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下的儿女情长（父亲万里的家国情怀）

作者：万伯翱

呕心沥血的副总指挥

回顾父亲，在极其残酷的抗日战争年代，他在冀鲁豫解放区舍死忘生坚持了八年抗战，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过军分区的政委、区党委秘书长、军区政治部主任，出色完成了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尤其在支持刘邓大军的大规模战役中，确保强有力后勤支援保障工作，为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我军的伟大战略转移作出了出色贡献，从而受到二野最高首长的称赞和表扬。

1958年10月，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副总指挥万里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真等汇报天安门广场改造设计方案

在参加二野五兵团南下战事中，我大军1949年暮春进入南京，作为军代表的他，成为浦口区第一届党委书记，市长刘伯承任命他为首任南京经济局局长；随即我军打入国民党陪都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他为军政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为大西南经济和工业恢复作出了贡献。

父亲1953年元月被中央调入北京，和陈正人同志一起组建中央建筑工程部，很快成为国务院首任城建总局和城建部主要领导人。1958年又奉中央之令调入北京担任第一副市长（彭真任第一书记兼市长）和市委书记处书记，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建设（总理任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的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1975年1月，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再次重用父亲，在四届人大上排除“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任命父亲为铁道部长，那时“铁路领先万里行”，我知道，父亲日夜战斗在这条钢铁战线上，以“正点部长”闻名海内外。他提出的“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至今仍是铁道部门奋斗的目标。

当年，一直遭“四人帮”迫害的父亲，双腿患脉管炎住进北京医院，在专家吴蔚然大夫的精心医治下重新坚强地站起来。1976年10月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他临危受命到“文革”重灾区安徽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的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真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父亲受到九州人民的称赞，从此“要吃米找万里”这样的民谣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经过1959年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全景

早在1945年春天延安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面对无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坐着大口吸着烟的各路党代表们就乐观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建一个万人大会堂！”1958年夏天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设以万人大会堂为首的首都“十大建筑”就提上了党和国家的日程。开国总理周恩来是毛主席最忠诚的助手，他勇担“十大建筑”总指挥，也成了副总指挥万里最可靠的大山大树。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科学思想为指导。周总理亲自参加了1958年9月8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动员大会，提出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天安门广场，广场面积将是著名的莫斯科红场的4倍，并在一年内完工。恢宏壮丽的克里姆林宫前后拖拖拉拉从建设到定型用了近200年，其最大能容纳6000人的会堂是在1961年建成的。我们的人民大会堂是可容纳万人的巨大会堂，建筑总面积17万多平方米。著名的高高火柴盒似的联合国总部算是快速建成，也用了8年时间。闻名遐迩的悉尼歌剧院则整整用了14个春秋才竣工。

十年浩劫结束后，万里与邓小平、杨尚昆、彭真（从右至左）在一起

虽然是“大跃进”年代，但“十大建筑”的施工，没有先进快速的掘土机，更没有进口的大吊车，都是依靠勤劳的劳动人民手中的大铁锹和十字镐等手工工具，上百辆汽车、拖拉机运出地基里挖出的断垣残瓦，再将成千上万吨从全国各地选出的最好的木材、石材、钢材等拉进工地。当时，国务院的公章就装在副秘书长齐燕铭的口袋里，这简化了层层审批手续。听父亲说，他从此成了父亲最好的战友和哥们儿。父亲把他的书法没有装裱就着急地用图钉钉在小客厅的墙上欣赏，很可惜这位才德兼备的人民公仆在“文革”中（曾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是茅盾）惨遭批斗，不久身亡。

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的领跑者，另外九座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和北京工人体育场。这十座建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西方人士参与的，图纸设计是父亲组织了十七个省市包括梁思成等在内的最优秀的设计专家设计的，工作地点在和平宾馆，经专家和技术人员昼夜伏案仅仅5天拿出了第一稿，1958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专家进行了第二稿至第七稿的审议，从188份设计图中反复比较，又定为三个设计方案，最后选定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和北京市规划局的第三稿设计方案。1958年10月14日22点父亲带着沈勃、赵冬日等建筑设计专家到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非常认真仔细，反复比较后敲定为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图纸，他特别指出大会堂观众席要三层，中间大顶上要红星五角大灯为中心，四周似花瓣放射，要葵花向太阳、繁星满天拱月般的灯光效果。2月5日上午，父亲、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专家们又去总理办公室汇报（父亲曾说，那时他一个礼拜就要见总理两三次呢）。讨论大会堂的高度，专家们问33米是否太高了？能超过天安门吗？人是否会显得太渺小了呢？总理听后莞尔，诵了两句王勃的唐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大海边不觉得水远，灯光和颜色要协调好，就是要这水天一色的效果呢！”

这项工程，需要拆迁达684户，机关房间有1823间，民宅更多达2170间，加起来近4000间房屋呢，设计和拆迁负责人沈勃说：“再快恐怕也得半年以上呢！”但时间不等人，设计和拆迁同时动手，周总理听我父亲报告后又亲自到场开动员大会，并提出人民政府为人民着想，一定得安排好拆迁户的居住问题：可以部分进入公房，同时修建简易房，再慢慢迁入好点的固定房。政府为人民修建十大建筑，人民十分支持政府的想法，一个月之内竟全部搬迁完毕。党的威信极高，群众闻风而动；4000间房屋得拆迁，人们立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皇城根下、天安门广场这黄金宝地，竟然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出现一家钉子户。

1958年10月28日，4000名工人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人民大会堂巨大的工地开工了。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说：“有的工人没能进入天安门现场突击队还掉下了眼泪呢！”晚上的挑灯夜战，谁经过广场，谁进入采访工地，无不感到时代强劲的跳动脉搏，李瑞环和张百发同志这样的青年突击队长凭实干加巧干，成为人民大会堂工地上诞生的杰出英模。

1984年11月，万里与澳大利亚使馆人员打网球后合影。左一为乒乓球世界冠军徐寅生

困难不可能少，如缺乏劳动力，那时共产主义风格是遍地开花，没有一个讲金钱利益的。军队的、机关的、少数民族的和共青团的义务劳动大军，在红旗飘扬、隆隆战鼓声中，源源不绝开入工地。

施工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大会堂工地下面发现了元金时期和更加远古的不同古河道。面对神秘的古河道，父亲立即在现场召集领导干部、专家和熟练工人三结合的“诸葛亮会”，决定清除鹅卵石和淤泥流沙，把地基打到更深层的8米，这样能使万人大会堂风雨不动安然如山。最终实现周总理提出的——牢固要胜过350年历史的故宫和天安门！

苏联专家开始根本不相信，但到第七个月时面对如有神助的天天增高加大的大会堂，老大哥目瞪口呆。他们说，中国人要创造世界奇迹了！

毛主席始终注视着他当年盼望的万人大会堂，1958年施工前他在周总理安排陪同下，率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彭真等亲自审查了大会堂的模型，父亲和齐燕铭为他们做了现场介绍，毛主席等人十分高兴又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会堂等地的设计和模型。父亲被“四人帮”打倒后的1973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当年盖人民大会堂的万里，指示总理应该适时给予解放和安排工作，吴德同志也报告北京新市委需要能干和熟悉市政府工作的老同志，父亲不久就以“人民内部矛盾”到首钢劳动后获解放，又回到了市委办公大楼。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为了能在人民大会堂33米高的空间，成功吊上40吨重的最重钢梁（总重量为600吨），如何安置每个观众的席位，如何使万分之一的观众都能听清主席和总理在主席台讲话的声音……这一系列难关都苦煞了担任副总指挥的父亲，迎难而上、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各路专家都得到了总指挥部的充分信赖和尽力发挥，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如施工的空间，立体不交叉同时作业，是当时大会堂会战时理想的工作方法。如众多的座椅和桌子安装不能先进场，他们想出了窍门：在故宫太和殿小广场的地方铺就万米简易地板面，在这上面几百名能工巧匠把一万套质地优良而又舒适的木椅、木桌全部各就各位放好，试装严丝合缝后，再拆下收好，只等指挥部命令，人抬肩扛，装上一排又一排卡车，鱼贯般送进空空如也的大会堂内，再实地正式安装，这样就不影响正在装修的四壁和空中的作业班组正常繁忙工作。

最后人民大会堂的高度经总理批准超过了天安门，体现了新中国站起来的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

1959年9月9日凌晨两点半，毛主席惦记的大会堂向他老人家揭开了神秘面纱。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巡视了所有大礼堂、小礼堂和能容纳5千人同时就餐的大宴会厅等，毛主席不断点头称好。父亲特请他老人家正式赐名，他笑容可掬地问道：“你们现在叫什么呢？”父亲忙回答：“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还有的人称‘人民宫——’。”主席略一沉思答道：“宫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目光坚定不移的他，一锤定音！

万伯翱辅导农场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

不久主席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显然毛主席对人民大会堂印象颇深，他在大会上说道：“我刚看过人民大会堂里面，有学问呢，北京有个市委书记姓万名里，他不简单呀，一天就走一万里呀！真是大跃进！你们可以请他做个报告，哪怕一小时也好。”遵从主席指令，父亲很快给这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将帅们做了建设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

1959年9月10日，周恩来总理、彭真、刘仁、万里都亲自在门口迎接大会堂第一批既是客人又是主人的代表。他们坐满了3层楼。这些洗去工地上连续奋战的汗水，脱去满是泥土工作服的工人们，在这神圣的殿堂里接受表彰，万里副总指挥代表周总理讲话，表彰各路精英。父亲说他也豪情满怀地高呼：“我们为国庆献礼胜利了！”这时头上苍穹五角红星明亮的灯光和五百个灯口闪烁出的柔和光芒，那些英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水，无比动人。

1959年盛大的“十一”礼花晚会上，外交部的乔冠华、龚澎夫妇见到系着红领巾的我说：“毛主席表扬你爸爸盖人民大会堂了！”四十多年后刘华清上将应邀到118厅比赛桥牌，见我迎接他，他踩踩地面指指漂亮的天花板，对着我和父亲说：“大会堂，你爸爸有功劳呀！”

父亲终因日夜跑工地和负责林林总总的全面具体工作，加上战争年代搞坏了肠胃，用我奶奶的话说：“你爸爸为盖大会堂掉了十斤肉呀。”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奶奶只能自己不吃，只为独子万里炒鸡蛋、腌鸡蛋补身体。有一天父亲患肠子梗阻爆裂了，他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手术中切除了近两尺的肠子。当时，北京市委为了让医疗小组吃饱饭，有精力做手术，专门批准大夫和护士们免粮票在北京饭店吃顿红烧肉！那时，这位坚强的山东汉子虽然倒在了病床上，但以人民大会堂为重中之重的“十大建筑”却牢牢屹立在地球的东方……

在彼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下，这十座建筑一年内全部落成，不仅创造了无数建筑奇迹，更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奋斗史。60多年来，她们安如泰山。回过头来看，“十大建筑”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记忆，集政治表达、精神意涵、美学价值，实用主义为一体。宣示着新生国家政权的权威，表达着独特的美学特征，是国家意志、政治景观与公共记忆的凝聚体。有人曾撰写文章说，十座建筑与“大跃进”虽为“同途”，却是“殊归”。“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和建造却开启了中国建筑师对本土设计民族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

父亲虽然永远离去了，但总理和他带领下建设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仍然在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凝结父爱的一封家书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当年我离开北京独闯河南农业第一线，每逢佳节时，从北京来信中同学们引用最多的一首著名唐诗了，很适合当时同学们的思念心意。

1963年春节前夕，万里写给在河南农场劳动的长子万伯翱的书信

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以“市委 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道了万伯翱的先进事迹

1962年9月中旬，我作为18岁的高中生，被父母送到了遥远的中州大地西华县，开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生。父亲、母亲、祖母，还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们纷纷洒泪，与我这个大儿子、大孙子和大哥壮别京城了。或许现代的青少年不会相信，我这一去就是19年，等到真正意义上的返回北京，已是进入不惑之年的1981年了。当然，中间又经历了“文革”苦难岁月，我在河南各地转战南北，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仅足踏黄泛区农场劳动当知青就整整10个春秋。

实际上，在农村人们更加重视农历大年，也就是春节。1962年的春节对我而言，记忆更是深刻，因为这是我离开父母远在河南一个人度过的首个春节。那时，农场的人们早早地都在准备杀猪宰羊，蒸馒头、炸油馍了。家在郑州、洛阳、开封、许昌等城市的下乡知青，买好农场和我们园艺场自制的廉价酒和蜂蜜（酒是几角钱一瓶的没有任何包装的果酒米酒，蜂蜜也是自己找瓶去灌最便宜的），还有自己园子里生产的苹果（两角一斤的就是上等果），他们归心似箭、欢天喜地地提上孝敬父母的大包小包，坐上拖拉机、卡车、长途公共汽车，不少是先到漯河火车站，再买上硬席在长龙似的火车拖烟中，伴随着钢铁车轮铿锵有力的声音奔赴一年不见的家园探亲去了。

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超体力的劳动，使我也更加想念北京天堂般的一切。我急忙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坐在垫有报纸的砖头上，挥动着“英雄”牌自来水笔，在苹果箱上，写信给父母大人要求回京探亲。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发出后，焦急地盼望鸿雁传佳音。当然。我心里也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父亲”常有超人的不同指示！当时，父亲万里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第一副市长。几日后，我正在田里冒着严寒撒羊粪，邮递员老黄的“永久”牌自行车的车铃响了，我慌忙跑向这绿色的邮递车，脏兮兮的双手在衣服上蹭了蹭，接过信函。没错！是父亲的毛笔字体！信封上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红色大字。连忙拆开，父亲有功底的毛笔字是这样写的：

“伯翱：收到你的来信，看到你在农场努力劳动锻炼，又有进步，很好！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虽然我们都很想念你，都想看到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今年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因为你劳动锻炼不过半年，思想不稳定，又回北京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同为了祖国建设在工厂、矿上、交通等岗位上坚持工作的工人同志们，同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祖国坚守在边疆荒岛上的伟大战士一样过春节，这绝不是什么遗憾，而是你的一种自豪！你不是这样认为吗？……”

那时候，我是共青团员，作为长兄是十分听父母教导的，虽然我在透风进雪的草屋中，孤灯长影下望着集体宿舍中我们和木匠一起制作的简陋小木床上，越来越多卷起的铺盖，光光的苇席上闪着寒光，昔日知青的欢声笑语和打闹声顿时消散了，我吹灭煤油灯后（当时没有电灯），举目无亲，两道黑眉下流出了不知什么滋味的长长泪水，在农场我就这样度过了在河南的第一个春节。我们留场为数不多的知青，还有一些全家住在农场的队长及老职工，大年初一在总支书记的带领下去访问军烈属，帮他们扫院子、挑水和喂猪羊（三年经济困难，农民闹饥荒时，国家政策宽松，是允许农工们的家属开垦荒地和养猪饲鸡放羊的）。我还参加了农场总部工会举行的全场农工乒乓球比赛，作为刚下放来的二级运动员，凭借雄厚实力，我毫不费力地拿下了单打和团体冠军，获得了工会自制的纸质奖状。

春节很快过去了，等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喜气洋洋地从各地返回的知青伙伴们，都请我吃从城里带回来的花花绿绿包装的糖果（也有少数珍贵的上海出品的“大白兔”），还有香烟。他们都惊讶地问我：“你这个北京人，真的没回家过年吗？”

不久，《中国青年报》（1963年9月24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在父亲万里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彭真市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好评，使我成为上山下乡知青的先进典型。可那时在光环下我真的不知道何时能离开农场，尤其是返回梦中想念的北京城，回到曾经的小学、中学时代。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还称得上精神矍铄吧，还是要感谢那段下放锻炼的知青时光。每当忆起这封家书，我总是思绪万千，以至于后来，有媒体朋友们称我是“朝里有人做官难”、“朝里有人回城难”的万老大呢！尽管如此，我都倍感珍惜，更感激父亲对我谆谆教导的一片苦心，因此让我在风雨中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阅历丰富的勤奋作家。

倾情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在国民经济尚不宽余的情况下，父亲万里还主持建设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新馆，继而提出建设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图书馆的宏伟构想。

1973年，北京图书馆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扩建书库的请示报告》称，长期以来书库空间极为不足，不仅管理困难，公众借阅更是不方便。12月29日，周恩来总理的一句批示改变了北京图书馆的命运。“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另到城外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随后，国家建委就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工作多次召开会议，但始终未有明显进展。1975年3月，总理病情日趋严重，他在病榻上批示“请与万里同志一谈”。父亲此时任铁道部部长，建图书馆为何点名铁道部长？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他在北京市工作期间，曾协助总理负责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任务，一举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虽然身为铁道部部长，但是父亲听说是总理交办的事情，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仔细审看了北图的扩建报告，并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他说，我们国家穷是穷，但再穷也要把一个国家图书馆搞好。北京图书馆不是一般的图书馆，须有国际影响，要建得好一点。1974年4月，他在经过充分论证后提出建在紫竹院附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1977年6月，父亲调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2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6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讨论图书馆建设工作，决议“请万里同志抓这件事”。这件事，转了一圈又回到父亲手中，建设国家图书馆成为总理托付给他的遗愿。

高占祥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是文化部直接负责此项目的领导。去年夏天，我在看望高占祥时，他谈到了父亲与他的一次谈话。

“今天主要与你谈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关心和抓紧北图新馆的建设。这件事，是周总理委托我办的，如果搞不好，对不起总理，搞好了，我死而无怨。”高占祥回忆说，设计完成后需要建设资金还去万里办公室做汇报。“缺多少建设资金？”“七千万”“你说的情况我清楚了，这事我来想办法解决”……

钱，只是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当时父亲通盘考虑了建设的所有问题，比如，在用地上他提出要搞一个长远规划，分期分批地建……用地一定要合理，不能让步，这是百年大计，要给下一代留些余地；关于投资问题，他认为要实报实销，建成后算账……比较好的建筑都要超过预计的投资；关于设计，他强调要把中国的与外国的现有图书馆使用中的问题摸清楚，把正、反面的经验总结一下……在设计方面要搞老、中、青三结合。他考虑问题很细，这一点他是跟周总理学的，之所以指示图书馆要紧靠紫竹院公园，最主要考虑这里是文化区，许多大学也都在这附近，当读者看书疲倦了，一抬头就能望到美丽的公园……当时老爷子留了个心眼，预留了3公顷为将来使用，这才满足国家图书馆二期的建设。现在来看，这个决策极具前瞻性。

我记得父亲在主持建馆时，有个“讨价还价”的细节。就是关于工期，原定工期为4年9个月，他听了汇报后指示，压缩为3年7个月。当建筑方负责人说道：“争取1987年7月1日竣工。”他果断地说：“不要争取,要必须。明年‘十一’开馆，让‘十三大’代表参观，说明我们中国有文化，计委要保证，钱必须给够，材料必须保证，质量必须第一流，‘七一’必须竣工，‘十三大’必须开馆！”果不其然，1987年10月6日上午，在各方努力下，北京图书馆如期开馆，父亲亲自剪彩。

父亲出色的完成了总理交办的又一任务。建设国家图书馆成为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全面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

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和现代化的国家图书馆，他早在1985年就曾有过批示。他深知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不能仅仅止步于一流的硬件馆舍，更要有一流的科学管理和一流的人才队伍。他在中南海的家里，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努力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习，争取在科学管理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在图书馆人才建设方面，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人才，可去北大学习。北大不行，可以派到外国学习。”在父亲的直接关心下，1991年11月7日北京图书馆大型计算机综合管理系统开通，这时他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出席典礼仪式时，再次强调“图书馆不搞现代化是没有前途的”重要性。

万里委员长出席活动时，在签名簿上签字

如今，国家图书馆正是遵照了父亲的指示，一直走在了世界图书馆发展的第一梯队，成为中国国家总书库、书目中心、古籍保护中心，是世界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国家图书馆之一。

对于图书馆事业，他一直都在关心。甚至，他在离休后还萌生了用自己的藏书为家乡创办图书馆的想法。父亲最初有这个想法是在90岁生日时，后来全家齐动员，经过各方努力决定在山东泰山学院筹建一座图书馆，提议命名为“万里图书馆”。2010年7月15日，万里图书馆在山东泰山学院开馆，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命名并设在高校的第一座图书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分别题写馆名。我担任名誉馆长，妹妹万淑鹏担任馆长，泰山学院副院长王雷亭担任常务副馆长。

万里图书馆集收藏、展览、研究三大功能于一身，馆舍面积3.6万平方米，馆藏图书130万余册，电子图书22万册。其中，3000余册盖有父亲万里印章的图书被收藏在6个书柜中，既有《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区域金融调控论》《市场经济研究》等政治、经济、军事理论书籍，也有《林海雪原》《冰心作品集》《青春万岁》等文学作品。这批赠书是他几十年的个人珍藏，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父亲万里关心教育，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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