文书。那天,季羡林看着她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后,季羡林逝世。

熔岩喷发

相传,季羡林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访问中国时,季羡林把《罗摩衍那》中译本送给了老师。这是“文革”期间季羡林最重要的成果,在那个无学可做的年代,他千方百计找机会,翻译了梵文的《罗摩衍那》。但是那天老师十分生气,把《罗摩衍那》扔到地上说:我教给你的就是这些吗?

瓦尔德施密特可能不知道,“文革”中,他的高徒只能当门房、转接电话、收发信件,翻译《罗摩衍那》是唯一能与学术保持连接的事。直到70多岁以后,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送到季羡林面前,他才重拾看家本领,转写、翻译和注释了这部 “天书”。季羡林曾经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他一生的喟叹,也是段晴前半生的总结。

1980年代后期,段晴刚回国时,没有新材料可供研究,西域历史语言学科处于低潮期。学者待遇也很差,为了补贴家用,她曾为一家德国旅行社做地陪,给德国游客当导游,还开过自己的公司。这段苦闷的时光长达十余年。直到2000年之后,新疆考古出土的文书陆续投入研究,段晴才迎来学术爆发期。“如积累多年的熔岩,一下子喷发出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形容。

季羡林带回的星星之火,在段晴的年代开始燎原。

研究丝绸之路和西域,需要读懂西域的语言。在学科分类上,西域语言分为印度学和伊朗学两支。在中国,段晴跟着季羡林学习梵语,属于印度学;在德国,她学习的于阗语,则属于伊朗学。两支语言学脉络在段晴一个人身上汇集,成为她打通中亚语言的基本功。荣新江评价说,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她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

“如果要给段老师作学术定位,首先,她印度学、伊朗学通吃;其次,她两条线做的都是最核心也是最难的地方,那就是解读。”荣新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学问没有功利的意义,但国力强大以后,各国都会养这么一个人。能读懂这些,说明这个国家的人最聪明,咱们国家就养了一个段晴。”

段晴让同行望尘莫及的,不仅是钻研语言的天赋,还有一股一往无前的气质。

北大的巴利语教学曾经中断过,2000年以后,段晴觉得应该恢复,但巴利语不是她的专长,她只是自学了一段时间,就开起了巴利语课。巴利语是一种印度世俗语言,与梵语接近。重开巴利语专业之后,段晴再一次大胆跃进,与泰国合作将南传佛教的《巴利三藏》从巴利文翻译成汉文。她带着北大梵巴语专业的学生,二话没说,就踏上了这场当代译经的苦旅。

季羡林有着开山之功,但因为学术环境的隔绝,那代学者只能跟在外国同行后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如今以段晴为旗手,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第一梯队。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开会时,翻着中国学者编的论文集,非常失落地说:你们把事情都做完了。

段晴说过,唯有对新疆古代语言文字有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人,才能认识到新疆古代语言文化发展沿革的真面貌,把对新疆古代文明的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这句话里藏着巨大的学术理想。荣新江感觉到,她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在构筑一个古代西域文明研究的独立学科。

她做着“死语言”的研究,关注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她对新疆的热情,不仅投注在古老的文书和神秘的语言,也包括新疆的人。有一年为了开一个新疆民间文化高级研修班,她特意为南疆的和田师专与喀什大学各留10个名额,专程坐着大巴车,带队去两所学校宣传。

通灵人

破译天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些看似缠绕的线头,又如小孩涂鸦的字符,就像古人写下的密码。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无人可以交流。

德语专业的同事谷裕无法感受段晴的工作,她好奇地问:你破解那些天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神助之力?段晴眼睛一亮,太对了!

2008年,新疆挖玉人在古代于阗地区挖到了五块毛毯,色泽鲜艳,填满了奇异的图画,图画间还绣着三个神秘字符。段晴看到照片,认为是于阗特有的丝织品“氍毹”。她经过长时间思考,认出方毯图案是几大希腊天神,而最后的那尊神灵,是苏美尔女神伊楠娜。她继而破解出三个字符,是希腊词与梵语词融合而成的于阗语词,意为“冥洲”——女神伊楠娜的宣言。

突然想通的那一刻,她感觉如有神助,“很惊喜,又很害怕”,害怕解读错了。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1500年前的新疆丝织品上,出现了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神话。很多国际专家直言反对,老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也不信她。两河文明中断了,刻在泥板上的《吉尔伽美什》被埋藏在地下,如何证明传到了东方呢?她挑战着人类迁徙史的经典结论。

段晴读懂了方毯上的故事,并且深受感动,跌入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她疯狂地到处作讲座,逢人便讲几块方毯上的神话。她自信地说,因为苏美尔文明出现在氍毹之上,总有一天,人类文明历史会因为这氍毹的存在而重新写过。

在这场孤独的想象与求证中,段晴自己证明了自己。这场想象中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最初只有她独自品尝。最终,经过不断修正,所有证据缀连起来,指向她的设想。最近,哈佛大学教授施杰我提出了一个支持段晴的论据: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巨人书》里,出现过《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著名人物的名字。这是《吉尔伽美什》流传到新疆的另一个证据。远方的支持令人欣慰,这是生命的最后让她高兴的一件事。

如果没有多种文明、多种语言在同一个脑子里,氍毹是很难破解的。她曾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说,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做了更多突破,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不同语言间的规律。面对外行,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别人无法切身体会到,面对这些奇异字符,抽丝剥茧、冥思苦想,甚至异想天开后觅得规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去年年末,她在病床上为新书《神话与仪式》写序言,这本书详细讲述了她对氍毹的解读经历。文章最后,她只字未提自己的状况,却意味深长地写下了生命中最后八个字:生命有限,探索无穷。

造一座巴别塔

段晴昏迷之际,几位学术界老朋友去医院看她。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西北汉子李肖抑制不住地伤感,“我突然有种感觉,她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天火的人,泄露了天机,所以要承受很重的代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也说,段晴想要用语言造一座巴别塔,但上天不许。

去世三天前,她突然从昏迷中醒来。学生们赶紧去看望,她睁不开眼睛,他们跟她逗乐,说给您唱个歌吧,她摇头;剥了个橘子给她闻,她皱起鼻子;他们开玩笑,我们是不是又烦你了,她点点头。“仿佛能感觉到她还像以前那样,故意嫌弃我们,说你们赶紧走吧。”学生张幸说。临走前,他们说,老师您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她用尽全身力气,终于睁开了眼睛,看了学生们很久。

段晴始终没怎么开口谈论过死亡。只有一次,说起最近几年在开会或出访等场合喜欢穿漂亮裙子,她开玩笑说,那是因为知道自己大限快到了,所以打扮得漂亮点。她大冬天的也喜欢穿长裙,会在网上淘衣服。在朋友眼里,段晴不琐碎,但也有普通老太太的一面,工作多的时候,她会懊恼:我要去照顾我的小孙女了,不要给我这么多活儿啦!结果,还是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文章。

她也不愿意谈遗憾。这些年陪伴她最多的学生、北大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晶晶觉得,“遗憾”不是段晴的思考方式,她总是在想,还能做什么事。年轻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十八九岁就要坐冷板凳学“冷门绝学”,她担心他们坐不住,就找机会带他们外出考察,开阔眼界,也培养兴趣。“你不知道这有多麻烦,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范晶晶说,但段晴一定要去,亲自选酒店。

段晴独自品尝着告别的滋味。去年10月,学生们推着轮椅带她回北大,快出西门了,她突然坚持要从东门走。学生又推着她横穿校园,从未名湖边经过。那是她最后一次逛校园。其实,她内心里默默地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江湖突然就寂寞了”

段晴逝世半个月后,老朋友们聚在北大的一个四合院里,为她举办小型的追思会。气氛并不哀伤,说的多是开心的回忆。窗外西府海棠开了,那个爱跟花合影的人却不见了。

荣新江回忆起1985年去德国,正在汉堡大学读书的师姐段晴接待他。他在欧洲各大图书馆跑了一个多月,头发乱蓬蓬的,段晴用剪刀给他理了个发,才带他去见自己的导师恩默瑞克。有一年去苏州开会,公交车的电子播报器一直用软糯的苏州话播报:“注意安全,从后门下车。”段晴一路走一路念叨:注意安全、从后门下车……尤其对吴语“下车”的发音特别痴迷。很久以后,碰到江苏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泳超,她还笑嘻嘻地用苏州腔打招呼:“从后门下车!”朋友们觉得,她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热爱。“段老师从后门下车了。注意安全。”在一篇缅怀文章的结尾,陈泳超写道。

在人群里,段晴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去新疆出差,见到广场上有人载歌载舞,她立马跳起舞来,还让同行的教授拿着帽子收钱。她爱喝酒,白酒一喝就是半斤。“有段老师在,你永远不用担心冷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沈卫荣低沉地说,段晴走后,丝绸之路、西域研究这个小世界山河失色,江湖突然就寂寞了。

不仅是生活里,学术世界可能也变得寂寞了。在学术界,她的率真令同行感到恐惧,会议上听到不认同的观点,她立刻针锋相对:我反对!她还敲打过一些学术机构:过于跟随现实风向说话,这不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本色。同行们感慨又自惭——这种纯粹和风骨,在学术界已是如此珍稀。

去年,新疆拜城的一次会议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介绍了自己的一项研究,对于阗人的来源提出一个猜想。第二天,一行二三十位学者到野外实地考察,有人指着天山山口说:刘屹说于阗人就是从这来的。段晴脱口而出:他瞎说!弄得这位院长十分尴尬,但过后,他后悔没跟她继续请教。

刘屹记得更多的是段晴的慷慨。他编了近十年学术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经常向她约稿,她总是爽快地回复:“等着吧!”有时刚过了一个星期,她的文章就躺在邮箱里了,读来总是令人惊喜。这本刊物并不是核心期刊,但段晴赐稿从不吝啬。追思会上,刘屹回忆起这位严苛又善良的前辈,突然泣不成声。

“我觉得段老师很有意思,她当着人的面也说‘坏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说。段晴是个异数,但这原本应该是学者本真的样子。“有这个特点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大容易成长到学术台面上来了,大概很早就给过滤掉了。但过去的时代还有很多缝隙,也要感谢那个时代宽容的一面。”罗新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时在想,大概今后很难再出这样的人了。”

段晴住院期间,段映虹一直没鼓起勇气去看她,有一天很想念她,就给她打了个电话。段晴声音不如以前响亮了,但声音里依然带着笑,给人信心。“她应该也不希望让大家看到她生病的样子,我想在脑海里保留她最美好的样子。”

最美好的段晴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年冬天,草木萧瑟,段映虹骑着车从北大静园路过,远远看见段晴一个人站在路边。“哎,我在看鸟儿呢!”段晴笑着跟她说,入神又纯真。这个画面让段映虹永远难忘,“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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