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

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1)

我们看到,一只叫做米奇的卡通小老鼠,已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动物明星,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电影形象,几乎人见人爱。迄今八十多年来,米奇老鼠的风头竟丝毫不减,人们不断从世界各地,涌向洛杉矶、奥兰多、巴黎、东京和香港的迪斯尼乐园,去拜访魅力永存的米老鼠。

我们也看到,米老鼠系列之后,竟然还有另一个名叫杰瑞的老鼠领衔《猫和老鼠》电影电视系列,再度风靡全球数十年。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的《鼹鼠的故事》中的那一只憨态可掬、心地善良的鼹鼠,也同样伴随着好几代儿童的热爱和欢乐,被簇拥进入童话电影的明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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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看到,老鼠这东西,在世界电影史上,竟然常常作为英雄主角而占有大量篇幅,在《料理鼠王》、《豚鼠特工队》、《精灵鼠小弟》、《鼠国漂流记》、《老鼠的故事》、《河边的故事》、《艾尔文与花栗鼠》、《美国鼠谭》、《丑小鸭和我》、《浪漫小鼠德佩罗》……鼠爸鼠妈鼠兄鼠弟乃至老鼠的堂表兄弟,全都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在这些明星中,我们看到美国老鼠、捷克老鼠、英国老鼠、法国老鼠、俄罗斯老鼠、德国老鼠,表现都很出色,以至于世界知名。

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虽也有电影短片《老鼠嫁女》,进而还有《舒克与贝塔》、《蓝皮鼠大脸猫》等电视系列片,填补了童话片创作的空白。但在童话世界的老鼠形象中,中国籍老鼠的表现,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活跃和出色。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思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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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电影中少有老鼠的活动空间,更没有让老鼠成为儿童电影主角的可能。最简单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成人向来不喜欢老鼠。汉语中有关老鼠的词语,基本上都是贬义的:胆小如鼠、鼠目寸光、獐头鼠目、蛇鼠一窝、无名鼠辈;更要命的当然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这一语言文化环境中,老鼠自然很难获得人们的好感,自更难成为电影中的主角英雄。

当然还有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始终处于斗争的年代、革命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中,《鸡毛信》、《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这样的主旋律电影是中国儿童的主要精神食粮。那时候,中国的儿童需要传承革命事业,儿童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时候,童心基本上被成人所忽略,儿童只能在社会性忽略中悄然成长;那时候没什么现代童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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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也有动画片,也有动物故事,有小白兔、黑乌鸦、大灰狼、小绵羊、调皮的猴子、肥胖小猪等动物明星。但我们的动物故事,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童话,绝大多数都是些(成人化的)说教寓言。例如:乌鸦为什么变黑?是因为它骄傲导致失败,不得不躲进烟筒里饱受烟熏。小白兔为什么哭泣或发蔫?要么是因为它懒惰,要么是因为它粗心,以至于被同伴冷落或家长批评。

娱乐童话与说教寓言有重要的分别。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功能方面,前者是娱乐游戏且充满童趣,让儿童在快乐投入中想象世界并发现自我;后者是教育儿童,是要儿童在受教育中认识现实,并让自己被塑造成大人所喜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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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内容方面,前者的主人公总是弱小、天真但积极、勇敢、聪明智慧且乐于利他的,而后者的主人公则大多是骄傲自大或有其他缺陷、负面的、需要教育和帮助的对象。在想象方式方面,前者是开放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超越现实经验、超越功利逻辑的;而后者则是封闭的、演绎的、功利性的。

在接受方面,前者是儿童喜闻乐见、梦寐以求的,儿童可以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情感与想象带入其中,分享其主人公的故事经历的挫折与成就;而后者则是儿童不得不接受的、且不得不去思索和理解的,儿童只能按照成人的思维模式去了解一种宏大森严但却严肃异己的人生经验,并接受其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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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童话或儿童电影虽说也是为了儿童,也号称要寓教于乐,但观大部分作品的思维模式及其接受情况,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典型例子如《宝葫芦的秘密》,富有想象力的小主人公竟被当做一个问题儿童、帮助对象,宝葫芦梦想也被当做一个问题症结,被认为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在那样的严肃说教寓言中,儿童梦想的天性被贬损,梦想的权利被压抑,想象的翅膀被挫伤折断,几乎就是必然。只有那些符合大人道德标准和思维习惯的小大人,才是当年中国儿童成长的标准典范。在当年,若有中国儿童胆敢如《纳尼亚传奇》或《哈利·波特》中的儿童那样自由冒险,回校、回家后只怕都要遭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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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童话和教育寓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创作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而后者的创作则是站在成人的立场上。所谓为了儿童,实际是要他早日成人。在那样的说教寓言故事中,自难免沾染成人世界的意谛,甚至把成人社会的简单投影错当成童话世界。《猫和老鼠》中的汤姆猫和杰瑞鼠只是一对想象中的永恒的玩伴,永远会相互捉弄同时也相互友爱,且弱小的老鼠总是赢多负少;而《黑猫警长》中的猫警长则是老鼠们永远的天敌,且有道德和法律的威权,永远是正确的化身,道貌岸然,在这一现实世界的倒影中,老鼠永远罪恶、幽暗而鬼祟。

在成人化的儿童文化中,很难产生真正纯粹的童话故事。在成人价值观和审美观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儿童电影里,中国老鼠的明星梦自无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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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有了可喜的变化。《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鼹鼠的故事》等国外老鼠电影随着国门的开放,进入中国儿童的视野,冲击着我们的大脑和心灵。于是我们看到,汉语中有关老鼠的贬义词,与当今中国儿童与成人对米老鼠的喜爱,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或许仍然会讨厌老鼠;但在审美活动中,却可以欣赏来自异国的老鼠故事,一样认同米奇与杰瑞等活泼可爱的欢乐英雄,且会为它们的生动表现而乐不可支。

于是想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人的天性与西方人有什么本质区别,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老鼠比西方老鼠更为卑鄙恶劣。在成人的世界中,老鼠是讨厌的生物,恨不能灭而绝之,相信在东西方并无区别。区别只在,现代西方的艺术家多了一份童心和童趣,从儿童的视野看世界,世界便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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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回忆起,咱们中国人其实并非天生的仇鼠族。中国人的十二属相,第一位就是老鼠。《西游记》中还有白鼠精,不仅神通广大、纯真多情,而且忠贞不渝、楚楚可怜。在民间故事中,有大量的老鼠笑话和传奇。老鼠嫁女的故事,就曾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不仅有江南江北、汉族彝族大同小异的版本,且有儿歌、故事、民谣、剪纸、年画等不同的传播媒介。

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10)1983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剪纸动画片《老鼠嫁女》,让老鼠作为主角第一次登上了中国银幕,算是填补了中国电影的一个小小的空白。只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老鼠嫁女》还只是民俗想象,算不上十足童话。理由是:老鼠虽成了主人公,但却显然不是英雄,而是被讽刺的对象;老鼠形象很是生动、故事也很有趣,但民俗文化色彩过于浓重,以至于幸灾乐祸多,而感同身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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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影厂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12)1989年后连续出品、根据郑渊洁同名童话改编的《舒克与贝塔》,才算得上是中国童话影视作品的开山之作。而后央视出品的《蓝皮鼠大脸猫》系列,则可谓更上层楼。从此,在中国童话世界中,才真正实现了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我们终于看到,老鼠并非蟊贼,而是亲密伙伴:其弱小让人怜爱,其敏锐让人惊喜,其机灵让人激赏,其活泼让人开怀,其为自我及广大族群生存而挣扎奋斗的勇气和艰辛,让人万千感慨且浮想联翩。

由此可见,中国老鼠过去未成儿童电影的主角和英雄,关键的原因并不是中国的艺术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而在于我们的艺术家缺少这一只童话之眼,及纯真童心。一旦思想解放、童心萌动,偷粮食、咬物品、贼头贼脑的中国老鼠,照样能超越成人功利计量,成为审美对象和艺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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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鼠登上艺坛,童话电影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毋庸讳言,我们的作品无论是创意水平还是技艺质量,都还难以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在中国的老鼠故事片中,不难看到这样或那样的模仿痕迹,以至于有时候会因为模仿,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因如此,我们的老鼠故事中,虽然作者努力展开想象,但仍然有想象力不足的问题,还存在想象方式的偏差,以至于不时会出现成人化观念的杂质。生性活泼调皮的老鼠穿上时尚儿童的衣衫,稍不留神就可能变身为少年老成的小人精。

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观念上,我们习惯于动画片的形式分类,而少用童话电影这样的内容标示。因而我们的动画技艺也许并不低,但我们的童话想象则常常不能尽如人意。中国的老鼠童话片,对儿童的吸引力指数也许不低,但欢笑指数则有些不足,而激活儿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移情动力指数则一直未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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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克与贝塔》、《蓝皮鼠大脸猫》等中国童话片与《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及《鼹鼠的故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最大区别,是不能像后者那样老少咸宜。推而广之,我们的儿童电影,要么是成人可看而儿童不爱看,要么是儿童爱看而成人不愿看,要么干脆是成人和儿童都无法消受,很少有儿童和成人都爱看的作品产生。

这是因为,我们的童话/动画电影大多数是为了供应婴幼儿观赏,从而只适合婴幼儿童的心智水平,只是地地道道的“儿童(幼童)电影”,而少有能让儿童与成人同时观赏的家庭电影,在我们的电影分类中,“家庭电影”这一分类概念甚至少有人知。很少有中国电影人,将纯净的童真和欢乐的童趣,当做家庭电影的基础平台,建构起沟通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隧道或桥梁。我们的儿童电影,也就常常是成人自说自话,让儿童演员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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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故事的有无及童话片水平的高低,不仅是童话片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儿童电影的问题,而是儿童文化的问题。童话类型建构,儿童电影的形式创新,都要建基于适合儿童成长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在中国,老鼠形象及故事之所以长期成为禁忌,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结构中,成人文化的主导权过于强势,从而使我们的儿童理念、儿童文化,始终处于成人文化的惯性影响中。即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并非所有成人都具有真正明智的儿童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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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教授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说:“童年是一个社会制品,而非像婴儿期般,是一个生物上的分类。”而“童年的理念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能是最具人性的理念。‘童年’跟‘科学’、‘国家’、‘宗教自由’一样,同时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最初起源于16世纪,并不断演进至今”。②早在九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17)高潮中,鲁迅就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提出儿童教育问题的原则,第一是要理解儿童,第二是要尊重儿童并以儿童为本位,因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③只可惜,这些有关儿童的重要观念,即使在新时期,仍被一些人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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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和家庭向来重视儿童成长,对儿童的关爱程度之高亦为举世瞩目,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人对儿童的关爱和重视更是无以复加。但问题是,我们关爱儿童,却不见得真正了解和理解儿童;我们重视儿童教育,却没有学会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及其成长规律。在儿童与电影的关系中,这些问题就非常突出。

例如,一方面,我们有独立的儿童电影制作、研究机构,每年的儿童片生产数量惊人;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儿童片发行和放映却又举步维艰,许多儿童电影根本就没有、甚至无法让儿童观赏和消费。原因是,我们虽然也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同意其中所规定的游戏作为儿童基本社会权利,但在现实中,也许只有学龄前儿童能够充分享受这些权利。一旦进入上学年龄,家长和校长就会对儿童少年的娱乐和游戏的时间和方式加以严格掌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对儿童少年的这些公认权利加以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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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我们推荐的一些儿童电影中,也不乏仇恨与残暴的主旨内容。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没有注意到童真世界及少年心灵需要适当保护,或干脆把儿童少年当成了缩小的成人,成人化的儿童文化有什么样的结果?根据常识,我宁可相信古人的经验:不可揠苗助长,以免七窍成而混沌死。过早开窍似可让儿童快速成长为小大人,但结果却未必是成人期待的神童或天才,更可能是那些痛苦呐喊“父母皆祸害”的anti-parents(反抗双亲)讨论小组的痛苦青年。④

中国人向来喜欢少年老成,并以为智力开发和道德说教就能够解决儿童成长问题。并非所有人都懂得,儿童心智中,最宝贵的并非知识与理性,而是想象力、创造力、好奇心、求知欲、热情、探索活力和冒险勇气;以及在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混沌中展开的自然、自我、自由和自尊,这些只有在娱乐、游戏、活动及实际生活中习得,并成为人类智慧与道德的源泉。不合时宜的智力开发或不合童心的道德说教,非但不能让儿童少年变得更聪明或更道德,甚至会适得其反。根据波兹曼的研究,若没有正常的童年,就没有顺利的成长及成熟的人格心灵;与过早开发制造出的“小大人”相对应的,是成长停滞而导致无法成熟的“老小孩”,即个性意志与理性智慧的严重残障者,和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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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仍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而儿童文化观念、环境及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当是这一文化转型中的关键部分。这是因为,儿童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而儿童文化转型建构的要点,是要从成人本位,调整为儿童本位。调整的第一步,就是学会理解和尊重儿童。对童年及童心的重视、了解、尊重、研究和保护,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所有成人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义务。我们的儿童文化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成人化倾向,首要原因是由于成年人不解童心,不了解每一个儿童的纯洁心灵,都带有人类自然天性及神意遗传密码;不了解童心世界与成人文化泾渭有别,与现实习俗截然不同,与权力即真理的蒙昧想象大相径庭。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的中国成人,就有接受儿童文化“再教育”的必要。再教育的内容,应包括构建儿童观念,了解真实的儿童心理,熟悉儿童成长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向孩子学习,并努力寻回自己的童心。若非如此,成人童心枯萎抑或失落,忘却了自己的童年,不懂且不屑于懂得儿童,那就如童话小说《彼得·潘》中温迪的父亲达林先生,始终不如家养狗娜娜聪明。⑤这样的父亲或成人,如何能成为老鼠的朋友?如何能讲述真正的童话故事?如何能创造出儿童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何能用儿童所懂得所喜欢的语言来教育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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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成人接受再教育,寻回、激活并不断磨洗自己的童心,不仅是为了儿童,同时也是为了成人自己,为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进步。中国大思想家李贽曾如此辩说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22)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⑥小小童心,实乃人类生活的基石,是文明历史的动力,是成人智慧与道德的源泉,更是人性的密码芯片。中国文化由生机勃勃转而变得僵化落后,或许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国社会中人过于少年老成,失落了活泼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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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童话之有无,儿童电影水平之高低,不仅关乎儿童的成长,亦关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一意义上说,老鼠形象及其老鼠故事,作为一种小小的测试标准,对我们的文化发展与进步,有莫大启示与功德。

注释:

①这篇文章是我参加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暨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论坛发言稿的修订版,原文标题为《中国电影中为何没有老鼠Hero》,是从中国老鼠的缺席说起。发言后,有几个与会专家对我的缺席说提出质疑,分别举出《老鼠嫁女》、《舒克与贝塔》例子。感谢他们的质疑和批评,让我对有关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和论述。

②[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萧昭君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月初版,第15、16页。

③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24)149页。

④2010年7月8日《南方周末》第6版有《父母皆祸害?》的特稿一整版,专门报道此事。anti-parents小组成立于2008年1月,参与网上讨论的成员据称有七千人左右(后来网上有人说已达19000之众)。

⑤参见[英]詹姆斯·巴里《彼得·潘》,杨静远、顾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陈墨和萤火虫(老鼠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什么)(25)1991年7月第一版,第212—213页。

⑥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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