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沦陷区（吉报东北风特稿）

编辑的话：

再过几天，就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为此，编辑特别邀约了伪满文化研究专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蕾女士，请她撰写东北沦陷时期的东北文人群像。

80多年前，许许多多作家、编辑和文学青年，不甘于亡国奴命运，以笔为剑，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中书写愤怒、唤起了人们的斗志。他们是不拿枪的战士，也是战争的幸存者。

今天，我们记录下他们鲜为人知的坚韧精神和传奇故事，以铭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李季生

“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纪念“九一八”就是回望历史，探究我们的民族经历炼狱般的苦难而在坚忍的抗争中获得伟大复兴。

作为东北人，我很想知道东北知识分子在伪满洲国时期的真实生活。他们如何继续文学活动？如何延续职业生涯？如何经历日常生活？是否如外界猜测的那样——在伪政权统治下过着顺从与合作的“灰色生活”？从2007年开始，我和荆宏在阅读伪满报刊图书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寻访伪满洲国时期文化人，请他们讲述文学与媒介活动、抵抗活动、日常生活等等。调查让我们发现：东北知识分子并未做顺民或奴隶，他们以撰写抵抗文学、参加抵抗组织活动等方式进行精神抵抗。受访者中有13人被我们定位于“精神抵抗者”。

姜静芳

孙萌

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老人已经走了。在那些受访老人中，如今只剩下97岁高龄的李正中先生还能谈笑风生，还能挥毫泼墨。

精神抵抗者们渐行渐远，我们只有仰望其背影。值得欣慰的是，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们记录了他们的口述回忆，定格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曾被遗忘的精神抵抗者！

光复日走出监狱的鲁琪

2017年8月15日是光复日，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我在微信上看到原黑龙江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鲁琪（1924-2017）的女儿鲁晓纾的留言：“我爸爸走出监狱的日子。”一周以后，2017年8月22日，93岁的鲁琪先生故去。

73年前，20岁的鲁琪是伪满唯一文科大学“王道书院”的大三学生。1944年5月，他在空旷校园里被日本警察带走。走进伪满新京首都警察厅的长长走廊，鲁琪陆续见到朋友们，大家都因“反满抗日”罪被捕。他们受到电刑等多种酷刑的折磨，又被移送沈阳的奉天第二监狱。1945年5月，他们被判处3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以及死刑。未及行刑，1945年8月15日光复了，鲁琪和“同案”们重获自由。这是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时隔60多年，鲁琪和他的子女们才对当年被捕详情有进一步了解：他当时身陷一个被日寇命名为“桃园工作”的案件。“桃园工作”对具有抵抗意识的“盖县文艺事件”进行跟踪侦察。“盖县文艺事件”指辽宁盖县文艺青年花喜露和于家麟共同组织的文学活动，他们创办“灵莎”（LS，实际指鲁迅）文学社，编印《星火》《大地》《辰星》等油印刊物，办“秋灯书店”传播违禁书刊。花喜露秘密加入共产党，于家麟秘密加入国民党。鲁琪是盖县人，虽在长春读大学，却参与为秋灯书店买书、运书工作，同时还撰写和发表多篇抵抗文学作品。日寇于1944年5月“收网”，在长春、沈阳、盖县等地同时实施抓捕，被捕的案件核心人员有33人，受牵连者达200多人。

光复了，鲁琪和朋友们走出监牢，开始又一段壮丽的青春书写。鲁琪1946年投身革命，1949年出版小说集《炉火》，1950年出版诗集《北大荒》、小说集《北大荒的故事》等，解放初期担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55年鲁琪被打成“胡风分子”，下放农村20多年。他在未获“平反”时就悄悄创作，1978年发表电影剧本《大渡河》。进入1980年代，鲁琪先后创作电影剧本《勿忘我》《等》《沦落人》《绿川英子》《荒野女孩》等。

2012年，我们2次去哈尔滨对鲁琪进行访谈，并跟随鲁琪回到长春寻访读书地点、被关押地点，跟随他回沈阳看望当年的“同案”。鲁琪的“同案”都是精神抵抗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去世，如“盖县文艺事件”灵魂人物花喜露（1913-1946)因受刑过重于1946年去世，另一位灵魂人物于家麟（1917-1979）于1979年去世，其他被捕者也相继离世。我们有幸对当时还在世的3位“盖县文艺事件”被捕者进行口述访问，他们是李季生（1922-2013）、姜静芳（1918-2017）、孙萌（1927-）。姜静芳女士和孙萌女士是地下油印刊物《大地》《辰星》的撰稿者，也都是花喜露的学生。李季生曾是伪满“国通社”记者，也受教于花喜露，出狱后与姜静芳结为夫妇。他们承受着回忆往事的痛苦，详细讲述被捕和受刑经过以及当年从事地下文学活动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资料。

冒死掩护李季风逃亡的张烈

张烈（1918-2014）先生已去世3年了。2013年访问时，他那沉浸在回忆里的样子仍历历在目。他微闭双眼，用低低的声音和迟缓的动作，还原出70多年前惊险曲折的一幕一幕。那一刻，我知道他又回到“过去”。

张烈在伪满时期笔名“冰旅”，先后在“抚顺邮局”、“康德新闻社抚顺分社”、“满洲杂志社”等机构工作。他不仅仅撰写过抵抗文学，还冒死保护越狱逃亡的作家李季风。李季风是伪满时期知名作家，担任过伪满《大同报》副刊编辑，因言辞激烈受到很多文学青年拥戴。李季风还是伪满时期唯一两次越狱的文人，“李季风越狱事件”轰动全东北。在研究中，我发现关于李季风越狱及其政治身份等问题还存在一些谜团。因此，我很希望张烈能以亲历者和见证人身份谈谈当年的情况。

张烈详细讲述了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仅凭李季风一首署名“冰旅”的诗歌就判断他是爱国者，来到抚顺找他。当确信眼前的人就是李季风时，张烈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起来，直到后来实在没办法才将李季风送走。

张烈还谈到1943年底《青年文化》主编王天穆来抚顺了解李季风逃亡情况的经过。王天穆是伪满时期的知名文人，他曾帮助李季风逃亡，1944年底被日伪警察抓捕并迫害至死。1943年11月5日，李季风越狱后首先穿过马路（即今天长春的人民大街），来到伪满协和会找王天穆。王天穆将其藏在一楼厕所里躲过数日，后来帮其逃走。李季风离开抚顺时给王天穆寄了一张有暗语的明信片。王天穆不放心，亲自来抚顺了解情况。张烈亲眼看到日本人监视王天穆。1944年张烈来到长春，进入“满洲杂志社”工作。得知王天穆被捕的消息后，张烈马上做应对准备。不久，日寇果然将他抓捕。张烈在受审时装疯卖傻，最终逃过一劫。他被释放时，被蒙上眼睛扔在长春市一条喧哗的马路上。

张烈说，王天穆在抚顺一下火车就“巧遇”同一杂志社的日本同事，那日本人事先未打招呼，显然是来监视王天穆的。在这种情况下，张烈与王天穆在火车站分别时，故意装作不认识，在长椅上背对背地坐下。他们坐直身体，将头靠在一起，低声道别。讲到这里，张烈将身体往后靠，头仰起，仿佛王天穆又在身后一样……

说起萧红，“硬汉”陈隄落泪

哈尔滨作家陈隄（1915-2016）是我们2007年开始寻访之旅时访问的第一位东北沦陷区文化人。当时他已92岁，仍然保持着“硬汉”形象，又高又瘦。从他家相册的一张老照片上，看到20多岁的陈隄在太阳岛游泳的照片，黑瘦而健壮——他被捕前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陈隄是1942年元旦在任教的哈尔滨南岗小学“正在举行元旦团拜时”被捕的。直到1945年8月16日——光复第二天，他才在长春走出牢门。

被捕受审时，他看见自己名列“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名簿。日伪警察已关注他和关沫南（1919-2003）、王光逖（1918-1981）等人很久了，他们在《滨江日报》《大北新报》等报刊上发表具有抵抗意识的文章、主办文艺副刊以及与共产党员陈紫发生联系等等，这些都纳入日伪警察的监视之中。被提审时，陈隄还发现自己密不示人的家庭住址被登记在案，自己从不送人的照片也在警察手里。

在陈隄被捕前一天深夜（1941年12月31日），关沫南在家中被捕。我们去哈尔滨访问陈隄之前，访问了关沫南弟弟关东镇先生（原吉林日报社副总编）。关东镇向我们详细讲述了那天晚上特务突然翻墙进家抓捕关沫南的经过。

我们总共对陈老访谈过3次，让人吃惊的是：陈隄谈到最动情处不是自己的受难，而是曾与萧红见过一面。说到萧红，陈老泪流满面，声音哽咽。他一生的文学道路受到萧军、萧红的影响，同时他也是国内较早的萧红研究者，1979年就发表《萧红的早期创作》等论文。但陈老究竟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中见过萧红？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再追问下去。后来我遍查史料，发现一篇方未艾的回忆文章，萧红的第一首诗是方未艾给发表的，他也是萧军的挚友。方未艾写道：1933年他负责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那时“常给副刊写稿的有我的好友萧军、萧红、陈隄、金人、杨朔……”陈老与萧红的见面应该是那段时间吧，萧军、萧红于1934年6月离开东北。

大智大勇的李正中

大多精神抵抗者有被捕经历，比如陈隄、李民、田力健、鲁琪、李季风、姜静芳、孙萌、张烈，诗人徐放亦被日伪通辑而逃亡关内。然而李正中先生却是个例外。

李正中撰写和发表过不少抵抗文学作品，与抵抗组织成员有密切联系，被伪满弘报处约谈过，被日伪警察立案侦察过，受到司法系统官员的监视和“敲打”……他游走于被捕边缘，却能机智应对。如今，97岁的李正中还能上下6层楼，书写起来依然笔墨酣畅。

李正中是吉林市人，1939年考入“新京法政大学”，1941年步入伪满司法界，做过“新京地方法院”法官。他在“九一八”前就在上海《小朋友》杂志发表诗歌，后来成为伪满《大同报》副刊以及诸多期刊的重要撰稿人。

查阅资料时，我真为他捏一把汗：1942年至1945年间他多次处于危险境地。三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相继被捕，第一个是李季风——在“一二三零事件”中被捕。“一二三零事件”是伪满时期最大的知识分子被捕案，指1941年12月30日夜里日伪警察在东北各大城市同时实施的大搜捕。仅长春就有一百余人被捕，当晚伪满新京首都警察厅大楼的办公室全部用于审讯还不够用。李正中是李季风主编副刊的撰稿人，来往颇多，而当时受牵连入狱者很多。

第二个与李正中关系密切的人是张国臣，“新京医科大学”学生，1942年7月28日被日伪警察抓捕。李正中与张国臣是密友，他不仅为张国臣主编的“激流”艺文丛书撰写多篇抵抗文学作品，还与张国臣频繁通信。试想，两人同在一座城市，也有不少见面机会，却三天两头写信交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友谊？

第三个人是梁肃戎——李正中的大学同窗、法院同事，于1944年3月被捕。梁肃戎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是国民党长春市党部书记长。在公开审理梁案时，李正中和老同学一起勇敢地为其担任辩护律师。让李正中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激动的是，梁在法庭上大声斥责日本侵略中国，大义凛然地说：“不要为我辩护了，判我死刑吧！”梁于1945年光复后出狱，去台后担任过“台湾立法院院长”，1998年发起建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

身边人相继被捕，危险越来越近，但李正中仍坚持抵抗文学的写作与传播。他采取多种方式传播抵抗文学：隐晦发表，非公开出版物发表，域外发表（即投稿到伪满洲国以外的地方）等。他把那些在伪满新闻检查中未获通过的作品，寄到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利用两地政治环境的“时间差”来发表抵抗文学。他违反伪满法令规定，私自印卖诗集《七月》。1943年他的诗集《七月》被查封，伪满弘报处官员们从字里行间嗅出“抵抗”意味，不仅约谈而且交由警察机关对其监视侦察。他发表于《新潮》杂志的小说《诱惑》被勒令撕页和停发，作品被“斩头断腰”，弄得不成样子。他发现自己被监视，但他有超乎寻常的冷静，巧妙地利用法官身份拖延警察机关的调查，一直拖延到1945年光复。战争胜利日，李正中也走出“监牢”，从此他彻彻底底地成为文学人。1945年底，李正中创办当时东北唯一大型文学期刊《东北文学》，为抵抗文学作品的“战后呈现”提供发表平台。

每一位受访者都有很多故事。对东北沦陷区文化人的访谈，后来渐渐成为对东北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东北人寻找“自我”的过程，探究东北知识分子面临民族国家重大生存危机时、面临政治选择和文化认同考验时到底做出了怎样的抉择。

作者：蒋蕾

摄影：荆宏

编辑：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