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将女儿囚禁20年生下七个孩子（他把38个儿女送国外）

有清一代，自顺治入关后，清帝对皇族管控极严，粗略说即给予爵位、俸禄，而不给封地。

除此，为防止出现明朝“藩王作乱”的情况，清帝严格限制皇族行动，尤以亲王最甚。

清朝对亲王的管控，简而意赅地说：养猪。

除了不允许出京，只要不造反，不引起极大的民怨，亲王在京城想干啥就干啥。

由此，清朝的亲王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敛财。

他们整日想着的就是怎么赚钱，怎么花钱，极尽奢侈。

晚清时期，皇城根下，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顺口溜：

“恭亲王的房，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拿斗量。”

恭王府位于北京什刹海地区，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99间半”之称的后罩楼拦腰将之隔为府邸和花园，府邸堂皇庄重，花园优美繁华，堪比清帝居所紫禁城；

豫王府的墙要比其他亲王府的墙高出三尺。

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为维护皇权的地位，做任何事情都要讲规制，不能逾制。

好比只有清帝能穿明黄色衣服，只有清帝居所、陵墓和奉旨兴建的坛庙等能用黄琉璃瓦，一旦被发现逾制，轻者锒铛入狱，重则满门抄斩。

故而，豫王府的墙能够逾制建造且安然无恙，可见其特殊性，属独一份；

由于历代肃亲王都是爱财、有财、善敛财、懂理财的主儿，肃王府的财富经过百年的积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用“富可敌国”四字形容都不为过。

至晚清时期，肃王府的银子都用不光，堆积在银库内都快发霉，不得已每年都要拿出来晒。

“无所事事，尽情玩乐”这便是清朝绝大多数王爷的人生写照。

然而，晚清有一位亲王，还是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却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他一反清朝绝大多数王爷“混吃等死”的风格，不爱金银爱改革，每天不是在想着怎么捞钱而是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清朝转危为安，起死回生。

为了挽救腐朽的清王朝，他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他不但对侵略中国，残忍杀害无辜同胞的日寇卑躬屈膝，还为日本明治天皇穿丧服吊唁，做了很多无耻的事情。

且他为对日寇表忠心，将自己最小的女儿送给日寇做养女，后来这个养女成为了近代有名的女间谍、女汉奸，对中国、中国同胞造成了无法弥补和原谅的伤害，遗臭万年。

这位看起来很是“独特”又丧心病狂的亲王，就是末代肃亲王善耆。

那个被善耆送给日寇做养女的亲女，就是川岛芳子。

肃亲王，乾隆时被确定为世袭罔替的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

第一代肃亲王的身份极其显赫——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长子豪格。

皇太极死后，豪格本是皇位的不二继承人，却因一时谦虚而错失皇位，也因此和另一个皇位有力竞争者多尔衮结下仇怨。

1648年，豪格被已贵为摄政王多尔衮革爵囚禁，在狱中悲愤自杀，年40岁。

后多尔衮猝死后，重新掌权的顺治皇帝为其平反昭雪，令其子富绶袭亲王爵。

乾隆时期，肃亲王被明确为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世袭罔替。

经过九代传承，第九代肃亲王隆懃长子善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袭肃亲王爵，成为第十代肃亲王，也是最后一代。

作为末代肃亲王，又是朝中显赫要员，善耆参与并影响着晚清社会变迁，并承受着这一变迁过程的影响和挤压。

善耆的人生以辛亥为分界，扮演着看判若两人可细想来却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人生角色。

辛亥革命前，善耆说不上是个大奸大恶之徒，以当时的环境，及对爱新觉罗而言，他也算是个忧国忧民且颇具才干的“贤王”，为官清廉，性格豪爽，思想开明，善于用人，力主变革，一心想做个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救国之臣。

然辛亥革命后，随着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宣告灭亡，愚忠之臣善耆开始变得丧心病狂起来，为了实现那纯属痴人说梦的复国梦，他甘心做日寇的奴才，卑躬屈膝，甚至联合外人对付自己的同胞，且意欲分裂中国的领土，极尽阿谀谄媚……

辛亥革命前的善耆——朝野称赞的贤王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来，封建统治由盛渐衰。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腐朽的清政府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

此时，爱新觉罗统治的清朝，犹如飘荡在惊涛骇浪之中的一片孤舟，摇摇欲坠，艰难前行，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末代肃亲王善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清朝走向衰亡的时代。

1866年十二月，北京东交民巷肃亲王府，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在王府内响起，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是第九代肃亲王隆懃的长子，他的出生使整个肃亲王府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隆懃更是笑得合不拢眼，肃亲王有后了。

作为肃亲王府的第一个男孩，这个男婴一出生便得到了整个王府的疼爱，可以说别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他则是直接含着金元宝出生。

这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末代肃亲王善耆。

作为清朝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长子，善耆自出生起，命运便已然注定，别人趋之若鹜的荣华富贵，他唾手可得，甚至可以说是主动送上前来给他吃。

当绝大多数普通人还在为进士、举人，甚至是秀才的功名而废寝忘食时，21岁的善耆已是爵居一品的二等镇国将军；

当绝大多数年轻官员因资历等原因在七品任上奋斗时，23岁的善耆已是职居二品护军统领。

显赫的家世，身上流着清朝皇族血统，使善耆不用任何努力，轻轻松松便可荣耀无比。

然与绝大多数只享受皇族身份带来的荣华富贵，却不承担皇族该担的责任的皇族子弟不同，善耆却对荣华富贵无甚兴趣，反而对救世治国颇感兴趣。

得益于皇族子弟和御前侍卫的身份，善耆亲眼目睹了光绪亲政以来中兴大清的思想行为，及甲午战败以后寻求强兵富国之路的决心，也看到慈禧及李鸿章等的投降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些事情，给善耆带来了强烈的影响，使他的心中渐渐升起了想做一位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救国之臣，辅佐清帝中兴大清。

单论“拯救大清”这个抱负，善耆一生的确都在努力，都在践行着，只不过后来他所谓的救国的道路却是彻底走错了。

1898年，肃亲王隆懃薨，善耆承袭肃亲王爵，成为末代肃亲王。

自此，善耆的地位已经到达了人臣所能达到的顶端，成为万人之上的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绪皇帝等人仓皇出逃。

善耆得知，追随前去，与礼亲王、端亲王、那亲王等亲贵重臣护驾西行，中途到大同奉慈禧旨意返京，会同庆亲王和李鸿章办理日常政务，协调处理与列强有关事宜。

十月，因肃亲王府在战乱中被毁，王府所在地又被慈禧割给八国联军建使馆，慈禧为补偿善耆的损失，遂命他兼任崇文门监督。

崇文门监督是清代京师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出入京城的各种货税，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税务局，每年保底可为清朝国库贡献17万两白银，是当时清朝国库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为赋税重地，清政府很重视崇文门监督一职，通常只会派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或侍郎等兼任。慈禧让善耆出任崇文门监督一职，很大因素是为了补偿肃亲王在庚子事件中的损失。

正因为是为了补偿，慈禧特意下旨：

自善耆任崇文门监督后，上缴国库的税款由历年30万两的惯例降为缴纳12万两。

这里说句题外话，慈禧此举无疑是亡国之举。

赋税重地岂能为补偿即轻易与人，甚至还下旨命其“贪污”，公器私用，简直是儿戏。

百姓所缴纳的赋税，是用在强兵富国上的，而非是为补偿个人之得失上。

慈禧如此之行径，清朝焉能不亡呢？

言归正传。有慈禧的旨意，善耆完全就是“奉旨贪污”，只要他想，拿多少都无人敢管，可谓是名正言顺拿钱。

如若善耆真的是个贪得无厌之徒，对百姓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灾难，毕竟钱可是从百姓身上拿来的。好在幸运地是，慈禧“所托非人”。

善耆是个有理想抱负的亲王，他想要的不是眼前的荣华富贵，而是身后的青史留名。

慈禧的旨意，没有让善耆欣喜若狂，而是感到自己的救国之路将十分艰难。

善耆认为，清朝走向衰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满朝上下不顾国家利益，沆瀣一气，以不正当的手段损公肥私，榨取民脂民膏来谋取私利。

基于此，善耆认为如果要挽救清朝的颓势，甚至是中兴清朝，首要做的事情，也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取缔贪污贿赂、实施廉政。

秉持着这个理念，善耆就任伊始，立即开始大力整顿北京城税务机构的官员和吏目。

此时，若发现过往有行贿受贿劣迹者就地免职，同时启用无劣迹且有抱负的年轻正派官员填补空缺，并发放优惠俸禄，高薪养廉，严禁行贿受贿，一旦发现立即免职。

当时，货物入京的法定课税税率是5%，但在征收过程中，官吏为肥己，他们往往会私自改变税率，且还是高额税率，形成贿赂官吏者税率低，不贿赂或得罪官吏者高税率的恶劣现象。

善耆上任后，不受任何人的讨好和威胁，坚决改革这一旧俗恶习，明令禁止手下官吏仗势欺人和强行加税，一切照章办理，并三令五申禁止官吏索贿及私吞，犯禁者将严惩。

在善耆的大力整顿，及本身的洁身自好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崇文门监督收纳的税金中扣除各级官吏应得的俸禄等支出后，向国库缴纳的税金竟高达60余万两，比往常可得最高税金高出整整1倍，比规定上缴的12万两的定额更是多了4倍。

此时，善耆没有将给自己留下一两，60余万两全数上缴国库。

在贪污索贿被视为正常的清朝末年，善耆能守住本心，实属难得。

然而，在那个“廉洁是罪过”的清朝末年，善耆如此“标新立异”，又如此革新实践，必然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被免职或是被禁止贪污受贿的官吏到处散布不满言论，抱怨这位年轻的肃亲王“小气”“不通人情”，那些通过庆亲王和步兵统领那桐推荐进来的官吏，更是纷纷向他们的靠山告状。

庆亲王和那桐都曾担任过崇文门监督一职，他们在任期间，别说是30万两，最多也只向国库上缴了十几万两，其他的都被他们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善耆此举虽是想要救国，但在庆亲王和那桐眼里却是在赤裸裸地打他们的脸，使其贪污行径昭然若揭。由此，他们又岂不恨善耆呢？

在庆亲王和那桐的推波助澜下，加之慈禧本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善耆的结局可想而知，那就是不过一年即被罢免。

然善耆终究是个有才干的亲王，也得满朝文武和百姓的赞赏，故而他的为官之路不会断。

此后，终清数十年，善耆历任镶红旗满洲都统、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兼步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左宗正、民政部尚书等职。

每任一职，善耆都颇有政绩，一直都在想方设法拯救已岌岌可危的大清。

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任上，善耆为北京架设了第一批电话线路，使京城内很人用上电话；

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任上，他亲临内、外蒙古，了解当地的民情、畜牧业建设及工业、铁路、水利等情况，后上书五事：

“一联络蒙情折服蒙心。二训练蒙军。三劝谕蒙古兴学。四群勘蒙地矿产。五测绘蒙古地图。”希望朝廷能对蒙古地区进行开赴建设；

民政部尚书任上，善耆对北京内的公共卫生进行了一番大规模整治，建起了第一批公共场所。他还在北京建立了当时整个中国第一支消防队，且还建立了全国第一所派出所。

同时，善耆还着手建立户籍制度，进行初步的人口统计……

除了政绩卓越，清朝未亡前，善耆在清朝皇族中算是最为开明的亲王之一。

1909年，清朝各省咨议局（清末改革中建立的地方审议机构，具有西方代议制立法机构的雏形）代表为呼吁清廷尽快实行立宪，纷纷来京上访。

面对日甚一日的请愿，满朝重臣要么借机去外地“考察”，暂避风头，要么声称公务繁忙，无暇顾及，谁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因为他们知道摄政王载沣压根就不想立宪。

此时唯有一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时任民政部尚书善耆。

善耆在民政部大堂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当场同意愿为他们上奏，请求朝堂速开国会，尽快立宪。

然善耆最后并未成功，因庆亲王等亲贵重臣的反对而不得不作罢。善耆也因力主立宪，被载沣冷落，被撤去尚书职。

图 |鄂军都督府，原为晚清湖北咨议局

辛亥革命后的善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

清朝的败亡，乃大势，非一人之力可挽救。

大势不可违，腐朽的清朝更无须去救，然善耆此人虽有大才却是极其愚忠，即使清亡，他也不放弃“中兴大清”的梦。

为了完成这个虚无缥缈的梦，善耆变得丧心病狂起来，无所不用其极。

后来，即使是甘当日寇的奴才，做一个助纣为虐的卖国贼，卑躬屈膝，甚至是送出自己的亲生女儿，善耆也在所不惜。

1912年6月，善耆全力组织“勤王军”来配合日寇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意欲分裂中国。

幸运的是，善耆的卖国行径终究是没有成功。

其卖国行径失败后，不仅使善耆精神备受打击，也致其倾家荡产，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财力。

此后，善耆深感复辟清朝无望，便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自己38个儿女身上。

他不许子女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

到旅顺后，他把38个子女（男21、女17）先后送往国外，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

当他一个女儿在日本出嫁时，他特地在陪嫁中添进一套日本和服，告诫其不可忘记日本的恩情，牢记将来与日本提携之恩。

如此行径，无耻至极。

1922年2月27日，善耆在旅顺不治而亡，年56岁。临死前，他还固执地对儿女讲：“无论生死不履民国寸土。”于是，他的尸体在运回北京时，一路上棺材下面都铺满了纸钱……

因为对清朝的执念，善耆还在临死前给自己留学在外的子女留下嘱托：不准回中国效力。

辛亥革命后的善耆，只能用“臭名昭著”四字来形容。

他送给日寇的亲生女儿，即川岛芳子，更是一位注定是遗臭万年的女卖国贼。

这个女人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窃取重要国防情报，后来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她又在抗战时期残害了无数国人，双手沾满鲜血，臭名昭著。

假如将清末民初的变局比作一张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桌子，那善耆就是一个被摆放在上面的“杯具”，不知何时就会随着桌子的崩坏而摔在地面，粉身碎骨……

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那愚不可及的复辟梦，他终究是把自己的一生都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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