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苏区历史文件汇编（谈谈湘鄂西苏区歌谣的价值）

湘鄂西苏区歌谣

1930年打下南县城的贺龙

南县的红军早期将领段德昌

有民间文艺专家学者郑重指出：地处楚文化腹地的湘鄂西苏区80年前产生的红色歌谣，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好好抢救挖掘搜集整理，不能让其自生自灭，而应该好好传承下去。我搜集整理的《湘鄂西苏区歌谣》①，共收入140余首曾经流传于湘鄂西苏区的歌谣。这些歌谣，它不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处楚文化腹地的湘鄂西苏区广大劳苦群众为表达自己的政治呼声，记录当时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而编唱的红色歌谣，而且也是革命先烈武装斗争的生活缩影和大众文化的生动体现。它象璀灿的明珠闪耀在老区人民心中，珍藏在民间文学的宝库里。我对这些革命歌谣的热爱之情，是骑在牛背上的时候，从田野里老农们嘹亮的歌声中萌发的。现就该书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谈点感想和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湘鄂西苏区歌谣的史料价值

歌谣由民歌和民谣组成，“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②。湘鄂西苏区歌谣属时政歌，是民间文艺范畴，系劳动人民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而创作的③，鲜明反映出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的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湘鄂西苏区与歌谣。在湘鄂西这块热土上，屈原的《楚辞》，尤其是《九歌》，以“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祭歌而成，后人以“风”、“骚”并称。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是文人采录无名氏之作后润色流传的。竹枝词即竹枝山歌，唐宋时集中于夔州地区又遍及长江中下游巴人中。巴人是土家族先民，至今湘鄂西的土家族民歌，是与古代竹枝词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湘鄂西苏区歌谣，许多继承着优良传统，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群众中广泛流传。《红色歌谣万万千》：“天上星星数不完，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来众人接，好象橄榄回味甜”，这首歌谣，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革命歌谣就是这样津津有味地在湘鄂西苏区传唱开去的情景。谢觉哉回忆当年的时候曾写道：“特别是唱新民歌，一传十，十传百，党的政策和鼓动口号通过新民歌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

（二）湘鄂西苏区歌谣与当时的斗争环境。湘鄂西地区之间的汉族和苗族、土家族人民很早就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民歌尤其发达。“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字方面的宣传，多有仿用十二月、十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六字句的韵文。在许多环境较好的地方，都可以听见农民把这些歌调，提起喉咙高唱。”④《穷人觉悟学苏俄》：“富人饱，穷人饿，穷人生活真难过；富人少，穷人多，穷人觉悟学苏俄。苏俄穷人翻身了，丰衣足食无折磨”，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觉醒歌唱。

在这种形势下，湘鄂西地区的许多革命青年，在武汉、长沙、宜昌、沙市和常德等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党团组织派回本地开展革命活动。当革命“其势力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歌谣与人们的血肉联系，便充分体现了出来。《党给穷人播火种》：“这个世道锅底样，昏天黑地暗无光，党给穷人播火种，心中燃起红太阳”，又有《共产党像太阳》：“共产党，像太阳，财主恶霸瓦上霜，太阳出来霜化尽，百姓心里暖洋洋”等歌就是例证。

“马日事变”后，湘鄂两省的汪精卫、唐生智集团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的刘佐龙15军、鲁涤平2军、李品仙8军和李焱43军等驻军与各县反动势力勾结，为镇压革命运动，纷纷成立县市“清乡委员会”，组建“保安团”、“常练队”等地方武装，屠杀工农群众。《穷人活路只一条》、《工农团结不怕天》歌谣等表达了湘鄂西地区群众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同时《国民党是刮民党》这首歌谣，也揭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和反映出了群众的斗争方向。

（三）湘鄂西苏区歌谣与当时革命领袖人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陆丰地区有过歌颂澎湃的歌，右江地区有歌颂韦拔群的歌” ④。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地区，产生了更多的歌颂当时革命领袖人物的颂歌。《穷人都跟贺龙走》、《贺龙来到我渔家》是对贺龙的赞颂。“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 ⑤，贺龙后于1928年1月与周逸群达到监利县，参加领导荆江两岸的年关斗争。“要吃山珍上高峰，要吃海味下龙宫，要想穷人不受苦，快跟贺龙闹革命”，这首《快跟贺龙闹革命》就是当时史实的反映。

在武装斗争中，担任过南昌起义20军中团党代表的段德昌，在失败后由周恩来等派遣，于1927年9月经武汉、宜昌等地转入鄂西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后担任公安县委书记，“最早在洪湖初创了一块革命根据地”⑥，待贺龙到洪湖时，段德昌已在洪湖地区扩充了一支神出鬼没叫敌人闻之胆颤心惊的游击队。段德昌和周逸群开展武装斗争后，有歌谣《带支人马搞武装》正是当时的纪录：“周逸群，段德昌，带支人马搞武装，出去人人空着手，回来个个有支枪”。段德昌从始到终是湘鄂西苏区领导对敌作战的主要军事指挥员，他被洪湖人民称为“火龙将军”，在带领红军战士对敌作战中，成为红军将领中唯一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从《常胜将军段德昌》这首歌谣就可见他在苏区人民心中的位置。

1927年底年关斗争时，彭德怀正带兵驻扎在湖南省南县九都山，这里正是段德昌的家乡。特委派人与彭德怀联系，他送枪支、油印机、经费等给党组织，并请年关暴动时不要放火烧县城东堤，因为堤上多系民众茅草屋，烧县衙容易惹得民房着火。党组织考虑了他的建议。群众在《彭老总爱穷人》的歌谣中赞道：“北斗星，亮晶晶，彭老总，爱穷人，搭救我们出苦海，好象一位观世音”。段德昌从洪湖武装斗争中负伤回南县后，与原在北伐军中就已熟识的战友彭德怀相见，别有一番滋味，也就是在此时，彭德怀由段德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革命阵营又多了一员虎将，几十年后彭德怀还深情地回忆道：“感谢段德昌播下了我这颗不大好的种子”。

《湘鄂西苏区歌谣》，华中师大教授刘守华称其“对于革命史迹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书中歌谣对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事件及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都留下了印记。

二、湘鄂西苏区歌谣的文学价值

湘鄂西苏区歌谣，一方面它们的内容是革命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期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歌谣传统的发展。对人民它是引路的旗帜，对敌人它是威力无比的炸弹，被人民称作号角和匕首。它具有民歌的优美特质与艺术魅力，其教育和文学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一）湘鄂西苏区歌谣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一种是四句头或五句头。湘鄂西苏区最为流行的是这种整齐的五言或七言歌谣，它每首或和每节由四、六、八句组成，因此人们称为“四句头”或“五句头”。七言的“四句头”如《穷人不会穷到头》：“长江│不会│长河│藕，石磙│不会│满江│游，财主│不会│富到│底，穷人│不会│穷到│头”。在节奏上的韵律构成，是一、二、四行押韵。同时，也有每每三字起头，增至六、八句的。如《暴动》：你有钱，又有田，我有斧，又有镰；工农团结暴动起，风展红旗飘满天，革命高潮来到了，土豪劣绅哭涟涟。“五句头”，是由五句五言或七言构成的，如《我接红军来养伤》：我接│红军│来养│伤，用斗│苞谷│熬砂│糖，一回│熬得│糖八│两，两回│熬得│一斤│糖，慢慢│熬得│红军│尝。这种歌谣的形式表面上与四句头差不多，但它是发展了，提高了，它的前四句好象已经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在最后却添上一句，或是翻出新意，或是锦上添花，或是画龙点睛，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那种一、二、四押韵，前两句或两句对仗整齐的格式打破了，它是前两句和后两句押韵，成奇数排列，仍使全歌谣的韵律显得非常对称和谐。这种歌谣，流行于中南五省，尤以湘鄂西地区为多。二种是五七言交错的长短句。湘鄂西苏区歌谣中的五七言长短句，有先长后短的七七五五式，也有先短后长的五五七七式，前面提到过的《 国民党是刮民党》歌谣，就是七七五五式的。长短句的交错格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词”来。三种是小调。小调在湘鄂西苏区歌谣中显得轻松活泼，朗朗上口，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洪湖苏区小调》：男是│先锋│上战│场，女是│后勤│保家│乡，啷得│啷，│打胜│仗，个个│喜洋│洋。有饭│吃，有衣│穿，洪湖│苏区│好兴旺，啷得│啷，跟党│走，工农│幸福│长。它是七三五句式，一行可七言，也可三言，还可五言，其中三言可重复。每节可独立存在也可蝉联成篇，节奏明快，可长可短。四种是儿歌。湘鄂西苏区歌谣中的儿歌，幽默恢谐，它一般是五五三的句式，每句的字数亦可伸缩，灵活多变。如《吃菱角》：“小小│菱菱│角，是个│坏家伙。个个│想出│头，口袋│都钻│破。用牙│嚼，咬掉│角，吃掉│它的│心，甩掉│它的│黑壳壳。”│除上述主要的种类之外，湘鄂西苏区歌谣还有十字调、五更调、四季调、十二月调、莲花落、三棒鼓词等各种韵文，配唱新词。“有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大会时，进行唱歌比赛，村村乡乡，越比劲头越高。男女青年上山砍柴、下湖捕鱼、田间劳动，或哼小调，或纵情歌唱，”⑧“真是军事匆忙而弦歌不绝。”⑨

（二）湘鄂西苏区歌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民间文学首先开文学反映现实的光辉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奠基者”，“民间文学首创积极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⑩。湘鄂西苏区歌谣以积极的态度反映现实揭示旧社会的黑暗，鞭挞压迫剥削者的罪行，抒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表达他们渴望改变不合理现实，追求光明美好的生活，建立苏维埃享受当家作主人的愿望，许多歌谣表现的手法就是现实主义的。

由湘鄂西苏区歌谣而说起浪漫主义，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湘鄂西地区曾诞生了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当地流传着他依民歌调式写成的《楚辞》等，那些作品由追溯上古神话的想象力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开端。湘鄂西苏区歌谣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并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如：“葛藤上树团团转，姐爱红军在心间；今生爱你五十载，死后还爱一万年”。

湘鄂西苏区歌谣，是湘鄂西苏区历史中最为生动活泼的一部分，虽然存在粗糙的地方，还不十分精美，然而却纯朴、清新、富有生命力。它是湘鄂西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品，兼有教育、娱乐、审美与纪实作用，对其后的民间诗人、歌手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培养着他们对大自然、对社会人生进步的审美观念和健康艺术情趣，给他们以宝贵的借鉴和启示。生长在南县老区的当代著名民歌手“洞庭歌王”潘之美，从小就吸取着湘鄂西苏区歌谣等民间文艺的养料，并从中受到薰陶和启发，从而搜集整理和创作出了反映洞庭湖区的可以传世的情歌和劳动歌谣。

（三）湘鄂西苏区歌谣构思奇特，艺术形象鲜明生动。湘鄂西苏区由于领导者的倡导，所形成的大唱革命民歌的风气多年不衰。在当时红军中，就有周逸群《赠李侠公》、《白浪换作红旗扬》；段德昌《我到红军把兵当》；邓中夏《在觉悟的门前》、《过洞庭》；柳直荀《江城子·红军跑步歌》；贺锦斋《吾将吾身交吾党》、《刀剑丛中斩豺狼》；栩栩《殊途同归》等等。正是由于红军将领和红军战士，苏区干部带头编唱，湘鄂西苏区歌谣才有的是“旧瓶装新酒”，利用旧的格调编唱新词；有的则是借鉴吸取传统民歌的语言、形象、手法，创作新歌，推陈出新。歌谣的传统手法是《诗经》留传下来的赋比兴三种，其中比兴两种用得最多。苏区的人民巧妙的运用这些手法，通过奇特的构思，对生活进行高度的概括，塑造出鲜明而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如《红军到》：“公鸡叫，红军到，腰里挎的盒子炮，白狗子吓得跪下地，缴枪连喊把命饶”。此歌谣中刻划的红军战士威武高大，而白狗子却渺小如鼠，简短的四句，就使红军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奇特的构思，往往能创造一个深远的意境。意境，是为形象比生活原型更高更美更典型更理想所构成的一种艺术世界。《红军妹子好风彩》中“红军妹子好风采，恰似莲花带露开，走到林前鸟起舞，走到塘边鱼游来”。苏区人民赞扬红军女战士，把感情、背景、形象熔铸在一种神话般的艺术天地里，异常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个女红军战士的飒爽英姿，所到之处，鸟为之起舞，鱼为之欢跃，这种“风采”自然不是一般的风采，而是比生活更美更典型的风采。突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特征是事物本质的标志，是事物的灵魂所在，个别可以表现一般，特征显示事物本质。“红军好比千年松，长在穷人心窝中，白匪要砍砍不倒，顶天立地入云青（《红军好比千年松》）”。这首歌谣“以彼物比此物”，借具体可感知的形象来表达复杂的内心，用借喻的方法来反映红军的伟大，阐明红军与苏区人民的关系。赋体歌谣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一种是铺张的写，还一种是简炼的白描。如“湖边竖块识字牌，小船袭敌夜归来，星光当作圆月亮，照见‘红军人人爱’”。这些赋体谣，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最典型的细节，而且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因而造成了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送郎参军到村头，村头一树好石榴，剖开石榴几多籽，似妹情意在心头”，前两句叙事，后两句联想到石榴籽寓着心头情意。这种比兴赋，它不但包含了诗情画意，而且自然巧妙地表达了绵绵情思。

湘鄂西苏区歌谣的价值，它不同于作家文学，它是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它创作与流传方式、艺术形式和风格、社会价值等都有别于作家文学。它象民间文学一样，具有多种价值，它的特点是“多功能性”，它在人民生活中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的。它兼有文学、科学、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外国学者拉法格说得好：“这种出处不明，全凭口传的诗歌，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们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11，“这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12。湘鄂西苏区歌谣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此。这些歌谣，它不愧为楚文化腹地诞生的一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受到我们今天的重视与爱护。我自己愿意作为湘鄂西苏区歌谣的传承人，把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精神财富，为湘鄂西苏区歌谣的流传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湘鄂西苏区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实用大字典》中华书局1983年9月1日出版；

③《鄂西特委致中央的报告》，1929年1月5日；

④《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⑤《中央关于成立湘西北特委给郭亮同志的信》，1928年1月9日；

⑥《段德昌烈士档案》，1951年；

⑦《彭德怀自述》；

⑧《中国歌谣选序》，周扬1978年；

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第355页；

⑩《熊瑾玎自传 》1966年4月；

11《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赵景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拉法格文论集》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