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无所不在的宦官与明朝）

《明代宦官》，蔡石山著，黄宗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282页，58.00元。

《明代宦官》，蔡石山著，黄宗宪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11月出版， 352页，新台币380元。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蔡石山著，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290页。

一

国内明史学界对明代宦官的关注，向来集中在宦官与明朝专制政治的关系上；对明朝宦官的各种活动，则强调他们作为皇帝代理人的身份。这两个方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已有比较完整的把握。对明朝的宦官专政，治明史者向无正面的评价，对阉宦之人亦皆鄙视。这样的研究立场，在各种有关明朝宦官活动的论文，或明史专著的相关章节中，多有体现。真正受到好评的明代宦官，只有郑和等少数人。蔡石山教授指出，这样的研究，对明代宦官这样“一个庞大的执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观念上仍受中国传统史家的影响，是落后的。在他看来，明朝在政治上实行“双头马车”统治；宦官的体系是一侧；传统的文、武体系是另一侧；皇帝居中驾驭，左右平衡，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

作者在本书的绪言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的政治理想，要么追求“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要么“鼓吹圣王政治”：

这些自视甚高的士大夫一再处于和宦官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倾向于将死对头描写为贪婪、邪恶、寡廉鲜耻之徒，把天下之恶归于受人鄙视、可恶的宦官身上；但其实，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正是中国士大夫所欣然效命的帝国体制。这两群人在整个明朝时期碰撞、互动、冲突，在将近250年中争夺帝国机器的控制权。与这种陈义过高的理想和派系对立有密切关系的，乃是中国士大夫的怯懦和缺乏革命传统。因此，中国史家鲜少公开且不屈不挠地挟击专制政体和专制政体所催生出的暴政，反倒挑出宦官当替罪羊，不愿把这个粗俗的群体视为社会、政治综合体。

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关于宦官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和权力倾轧，应放在中国专制政治统治的背景下探讨，而个人的行为也应从专制体制的角度重新检视”。

二

说到皇帝重用宦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体制的本性。去势之人，在社会上向来受人鄙视，政治上则孤立无援。他们的荣华富贵，全凭皇帝的宠幸，当然也就最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中国实际的历史事实则表明，虽然宦官不可一世、专权擅政的事屡见不鲜，但宦官篡夺皇位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像皇亲、母后和外戚之类人物，各因其政治地位而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一经得宠，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可以呼风唤雨。而在专制体制之下，他们得宠的另一面，就是伴君如伴虎。宫廷之中杀机四伏，而他们则因拥有某种政治和社会优势，与皇权发生冲突。这一方面会使他们处于不得不然的骑虎之势，另一方面也会使他们生出难以抑制的政治野心。所以，历史上谋夺皇位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当然，若说最须防范的，还是武人。武人握有兵权，使掌京师，则必为心腹之患；使镇守四方，则难免尾大不掉。

说来说去，在中国历史上，还只有出生贫寒的读书人，和宦官一样，是靠皇帝给官做的。在社会上，读书人与宦官不同的，就是他们一般有好名声。但是，若出身寒微，仅仅做一个书生，好名声也是假的，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汉武帝时曾不可一世的主父偃，做官之前，身无长物，寒酸得很。据他自己说，连父兄都严重瞧不起他。汉元帝、成帝时，读书人在社会上地位大大提高。一个叫王章的贫寒书生，后来也做过大官。但他在做太学生的时候，生了重病，也只是与妻子以“牛衣”取暖。势单力孤，可怜之至。

总之，贫寒的读书人只有做了官，才会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势力。但他们一旦做了官，就容易在官场上结党营私。严重的，则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这种情况，在科举选官，士大夫皆出草野之后，变得更为突出。所以说，用起来最顺手的，从来都是宦官，而且弃之可如敝屐。

因此，到了明代，洪武皇帝立下规矩，不许宦官干政，而且连识字也不许，但还是形成了一整套的宦官执政体系，代表皇权对官僚体系进行监督和制约，以至代行其政。

三

由于万事皆仰宦官，明朝宦官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明朝建立不久，就开始了。那时，无论宫廷和社会，对阉人的需求都很大。而社会上的私阉风气之盛，为明朝大量地使用宦官，提供了条件。这两个方面，《明代宦官》的大致叙述如下。

洪武开国之后不久，明朝宫廷中宦官人数就开始增多。虽然朱元璋曾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规矩，但是“每次整肃士大夫时，洪武皇帝都在有意但不情不愿地晋升宦官的职位。到了14世纪80年代，宦官不仅成为皇帝整肃、监督官员的工具，还成为明朝专制政治的祸根”——请读者注意，作者对宦官仍使用“祸根”一词，反映了本书并不一意为宦官专政开脱。仅在洪武时期，随着各种事务的增加，宫中的宦官机构竟迅速增加至十二个；而且，随着几十个皇子、公主陆续长大，需用的宦官也在迅速增加。洪武皇帝在位期间，还曾两度提高重要宦官机构的级别，可见他自己已经开始重用宦官；而“长期看来，他所种下的专制祸根，还要相当多的宦官灌溉滋养，才会茁壮成长”。而在后来的时期里，明廷的宦官机构，增加到二十四个，成为明朝第二大政府机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各级长官及其僚属，和他们各自的仆人。总之，无论是宦官机构的级别提高，还是专门机构的增加，都会增加对宦官的需求，以至于大量宦官成为明朝中后期沉重的财政负担。

明朝所用宦官，最初或为各朝贡国贡献的阉人，或为军队阉割的边地作战中擒获的俘虏。当时社会上，用阉人为奴为仆的情况，也很普遍。富人、贵族、宗亲和文武官僚，多习惯于这种极为残忍、恶劣的风俗。而对于穷人来说，通过私阉，争取到富贵人家为奴仆，也不失为一条活路；若谁能有幸得到主人家的宠爱，还可望改变家人的境遇。私阉的人，当然更希望能有机会到宫中当差。明廷曾经三令五申，禁止民间私阉，并对私阉者施以刑罚和流放，但私阉的势头仍控制不住。自阉的人越来越多，成百上千的阉人涌入京城，聚集在宫门求职的情况不断发生。虽然，只有少部分人侥幸被挑选入宫，却鼓励了更多的人私阉，以至于出现阉人大量过剩的问题。到明朝成化年间，距开国不过百年，“自宫者已成为令人头痛的政治问题和恼人的社会问题”。明末，1620年，竟有差不多两万人涌入京城，请求入宫。作者指出，私阉者如此之多，“主要不是衰败不堪的经济所造成的，而是堕落、两极化的社会所致”；另一方面，“在残酷、恶劣的体制里，比起苦读儒家典籍、写八股文并且通过层层科考的方式，这么做反而更容易从皇帝那里找到工作”。后者说得很损，却是事实。明朝英宗时的秉笔太监王振，就是读书人阉后进宫的。终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四

本书将明代宦官定义为“一个庞大的执政群体”，是极符合明朝的历史实际的。历代多有宦官专政的事，但是像明朝这样，宦官数量之大，体制之完备，活动遍及内政、外交、军事、情报、司法、监察、经济、贸易、水利等各个方面，从宫内到宫外，从朝廷到地方，几乎无处看不见他们身影的情况，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执政群体，较明朝的文、武官僚系统，又有哪些长处呢？

首先，宦官与明朝的军事制度，紧密相连。除了钦命宦官去查核军官是否称职这种特殊做法之外，一般的制度是让职业指挥官与统兵宦官一起带兵。明朝将大部分军力，布置在绵延数千公里的长城沿线；重要的驻军地点则无不处于宦官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京城，京军三大营之精兵，也全都由宦官统领。司礼监的统兵权，则在兵部之上。那时，连设在边地交易进口马匹的茶马司，也都由宦官掌管。设立这种宦官统军的制度，是出于对武人极度防范的心理。有明一代，一些统军的宦官能够为朝廷立下战功，也与这一制度有关。

从限制武人的权力、保证皇帝的安全来说，这种宦官统军的制度是成功的。然而，有明一代的军事不振，很大程度上也与这种宦官统军的制度相关。经常被提及的明代宦官的邪恶与不忠的例子，是1644年，当李自成进攻北京时，掌兵京师的宦官开城迎降这件事。但是，也还有部分宦官在撤出北京之后，继续英勇抵抗。作者认为，这与明朝文武官员有降清的、也有抵抗的情况大致相似。换言之，宦官对明朝，未必就特别不忠。作者还强调说，宦官与明朝文臣武将频繁地发生冲突，受到的冤枉不少，实际上并不总是理亏的一方，真正的问题“在于明朝的双头马车行政结构和行政职责的定位不清”，以至于机构“笨重迟缓”，“巨大冰川牢牢固结住政府机关，使其到了16世纪晚期已不再能运行”。言下之意，许多问题发生后得不到妥善的处理，是由于体制的制约，是怪不得宦官的。

五

讲到明朝的“特务政治”，作者也反对将其归罪于宦官。在作者看来，无论厂、卫，都是从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宦官掌握着这些机构，也无非是皇帝的代理人。比如东厂，这是永乐帝建立的特务组织，它的触角后来逐渐深入全国各地。它的大部分刺探情报的工作，如监视宗室、武将、文官、秘密宗教团体和乡绅，以及在人们聚集的场合，监听各种不满言论，或了解农商情况和重要货物的价格，起先都是由锦衣卫来执行的。直到建立约五十年之后，东厂的头子才改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担任。但它的一些重要机构，也还由锦衣卫掌管；刺探、搜集情报的工作，也一直主要由锦衣卫承担。而宦官与锦衣卫之间，一向是互相猜忌、矛盾重重。武宗时，刘瑾出掌东厂后，朝廷又批准建立西厂、内行厂这两个特务机构。建立内行厂，就是要监督锦衣卫和东厂，其用意并不在于使宦官专权，而在强化皇帝对臣民的防范。

总之，利用特务机构胡作非为的宦官，在明代只是少数；由宦官所把持的特务机构再怎么坏事做尽，也只是在执行皇命。宦官内部有争权夺利，却也有制衡。当一些宦官权力过于膨胀时，把他们拉下马的，往往也是宦官。他们与士大夫一样，都是皇帝的附属品，所作所为多数是遵从皇命。比较而言，文官之间的斗争，比宦官之间的斗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明廷外朝的文官，已分化为至少五个派系，相互倾轧，权力斗争不断，但内廷在太监陈矩主持下，平静无事，不见丑闻和争端。作者的看法是，宦官未必皆恶；这一“执政群体”的道德素质和政治表现，未必不如文官集团；有些宦官即便名声很坏，也未必如史书记载得那样一无是处，实在是蒙受了不少冤枉；明朝皇帝总是偏袒宦官，也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对这种“双头马车”政治结构的维护。

六

把明朝朝贡制度的建立，其归功于宦官，是《明代宦官》一书的重头戏。明初与蒙古、高丽以及东南亚的关系，就是由宦官率领的使团开辟的。而永乐皇帝在位的“1405年至1425年，由于明朝走大胆的对外扩张路线，这20年是宦官外交活动的最盛期”。其间，为解除蒙古侵扰，明成祖不仅对蒙古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还不断派宦官率领使团，寻求与蒙古议和；明成祖还派出宦官联络西藏，欲借助喇嘛教，来软化蒙古人的好战；派出宦官与中亚诸国建立联系，以牵制蒙古。为加强对辽东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女真各部落的羁縻，明成祖还派宦官巡察当地部落，宣布朝廷敇命。而那一时期，明朝最大的外交活动，就是让宦官率领巨型船队，七次远航西洋。

作者肯定了这些由宦官主持的外交活动，为明朝建立起了万方来朝的朝贡体系；指出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明末，明朝皇帝所有的外交活动，以及外国的进贡，几乎都由宦官掌握；明朝的外交，就是宦官掌管的皇家私事。令作者十分抱憾的是，在文献记载上，明朝宦官的外交活动，许多都被对宦官抱有深刻偏见的儒学中人故意贬低，或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而无论在开辟明朝外交事业的过程中，宦官们曾经经历了何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表现出怎样的聪明、智慧和勇气，并且创造过何等的成就。

与宦官外交密不可分的，就是明朝的对外贸易。尽管这些贸易，有的只是延续旧传统，有的却开出了新局面。与外交一样，这些对外贸易，看上去也像是皇帝的私人贸易，体现的是“无远弗届”的浩荡皇恩。读者也许会生出疑问：明朝走向世界的机会好像很多，却不知明朝皇帝的兴趣，为什么仅止于宣示其宗主权？就此，作者则表达了另外一种看法：用宦官从事海上贸易，是因为开国不久，“明朝皇帝就认识到，与东南亚贸易是让国家致富的最佳办法之一。明朝皇帝还深信，欲让经济不受限制地增长，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由朝廷垄断贸易”。这样的推测，似乎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作者认为，郑和远洋的材料被明廷文臣销毁，这方面的许多有关宦官业绩的记载，亦随之烟消云散，否则完全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说，这都是因为“文人悲叹宦官的得势，竭尽所能、明里暗里欲打消这一计划”；“中国人如此卓越，为何没有动机经由非洲抵达欧洲或越过太平洋发现美洲”！

七

明朝皇帝的控制欲，是无所不在的。宦官的活动，随着皇帝的这种控制欲，亦无所不至。皇帝直接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即“允许宦官对（皇庄）地产有较大的管理权，也允许宦官对在皇庄里工作者有较大的管理权”；并任由 “宦官自行掌理（皇庄）收入和会计事宜，不归户部管辖”；地方官则必须为宦官管理皇庄，提供诸如运输和保管等方面的保障。为直接控制各种工商税，皇帝将明朝工、商税的各种征管权，也一概交由宦官把持。宦官也不负重托，坐地起税，无微不至。连泰山碧霞寺这样的地方，香客赶早去那里看太阳初升，都会与早就守候在那里的收税宦官相遇。宦官还为皇帝经营皇店，做买卖牟利。盐利，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一个大头，而且是皇帝可以机动支配的财源。于是，“宦官实际上已成为盐务主管”。从作者的这些叙述中，读者也能感到其中的批评意味。

然而对由宦官主持明朝的矿业以及征收矿税，作者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肯定。特别是对宦官主持矿业，作者尤为回护：“明朝期间带头革新中国采矿、冶金事业者，不是文化素养高的士人和官员，而是宦官”；“士绅阶层激烈反对这类事业，且竭尽所能丑化身为宦官的矿业创业家，阻扰本有可能促成机器创新乃至全面工业革命的任何工业计划。他们坚持保守、传统的立场，与大体上无知、迷信的大众联手嘲笑、批评、中伤宦官矿监。”即便对于宦官主持的养珠、烧瓷和织造，这些用来满足宫廷奢侈需求的活动，作者也是赞扬有加。尤其是织造，耗费了巨大民力，也不具有任何经济上的意义，作者却“不禁纳闷为何苏州、杭州（16世纪的织造业）都未能引领世界展开纺织革命，成为伯明翰或曼彻斯特这类城市”。而他的结论是：“明朝宦官在主导明朝经济上扮演了前所未有的不凡角色”；然而，在“不利的社会、政治气氛下做事”，宦官的“成就不足以将中国推进工业时代”。

八

即便是在朝廷日常行政，或执行朝廷某些紧急公干，以及某些宦官的才艺等方面，作者对宦官执政群体，同样是不吝赞美之辞。他声言，在双头马车的政治之下，每当朝臣意见不一致时，宦官总是皇帝解决问题所仰仗的力量，称赞他们在与文臣一起掌管皇帝文书、玉玺和符牌这些事关国家大计的高级机密时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他们在治理黄河和管理水利方面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与众不同的能力，高度评价他们中的某些人才艺堪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相比，并为他们在主持司法会审时的公正与仁慈而深深感动。他所要传达的意思，就是明朝的宦官，无论在“宫内、宫外都非常活跃，且常充当皇上的个人代理人”，他们的“角色不是取代士大夫，而是补强士大夫，双方都为同一个主子效命，屈从于同一个天子”，虽说权力总是让人腐化，但“坏宦官所占的比例，其实微不足道，绝大部分宦官是奉公守法的”。他不无同情地表示：当专制政体出差错时，宦官是最理想的代罪羔羊，是这一体制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是这部专制机器上不可或缺的润滑油和齿轮；这种双头马车政治，即司礼监与内阁的共生关系，确保了明朝政体的某种平衡；皇帝是这一制度的唯一受惠者；明朝能够享祚两百七十六年，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九

从以上对《明代宦官》一书内容的叙述中，即可以看出，把明代宦官作为“一个庞大的执政群体”加以研究，大大拓宽了明朝政治史的研究视野。作者的根本立论，在于宦官“是中国专制君主制度的产物，而非创造者”，是“皇帝利用宦官来掌控政府的运作”。在揭示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蔡石山教授的这部《明代宦官》可以说做得很成功。基于这样的立论，蔡石山教授胪列了相当多的史料，对明代宦官的赞扬可谓是无微不至。

但是，说到宦官在明史上的作用，以上所介绍的作者的看法，也还有许多需要推敲的地方。推论即便有理，还是要靠史实来证明。特别是作者认为，明朝士大夫对宦官的歧视、打击，使明朝错失了近代化。这样的观点能否能够成立，也还需要事实和理论的支持。然而，明朝的“双头马车”政治，与其享祚两百七十六年之间，确乎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作为宦官这个庞大的执政群体，在这种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从许多微观而又宏观的研究中得到揭示的。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政治的许多专制基因，就隐藏在类似这种“双头马车”政治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