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出土的文物（三星堆新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戴竺芯 摄影报道

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牵动人心。6月13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考古中国”重要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会上通报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带给人们“开盲盒”一样的惊喜。新闻通气会公布，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此外，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得以解决，3、4、7、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均为商代晚期。

新发现祭祀遗迹

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自启动以来，其发掘成果持续引起社会关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仅80余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的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

截至2022年5月，3—6号祭祀坑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3、4号坑进入整理阶段，5、6号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7、8号坑正进行埋藏文物提取，还有更多惊喜即将发布。

目前，6个坑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从数量上而言，3号坑出土文物数量最丰，多达1293件，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等重磅文物均来自3号坑，堪称“聚宝盆”；从种类而言，每一个祭祀坑都出土了玉器，大多数坑的铜器和象牙是标配。此外，出土了706件文物的7号坑、出土了1052件文物的8号坑备受关注。

7号坑现状

大量新器型文物脱颖而出

“你不来三星堆的话，就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力有多么贫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多次这样评价三星堆的出土器物的神秘。无论是登上央视春晚的青铜大面具，神似“奥特曼”的青铜站立人像，还是形似西餐刀的玉刀，三星堆遗址每一次“上新”，令人震撼之余也引发感叹：三星堆还有多少惊喜？

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大量前所未有的器型得以出土，“拆盲盒”的喜悦不断上演。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7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引发关注，这件被网友戏称是烧烤架的青铜器中包裹着一件玉器，文物用途引发了猜想，此外，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也值得关注。

8号坑出土的金面罩铜头像，是本次发掘中第一次出土戴着金面罩的铜头像。还有一件青铜神坛，它的结构非常复杂，而且构思极其精妙和神奇，由方台、青铜神兽、青铜小人等多个部位构成。此外，还有顶尊蛇身铜人像、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文物别具一格，值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8号坑文物

确认祭祀坑年代为商代晚期

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组织方法、发掘手段在全国非常领先，引发考古圈内人关注，无论是科技感十足的考古发掘舱，还是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都史无前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进行，出土文物清理、保护、研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多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一大突破就是解决了祭祀坑年代的争议。

目前，6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内，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例如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此外，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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