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了一生却只有一个黄金配角（除了成为绿皮书的主人公）

作者：Johnny Oleksinski / Ethan Iverson

译者：易二三

校对：陈思航

来源：New York Post / The New Yorker

译者按：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的《绿皮书》，在奥斯卡结束后的一周火速在国内上映，一个周末就拿下了过亿票房，豆瓣网友也慷慨给出了8.9的高分，算得口碑票房双丰收。

然而，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也引发了原型人物亲友的矛盾，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介绍过了。事实上，两位原型人物的真实生活比电影要精彩得多，今天这篇文章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绿皮书》里有个发生在夜总会的桥段——托尼·利普为一位大佬找回了帽子，因而得到了一百美金的小费。这确有其事，那位匿名的大佬其实是美国著名男歌手法兰克·辛纳屈。这件轶事对于托尼·利普的传奇人生来说，只算得一个小浪花，他本人于2013年去世，享年82岁。

法兰克·辛纳屈

托尼·利普是一块行走的纽约活化石：他擅长跳林迪舞，做过清洁工，投球技术是专业水准的、还在次级联赛里当过棒球选手，为火箭女郎做发型，参与过朝鲜战争，跟鲍比·达林关系亲密，赢过吃热狗比赛，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在《黑道家族》出演卡迈恩·鲁帕塔兹一角。

托尼·利普

1930年7月30日，利普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海狸瀑布地区，那时他的名字还是弗兰克·安东尼·瓦莱隆加。同年，利普的父母从意大利来到美国找工作，去纽约前先在海狸瀑布地区和亲戚住了几个月。利普的母亲纳萨瑞娜在旅途中生下了他。

几个月后，瓦莱隆加一家搬到了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第215大道——彼时是一个大型的意大利人聚居地，他们在那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友善的邻居中包括高蒂一家，高蒂家有十三个孩子。利普小时候跟比他小十岁的约翰·高蒂关系不错，约翰·高蒂后来成为了纽约最大黑帮甘比诺家族的教父。

利普八岁的时候得到了「Lip」的昵称——在意大利语里是健谈者的意思，他总是满嘴跑火车。这一点对于他后来成为演员和夜总会的保镖都大有用处。

利普只在学校读到了九年级，十六岁时，他被次级棒球联赛的圣路易斯布朗队选中，于是离家去打比赛。一次比赛途中，利普已经跑到了三垒，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他的父亲把他揪回了家。

五十年代，他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退役后依据《退伍军人法》回到学校学了美发——后来就开始给无线电城的火箭女郎舞蹈团做发型。

利普最为闪闪发光的记忆都跟科帕卡巴纳夜总会有关，他在那当了十二年的保镖，直到1972年夜总会关门。夜总会在六十年代可以说是门庭若市，门外还常常排着长队。除非你是明星或黑手党，不然你得有认识的内部人员——比如利普，才能入内。在夜总会，利普和辛纳屈、迪恩·马丁、纳·京·科尔等名流相交甚欢。

1970年的某个夜晚，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带着几个《教父》剧组成员来到夜总会。科波拉相中利普，并邀请了他的两个孩子，一同参与《教父》开场婚礼的那场戏。

演了《教父》之后，利普把家搬到了新泽西州帕拉默斯市，开始成为黑帮片和警匪片的熟面孔。同时他还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开旅馆、披萨店——不过演戏变成了他的正业。利普在许多留名影史的黑帮片中都演过小角色：《大街小瘪三》、《好家伙》、《忠奸人》等等。

《大街小瘪三》

利普的最大转折发生在HBO大热剧集《黑道家族》第三季开拍前，他的妻子德洛丽丝刚去世不久，年仅四十一岁，以致他整个人都有点浑浑噩噩。那时候，利普频频被剧组叫去面试，该角色后来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一个。

「我不在乎《黑道家族》这部剧，」利普曾跟自己的儿子尼克说。「我甚至没看过它，你的母亲也已经看不到。我做了一切该做的，尽力了。」

但尼克安慰父亲说，母亲也一定希望他能走出家门，看到他成为鲁帕塔兹家族的龙头。这一角色本来只有两集的戏份，利普拍了三季半。

《黑道家族》

「我们走在『小意大利』时（译者注：美国大城市的意大利移民区，就像华人的『唐人街』），他就像披头士那样受欢迎，」尼克说。「在洋基体育场，还有保镖护送他入座。」

对于部分观众来说，《绿皮书》这部电影的魅力或许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黑人钢琴家唐·雪利的精彩表演，《纽约客》的作者伊桑·艾弗森从雪利的音乐成就的角度，解读电影背后更有意思的故事。

一年前，如果你问美国的新生代音乐家唐·雪利是谁，他们可能会满脸疑惑，现在一切都变了，《绿皮书》获得了奥斯卡五项提名，饰演雪利的马赫沙拉·阿里更是拿下了最佳男配角奖。

我的叔叔吉姆很喜欢唐·雪利，尤其是那曲《水男孩》——出自他最为畅销的1960年唱片《唐·雪利三重奏》。「听听这哀婉的大提琴！」他会在前奏刚出来的时候就大喊，进入到钢琴演奏的福音部分，他又会跳起那种大叔才会跳的舞。雪利是上个世纪中叶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那是钢琴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黄金时代。

不仅仅是我叔叔，每个人几乎都拥有一张某位钢琴家的唱片。古典的有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和阿图尔·鲁宾斯坦；爵士的有奥斯卡·皮特森、埃罗尔·加纳和戴夫布鲁贝克；流行的有罗杰·威廉斯和卡门·卡瓦拉罗。列勃拉斯提供了古怪华丽的魅力，而维托·埔柱带来了幽默的调调。

雪利比他的很多粉丝活得都要久，2013年，86岁高龄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维基百科平白地将雪利介绍为一位「爵士钢琴家和作曲家，」但事实并不尽然。最近，我跟爵士贝斯手罗恩·卡特聊到雪利，他说他喜欢雪利但这个时代的爵士音乐家并不怎么谈论他。「你可能需要去茱莉亚音乐学院或卡内基音乐厅，才会对雪利有所了解，」他说。

「我的朋友科米特·摩尔是一位大提琴家，他跟雪利关系不错。」卡特继而又谈到雪利是如何因为他的肤色被限制弹奏经典音乐，卡特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卡特原本的兴趣是交响乐，但指挥家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告诉他，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接受一位有色人种加入管弦乐团。」

雪利

去年逝世的普利策音乐奖获得者乔治·沃尔克也遭遇过相似的种族歧视。沃尔克原本计划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他的确对演奏技术有着浓厚的热情——但一位黑人作曲家相对于黑人钢琴家来说，更容易被交响乐的听众接受，显而易见，作曲家需要抛头露面的时候少很多。

种族和音乐是美国音乐史上一对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悖论。想到罗恩·卡特和乔治·沃尔克被否决成为演奏家就让人心痛，看看卡特的爵士贝斯和沃尔克的交响乐作曲是如何丰富了现今的音乐。唐· 雪利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自传。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应对这些矛盾的呢？

雪利的第一张唱片——《音调表达》（1955），他透过古典音乐的棱镜观照爵士音乐：《我盖滨水》里他用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左手弹奏向德彪西致敬；《不是两个人》以巴赫的一段曲子开始；《我秘密的爱情》以拉赫玛尼诺夫的风格奏出了丰富的和弦。《他们不能把它从我这里拿走》里，雪利则演奏了非常正宗的爵士，有着很强的旋律，理查德·戴维斯辅以低声部，使得这张唱片又不是那么统一，那些从古典音乐借用的桥段从而也感觉更加自然了。

另一张早期的唱片《地狱中的奥尔菲斯》是一系列莫测的、可爱的狂想曲，基于雪利自己的异想画作，也就是唱片封面那幅。

唱片背面解释了这些「即兴演奏」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爵士乐创作流程，比如吹弦的变化，而是试图追溯1800年的古典钢琴家，同时根据主题和心情创作某种幻想。

最终的成果奇妙地成为了凯斯·杰瑞那张即兴的畅销专辑《科隆音乐会》的先声。随着雪利的唱片目录扩展，大部分的音乐都有着绝妙的标准设置，通常是钢琴、贝斯和大提琴的三重奏。雪利对古典大提琴的持续选择体现了他的美学风格，因为传统的钢琴爵士三重奏都会用鼓或吉他来提供节奏和音律。

雪利的大部分唱片都很适合喝鸡尾酒的场合（这是我叔叔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而且并不过时。而《绿皮书》里选用的一些音乐带来了颇有争议的新诠释。萨克斯管吹奏家布兰福德·马萨利斯和他的管弦乐队演奏的四重奏和萨克斯管协奏曲，是带有非常强烈律动的爵士乐。

他在观看《绿皮书》之前并不了解雪利，他跟我说，「唐·雪利的音乐听起来非常悦耳。但那不是爵士乐，他的演奏显然受到了古典音乐训练的影响。因为他不是一位爵士乐独奏家，他通过丰富多彩的、旋律优美的表达创造出一种动感。我一直都从他这样的非独奏音乐家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克里斯·鲍尔斯负责《绿皮书》的配乐，并出镜弹奏，还教马赫沙拉·阿里弹钢琴的基础知识。我问鲍尔斯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学习了雪利的技巧，他回答：「在我尝试找到一个方式建立自己的音乐风格时，雪利于我而言是一座灯塔。

他将古典乐、美国歌谣和福音曲以某种独有的方式融合起来。」至于最喜欢的唱片，鲍尔斯也同意忧伤的《水男孩》是一首特别的曲子。

他还推荐了《在一个摩尔市场》、《我可爱的情人》和令人震惊的、风格复杂的幻想曲《小鸟乐园的摇篮曲》。

许多最重要的美国音乐家都通过创作音乐来反抗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他们以无可否认的伟大获得了尊严。每位艺术家所打的游击战都不一样，雪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独自面对的困境是难以想象的，要呈现出来就更难了。一路下来，雪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弹奏钢琴——而且是只有他自己能做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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