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拖延症最有效（如何正确利用拖延症）

《四千周》，作者：（英）奥利弗·伯克曼，译者：戴胜蓝，版本：未读·思想家|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事情不可能做完

管理我们有限时间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怎样做完所有事（那根本就不可能），而在于怎样明智地决定不做什么，以及怎样坦然不去做这件事。如美国作家兼教师格雷格·克雷奇所说，我们需要学会更善于拖延。某种程度上的拖延是免不了的：诚然，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想把事情拖到以后再做，等到了人生的终点，可以说你没有做完理论上能完成的任何一件事。因此问题不在于根治拖延，而在于更明智地选择你要拖延何事，以便专注于最重要的事。衡量时间管理技巧效果的真正标准，是它是否能让你忽略那些应该忽略的事。

这类技巧大部分都不靠谱，容易弄巧成拙。大多数生产力专家提供的方法都是在让我们继续认为有可能做完所有事，反倒催生了我们的时间问题。或许你听过那个往罐子里装石头的老套寓言，它在史蒂芬·柯维 1994年出版的《要事第一》（First Things First）中被首次提出，此后便在生产力圈子里被不断提及。我最熟悉的一个版本是，有一天一位老师来到课堂上，带来几块大石头、一些鹅卵石、一袋沙子和一个大玻璃罐。他向学生们提出挑战：能否将所有的大石头、鹅卵石和沙子都装进罐子里？学生明显没那么聪明，他们尝试先放进鹅卵石或沙子，结果发现放不下大石头。最终，老师微笑着（带着几分优越感）演示了解决方案：他先是装进了大石头，然后是鹅卵石，接着是沙子，那些更小的沙石刚好卡进了大石头的空隙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首先安排时间做最重要的事，就能将其全部完成，并且还有足够时间做其他次要的事。但如果你不按这个顺序处理待办清单，那就永远没时间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故事结束了，不过它是个谎言。那位自命不凡的老师不够诚实。他在演示中动了手脚，只带了少数几颗大石头进入教室，他知道这些大石头能全都装进罐子。

然而对于今天的时间管理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擅长优先处理那些大石头，而是大石头实在是太多，大多数甚至连罐子边都够不着。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区分重要与不重要的事，而是有太多事情看起来都挺重要，都可以算是大石头，这时我们该怎么做。

幸好有一些智者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建议围绕着三大原则展开。

在时间分配上，请自私一点

原则一，在时间问题上，先偿付自己。这句话借用了漫画小说家兼创造力教练杰西卡·阿贝尔的说法，这是她从个人财富管理领域中借鉴来的。这句话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非常管用，因而被奉为圭臬。若你在领到薪水当天就拨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储蓄或者投资，或者偿还债务，那你很可能不会觉得少了这笔钱。你会忙起自己的事，买日常生活用品、付水电费，就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笔钱似的（当然，这个做法也有限制：如果你挣的钱刚好只够生活开销，这个计划就行不通）。

但如果你像大多数人那样 “最后偿付自己”，先去买你需要的东西，心里希望最后会剩下一些钱存起来，那你往往会发现自己最后一分钱都不会剩。这不一定是因为你肆意挥霍，花钱去买了拿铁，享受足部护理，买了新的电子产品。花出去每一笔钱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特别合理且必要。问题是我们特别不擅长做长期规划：某件事在现在感觉像是头等大事，但实际上你很难冷静评估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后是否还会觉得它如此重要。于是我们自然会在花钱方面犯错，当钱包空空如也时才悔不当初。

阿贝尔指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时间。你若是为了给最重视的事情腾出时间，优先处理其他占用你时间的要事，心里希望最终会有一些时间剩余，那你会失望的。因此，如果某件事对你确实很重要（比如负责一个创造性的项目，或者经营一段感情，或者从事某项事业），那么保证它能实现的唯一方法是今天就去做一部分，无论这一部分有多小，无论还有多少特别大的石头在呼唤你的关注。

阿贝尔多年来都努力为漫画工作腾出时间，努力“驯服”自己的待办清单，也努力调整时间表，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时她才明白，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反过来索取时间——立刻开 始画画，画一到两小时，每天都画，并且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包括忽略一些她真心重视的事情。“如果你不为自己省下一点时间，现在就做，每星期都做，”她说，“你将来也不会有那么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能神奇地做完所有事，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杰西卡·阿贝尔的漫画。

同样的洞见也体现在两条珍贵的时间管理建议里：用每天工作的第一个小时做最重要的项目、预先排好与自己“开会”的日程来保护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在日历上做记号，让这段时间不被其他事情打扰。从“先偿付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些一次性的小窍门就会成为人生哲理，其核心是一则简单的洞见：若你计划用四千个星期的一部分去做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那么只要决定了就得开始行动。

原则二，控制手头上工作的数量。或许我们在对抗时间有限这个事实时，最吸引人的做法就是同时开始好多个项目；这样一来你会感觉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每件事都在取得进展。然而到头来往往没有一项工作能有进展，因为每当一个项目变得困难，令人生畏，感到枯燥，你就可以去做另一个。你的确保持了掌控感，不过代价是无法完成任何重要的事。

避免次优先级的事情

原则三，抵抗次优先级工作的诱惑。有一则来自沃伦·巴菲特的故事——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传闻，有智慧的见解一般被认为出自爱因斯坦或是佛陀，无论其真实来源如何。有一次，这位以头脑精明闻名的投资家被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询问如何设定事项的优先级。如果是我，我很想回答：“专心开飞机就好！”不过故事很显然不是在飞行途中发生的，因为巴菲特给的建议不是这个。他告诉驾驶员，列出自己人生中最想实现的25件事，将它们按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顺序排列。巴菲特说，应该安排时间去处理排在前五的事。而驾驶员接下来听到的内容出乎他的意料。据说巴菲特告诉他，剩下的20件事并不是他一有机会就应该做的次优先级的事。完全不是。事实上，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极力避免去做这些事，因为这些目标没有重要到形成他人生的核心，却又有足够的诱惑力，让他无法专心做最重要的那几件事。

你不需要完全遵照这个故事，一条一条地写下自己的人生目标（反正我没写），也能理解这背后的道理。这世上有太多的大石头，其中正是那些只是比较吸引人的石头——比较有趣的工作机会、不温不火的友谊——会让有限的人生惨遭失败。心灵鸡汤常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学会说不。不过正如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所言，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句话只是要我们鼓起勇气拒绝各种本来就不想做的琐事。她解释说，这事实上“要困难得多。你需要认识到你只有一次人生，要学会拒绝你确实想做的事情”。

积极的拖延者会接受无法完成的事实

如果说高明的时间管理在于学会恰当地拖延，面对人生有限的真相，并相应地做出选择，那么另一种拖延——那种糟糕的、让我们无法推进重要工作的拖延，往往是由于想避免面对这个真相造成的。

积极的拖延者会接受无法完成所有工作的事实，尽可能明智地确定哪些工作该关注，哪些该忽略。相比之下，糟糕的拖延者会发现自己崩溃了，这恰恰是因为他连直面自己的有限性的想法都不敢有。对这些人来说，拖延是一种情感回避的策略，这种方法可以让他无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尽量不用感受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哲学家克斯提卡·布拉达坦用一则寓言说明了这一点。一位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建筑师设计出了世界上最美的建筑：那是一座令人惊艳的建筑，它耀眼炫目，独具一格，却又具有经典的匀称比例；它气势宏伟，令人惊叹，却又含蓄而不事张扬。所有见过设计图纸的人都想买走它，或是偷走它；著名的建筑工匠都盼望着能接下这工作。但这位建筑师却将自己锁在 书房里，盯着图纸看了三天三夜，然后一把火将它烧了。他也许是个天才，但他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象中的建筑完美无瑕，可一想到它有朝一日成为现实后可能要面对的妥协，他就感到难受。即便最伟大的建筑工匠也无法绝对忠实地再现他的设计，他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创作不经受时间的摧残——无论是外观的腐朽还是军队的劫掠，都会让它最终化为灰烬。实际建成这座建筑，迈进有限性的世界，意味着要直面所有无法面对的情景。与其屈服于满是限制和不可预知的现实，还不如去怀念那个尽善尽美的幻想。

布拉达坦认为，当我们在拖延某件重要事情时，通常也怀有同样的心态。我们看不到，或者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任何将想法变为具体现实的尝试必定没有理想中那般完美，无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多么成功——因为现实不像幻想，在现实世界，我们没有无限的控制权，也不可能达到完美主义者的标准。我们才华有限，时间有限，对事件和他人行为的控制也有限，这些问题总是会让我们的创作没有那么完美。虽然乍听起来可能令人沮丧，但它包 含的信息却让人如释重负：如果你拖延某事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做得足够好，那么你大可放心——因为依照你想象中毫无缺陷的标准判断，你绝对没法做得足够好，所以倒不如立刻开始行动。

这种回避有限性的拖延当然不仅限于工作领域，它在感情关系中也是一大问题。拒绝面对有限性的真相，会让人们连续多年陷入一种悲惨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有一则具有告诫意味的故事，讲的是史上最糟糕的男友，弗兰兹·卡夫卡。他最重要的恋情始于布拉格1912年夏季的一个夜晚，那年他二十九岁。当晚，卡夫卡在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家里吃晚餐，他遇见了马克斯的远亲，从柏林来的菲利斯·鲍尔。她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女性，二十四岁时就在德国的一家制造公司有了成功的事业。她质朴又有活力，深深吸引了有神经官能症且局促害羞的卡夫卡。

卡夫卡与鲍尔。

我们不知道女方的感情有多么强烈，因为只有卡夫卡的叙述保留了下来，而他当时被迷得神魂颠倒。很快，一段恋情开始了。至少，这段恋情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对恋人互通了数百封信件，却只见了几面，而且每次见面显然都让卡夫卡痛苦万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几个月后，他终于同意了第二次见面，不过就在见面当天早上，他发电报称他来不了了。

之后，他还是来了，不过显得闷闷不乐。两人最终订婚时，鲍尔的父母举办了庆祝宴。不过卡夫卡在日记里坦言，出席这场宴席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束手就擒的罪犯”。没过多久，在柏林的一家饭店约会时，卡夫卡就取消了婚约，不过两人还是照常通信。（卡夫卡对这一点也很犹豫不决。“我们确实应该停止写这么多信了。”他有一次在给鲍尔的信里这样写道，应该是在回复她的一个提议，“昨天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写信了，明天会把它寄出去。”）两年之后，婚约又恢复了，不过只恢复了一阵子：1917 年，卡夫卡以肺结核病发作为由，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取消了婚约。鲍尔后来嫁给了一个银行家，有了两个孩子，还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开了一家成功的针织品公司——她离开的那段关系充满噩梦般无法预测的反悔，实在是太“卡夫卡”了。

也许我们很容易将卡夫卡归为“受折磨的天才”这个类型，将他看作一个与普通人没什么关联的遥远人物。不过正如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所写，真相是——他的“神经官能症与我们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更怪异：只不过他的症状更强烈、更彻 成为更好的拖延者 077 底……（ 并且）被天赋逼到了一种完全不快乐的状态，那是一种我们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的状态”。

卡夫卡和我们一样抱怨着现实的束缚。他对爱情犹豫不决，对其他大部分事情也是如此，因为 他渴望过不止一种人生：他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因此他白天一直做着保险理赔调查员的工作；他希望与另一个人在婚姻中拥有亲密关系，意味着要娶鲍尔为妻；然而他也要毫不妥协地献身 于写作事业。在给鲍尔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将这种矛盾描述为身体里“两个自己”在相互搏斗——其中一个深爱着鲍尔，另一个则完全投入文学中，就连“挚友离世，感觉也不过是阻碍”了他的工作而已。

卡夫卡的痛苦程度也许到了极致，不过其根本矛盾，与任何人夹在两件事之间的左右为难没什么不同：让他们进退两难的选择或许是工作与家庭，或许是一份白天的工作与一份创作天职，或许是家乡与大城市，或者是任何其他可能的生活冲突。卡夫卡的应对方式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尽量不去面对问题。他将自己与鲍尔的恋情局限于书信往来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就能紧紧抓住这样一种可能的人生，既保持着与鲍尔的亲密关系，又不会让感情与自己对工作的狂热形成竞争，就像现实生活里的恋情必然会发生的那样。人们试图逃避可能来临的有限性时，并非总是体现为卡夫卡式的承诺恐惧症：有些人表面上的确对感情关系做出 了承诺，但内心却没有全情投入。有些人则多年处于乏味的婚姻中，他们本该离开却没离开，因为总想着留条后路，想着这段感情还是有可能发展成为长期的、令人满意的关系，同时还想着，等未来有了约会对象再离开也不迟。不过，本质上这些都是逃避。

卡夫卡。

鲍尔曾绝望地建议她的未婚夫试着“更多地活在现实世界里”。不过那恰恰是卡夫卡极力避免的。 六百多公里外的巴黎，在卡夫卡遇见鲍尔的二十年前，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就在他的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里直击卡夫卡问题的核心。伯格森写道，我们总是犹豫不决，而不是一条路走到底，因为“未来是由我们按照喜好规划的，它在我们眼里同时展现为多种形式，每一种都很吸引人，每一种似乎都有可能实现”。

《时间与自由意志》，作者：（法）亨利·伯格森，译者：冯怀信，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7月

换言之，以我为例，我很容易幻想，比如我的一生取得了事业上的卓越成就，当个好爸爸、好丈夫， 还积极参加马拉松训练，或漫长的冥想静休，或在社区做志愿者——只要我只是在幻想，就能想象所有这些画面在同一时间完美地展开。不过一旦我开始尝试，想过上其中任意一种生活，我就得被迫做取舍，必须在其中一个领域投入少于预期的时间，以便为别的事情腾出时间，还得接受我做的事都不会有尽善尽美的结果，因此，与幻想中的人生相比，我实际的人生免不了令人失望。

伯格森写道：“未来这个概念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它比未来本身要丰富得多。这就是为何我们发现希望比实际占有更迷人，梦想比现实更具诱惑力。”

而我想说的是，这段话看似令人沮丧，实际上却令人感到解脱。既然现实世界里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都意味着失去了无数种其他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拖延或者拒绝做出承诺，还焦虑地希望自己有办法避免这些失去。失去是注定的。木已成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宽慰的事啊。

原文作者 /奥利弗·伯克曼

整理/宫照华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