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时间（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未来两国关系更好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做到了和平相处，而且实现了互利共赢，两国人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实惠。

经济方面，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为10.3亿美元，2021年达到3714亿美元，日本现在是中国最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对日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迅猛。

社会交往方面，1972年中日之间人员往来不足万人。2019年，赴日的中国大陆游客增长至近960万人。此外，两国学术交流频繁密切，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国际多边合作方面，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持有共同或类似的立场，如两国都主张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都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主张通过多边合作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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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日能够和平相处、合作互利？仔细分析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至少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和对日政策。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说：“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40多年后，2015年5月23日，主席指出，“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的上述看法决定了其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原则和手段。这个基本目标就是与日本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两国人民是无辜善良的，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基本手段就是积极推动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推动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共赢。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战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以德报怨”的做法来处理中日关系，突出表现在放弃对日赔款的要求，敦促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坚持主张两国向前看，积极推动友好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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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人民反省历史，认同和平宪法，主张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反对日本介入国际冲突，反对日本发展核武器。

三是日本部分领导人和许多有识之士在对日本侵华战争反思和忏悔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两国和解。如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纠夫、细川护熙、村山富士和福田康夫在担任首相期间，都曾不顾极右势力反对，在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友好条约签署、对华日元贷款实施，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日本有识之士也为中日和解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两国政府长期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发展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建交以来，两国政府积极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还在相当长时间内也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经贸交流之外，中日两国政府还鼓励两国间社会、文化和人员交往，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使得两国间交流范围日趋广泛，交流活动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交流内容日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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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两国政府审慎管控分歧，特别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多年来，尽管不断受到历史和领土问题的困扰，但两国政府始终努力避免因此走向军事冲突。例如，2019年，中日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同意“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曲折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互信缺失，历史问题时而爆发，海洋领土和权益争议持续，台湾问题凸显，军事安全问题开始显现。此外，相关民调表明，两国无论是精英层面还是民众层面，对对方的看法都非常负面，且多年没有明显改善。

为什么近些年中日关系矛盾不断、困难重重？

首先，日本部分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和前后矛盾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少数日本首相在内的不少日本政要在特殊日子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供奉祭品，不断引发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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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频频出现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的做法。

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一些人对中国的担心不断增加，这种担心由于日本政府某些部门和媒体对中日在钓鱼岛和其他争议的渲染不断强化。

第四，为了缓解上述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少数日本政要还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甚至宣称美日两国要“一同防卫台湾”。

第五，2005年以来，一些日本政要鼓吹和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日美澳印联盟”等，试图在意识形态上孤立中国。

第六，两国都有部分民众在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认知。如否认日本统治阶级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以及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的说法，导致两国不少民众认为中日之间存在“民族仇恨”，甚至“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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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日间的不少问题不断地被渲染和放大，中日相互认知出现了情绪化和两极化的趋势。

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善意交往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也是两国的历史责任。为此，两国政府和民间都需要做更大的努力：一要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二要有效管控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三要积极推动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最后要更加积极地支持两国民间善意的交往。

真诚地希望，两国能够珍惜邦交正常化以来取得的成绩，按照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的要求，以史为鉴，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共建相互尊重、合作互利的新型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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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Shared responsibility"

责编 | 宋平 栾瑞英

编辑 | 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