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历史自由观念（古希腊的古典民主）

文/安东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虽然确立，但若无配套设施保护则难以长久，克里斯提尼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这些制度虽然让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内的贵族一度失去了权柄，但同时也让贵族赢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说是双赢的结局。

血缘共同体升华为地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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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市政厅的集会广场上，竖立着一座宏伟的纪念碑。它的大理石基座约有16米长，2米宽，上面安放了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两端各有两个金属三脚凳，就像女祭司在传达德尔斐神谕时坐的那个凳子。

纪念碑周围矗立着石柱支撑的木质栏杆。各种公告张贴于此——军队官兵的花名册、诉讼告示、法律草案、刚成年男子（ephebe）的名单。这个地方当时一定十分繁忙，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寻找着各种信息和指示。

十尊雕像刻画了雅典的十位传奇英雄。他们主要是早期的国王，还有英雄或半人半神。这组雕像被统称为“齐名英雄纪念碑”（Monumentof the Eponymous Heroes）。克里斯提尼把全体公民分到十个新的部落中，取代了原有的四个部落，并用这十个英雄的名字来命名。这些雕像是雅典的守护者，因此备受敬仰。

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确保雅典民主的维持

克里斯提尼建立新部落的目的是消除或至少是削弱主要的政治派系（即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的影响，这三派不断制造麻烦，引发冲突和动荡。他也希望借此削弱胞族（phratry）的权力，这些胞族都是四个旧部落沿袭下来的分支。每个公民必须归属于其中的一个胞族。

贵族宗族可能曾经为施加政治影响力而对他们进行压迫。克里斯提尼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他的目标。十个部落必须从阿提卡三个不同的地区招募自己的成员，这三个地区分别是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雅典。它们被称为“特里提斯”（trittys，即三一区），三个区通常并不相邻。这意味着同一部落的成员来自国家的不同地方，人们过去那种对乡土的眷恋和对领地的忠诚便不复存在了。

雅典政治的基本单位是德莫区（demos）：这个词不仅指全体民众（前文已经做了解释），还代表了乡村或城市的分区。克里斯提尼把阿提卡分成了139个德莫区（英语中通常使用“ demes”这个词）。每一个德莫区归到一个特里提斯下，也就隶属于一个部落。克里斯提尼明白，要想实现国家层面的民主，必须在国内推行民主政策，并且将权力下放至地方。

德莫区便是微缩的雅典。它拥有自己的议会，可以颁布地方事务法令，并选出官员和地方长官。它还负责举办众多的当地节日活动和宗教仪式。德莫区还从胞族统治者那里接管了一些事务，包括更新公民人员名单和确认成年男子成为公民。

官方文件中按照不同的德莫区区分公民，而不像以前那样按照他们父亲的姓氏区分。如果按照这种区分法，一个男子所属的德莫区就是他的居住地，即使他和他的后代移居到阿提卡的其他地方，他们也永远是最初那个德莫区的成员。

古希腊民主有制度设计，效率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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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德莫区并非易事，但积累的经验十分有用，因为克里斯提尼对参与国家事务的普通雅典公民有很高的要求。

雅典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集会广场举行。在实行民主统治的第一年，这里就召开过公民大会。市场摊位收拾一空，人们聚集到满是尘土的广场上参与辩论，批准法律，征收税款。

十几年后，雅典公民大会转移到了普尼克斯（Pnyx），该地是一处岩石裸露的山坡，从上面可以俯瞰集会广场。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专门在普尼克斯的山顶设计了一个贝壳型平台，公民大会便转到此处召开。这里可以容纳8000到13000人（公元前4 世纪时，平台又进行了扩建）。

当时，城邦公民的总数在几万之间，虽然数字庞大，但只有少数公民愿意或有空定期参加会议。当然，无论会议何时举行，总有不少公民忙于田间劳作或从事手工业生产；至于其他公民，不是出国经商，便是随军出征，参加雅典频繁的对外战争。

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所做出的决定不得更改，除非（如果你非常幸运）另外再举行一次会议进行讨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穷人比富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因为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少数服从多数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

公民大会平均每九天举行一次，如果有必要，额外的紧急会议也会临时举行。会议正式生效需要达到6000人的法定参会人数。由于公民大会并不完全强制公民出席会议，所以要确保参会人数符合法定要求还须费一番周折。与会人员须自带口粮和坐垫—这并不奇怪，因为会议通常会从早开到晚。

从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开始，300名被称作“塞西亚（即斯基泰）弓箭手”的共有奴隶组成了雅典的警察部队。在公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他们拿着涂有赭石粉的“赶人索”扫过市场，把市场上闲聊或闲逛的人赶至会场。任何公民缺席会议或衣服上留有红色标记都可能受到惩罚。

发言者站在一个特殊的讲坛（bema）上向公民演讲。任何公民都有权打断并参与辩论。投票方式并不是无记名的，而是举手表决。

距离齐名英雄纪念碑不远，有一座约25米见方的大型建筑，它就是议事厅（bouleuterion）。五百人议事会就在此会面。

梭伦创立的四百人议事会以四大旧部落为基础，克里斯提尼将其废除后，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有影响力的议会机构，这便是五百人议事会。德莫区通过提名的方式准备一份长长的人员名单，十个新部落每年以抽签的方式从中各选出50 人。即将离任的议事会成员审查那些中签的人。每个公民在一生之中最多可以担任两次议事会成员，而且在十年之内最多只能担任一次。

五百人议事会

同梭伦一样，克里斯提尼也认为抽签法很实用，可以确保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遏制腐败，并且能让神灵来做决定。或许抽签最重要的意义是鼓励公民密切关注时政，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机构，与各部门官员一起处理全部的公共事务。其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公民大会只能讨论五百人议事会已经通过的议题。

但是，50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因人数太过庞大而缺乏效率。人们把一年（360天，必要的时候加上闰月）分为十个部分。十个部落各选50名议员组成下属委员会，轮流执政，任期为一年的十分之一，即36天。

在任职期间，委员需要承担五百人议事会的日常工作。他们在集会广场的圆形会场（Tholos）办公，在那里吃住，费用由公款承担。他们采取24小时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保证至少有17人一直在工作岗位，以便处理紧急事件。他们通过抽签来选出当天的委员会主席或委员长。

在军事方面，每个部落需要提供一个重装步兵团和一个骑兵中队的兵力，由一位将军（strategos）统领。如有形势需要，十位将军也会成为海军舰队的指挥官。

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军们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雅典人懂得常识，他们知道，要想在陆战和海战中取胜，需要军事经验和才能。对于十将军的职位，他们尽量避免使用随机选择的方式来任命，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允许骁勇善战的将军保有长期的指挥权。

这让我们想起梭伦，他曾用抽签的方式任命九名执政官来管理城邦。九名执政官中包括军队总司令（polemarch，字面意思是“战争领袖”）。后来，梭伦的行政权力逐渐减弱。几年之后，将军取代他成了执政官，获得了海陆军队和公民大会的最高行政权。

克里斯提尼创立的另一项制度便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如有需要，公民大会每年投票一次，流放一位政界要员，流放期限为十年。公民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提名流放之人。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表达人们的意愿。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政治家们压迫性的威望和权力”。毕竟，作为受人欢迎的领袖和军事指挥官，庇西特拉图曾经利用自己的职位当上了僭主。克里斯提尼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出现。

在公民大会举行的专门会议上，全体公民都可以进行无记名投票。人们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刻到陶片（ostracon，“ ostracism”就源于此）上，然后放入瓮中，用这种方式推举出自己期望放逐的人选。参与投票的公民必须达到6000人的法定人数，投票才算生效。得票最多者必须在十天之内离开雅典。如果他试图回国，就会被处以死刑。但是如果他遵守规定，国家会在他流放期满后准许其返回雅典，归还其财产，恢复其公民权。如果他愿意，还可以恢复公职。

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

奇怪的是，陶片放逐法真正实行了总共不到20年的时间。只有当每年1月或2月公民大会的议员确定了要放逐某人时，陶片放逐才会实行。年复一年，议员们都对是否要放逐某人提出异议。我们很难解释这种有意拖延的做法。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政客们都害怕自己会惹祸上身，担心如果自己第一个提议放逐别人，到第二年有可能自食其果，成为被放逐的对象。

既不损害战斗力，也不撕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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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斯巴达偏爱寡头政治。它迫切地想要再次插手雅典的国家事务，终止这种危险的民主实践。对于曾经受过羞辱的国王克莱奥梅尼来说，复仇的时刻终于来临。公元前506 年，他率领一支由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组成的军队，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发，大举进攻雅典。

与此同时，彼奥提亚人从北方向雅典发动进攻，另一支军队从埃维厄岛的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跨越狭窄的海峡，进入阿提卡。雅典的新兴民主政治前途暗淡。

但是斯巴达的一个盟友对这次远征的正义性做了重新思考，最后决定撤回军队。克莱奥梅尼同另一位斯巴达国王德玛拉托斯（Demaratus）发生了争执。斯巴达人别无选择，只能忍气吞声，悄悄地溜回国内。随后，雅典军队在同一天的两场战斗中重创了彼奥提亚人和卡尔息狄斯人，甚至还吞并了卡尔息狄斯人的部分领土。

总之，对雅典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结果。克里斯提尼和他的民主革命也安全地躲过了这一劫。

克里斯提尼进行改革，在雅典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一过程的惊人之处在于其逻辑纯粹，乐观激进，事在人为。他们在改革和建立民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妥协，因此改革本质上与政治手段无关。各方之间也未讨价还价。改革体现了当代学者所说的“古典理性”（archaicrationality），它指的是一种能力，即勇于面对困难，从根源上重新思考问题，即便牵强附会，也要坚持找到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

克里斯提尼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离不开雅典人民对于革新的热切期盼。他所创建的民主政体延续了两个世纪，期间很少有中断。

民主的运作离不开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参与。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民主的一个关键原则是“每个人都轮流被人统治和统治他人”，但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虽然他没有明确言明。这样的民主形式对富人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麻烦事，因为他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对普通雇工来说却要难得多。失业者和无固定工作的穷人虽然看似空闲，但并不愿意闲着，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以维持生计。

几十年之后，国家开始给陪审团和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发薪水。这一举措保证了一些公民的收入，他们可以在克里斯提尼所构想的城邦蓝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一最为完善、最为健全的直接民主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人可能会认为，民主的实施需要每个人的努力，而这会导致疲惫和沮丧。但雅典人恰恰相反，民主似乎激发了他们的热情。随之而来的文明的繁荣的确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克里斯提尼创造的民主制度无疑也给雅典打了一针强心剂。

在军事方面，雅典的重装步兵似乎也受到了民主制度的激励。希罗多德说过，平等的好处体现在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目前，雅典正变得越发强大。这不只是体现在一处两处，到处都有证据表明，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一样好东西。在僭主的统治下，军队并不比邻国更强。但是，当僭主下了台，雅典的军队无疑实力大增，远胜邻邦。

斯巴达人一定会说，这言过其实，也的确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雅典军队的士气得到了提升。

希腊重装步兵

尽管阿尔克迈翁家族对雅典的规划十分完美，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从自己推行的新特许政策中获益。克里斯提尼很快就不见踪影，彻底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说明。他或许死了，或许出于某种原因而被迫销声匿迹。对此我们将永远无从得知。

据说仅过了一代人，阿尔克迈翁家族就失去了权势，分崩离析。公元前486 年，阿尔克迈翁家族的亲戚麦加克勒斯遭到放逐。两年后，与阿尔克迈翁家族联姻的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也遭此厄运。保留下来的陶片上刻有两行诗句，上面记载了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库伦事件中的罪行。这块陶片上说阿里化朗（Arrhiphron）的儿子科桑西普斯，是这可恶的曾经领导雅典的家族中最坏的一个。

雅典人拒不承认克里斯提尼为驱逐僭主所做出的贡献。原因之一是人们过度美化了空有其表却无才干的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这荒诞至极。每当雅典人凑到一起饮酒作乐，似乎都要歌颂他们一番。

难怪克里斯提尼要借故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优秀的家族很难被击垮，没过多久，阿尔克迈翁家族便重新回归。正如我们所见，雅典虽然用民主取代了贵族的统治，但民众还是对贵族表达了充分的信任。这一定也是克里斯提尼希望看到的。

这或许是因为贵族的适应能力较强，另外可能还有一点无法明说，即人民本身缺乏一定的自信。不管怎样，科桑西普斯在流放归来后被任命为海军上将。而且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雅典迎来了两位杰出的领导者，其中之一就是科桑西普斯的儿子，即阿尔克迈翁家族的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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