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合订本（童年的回忆三国演义连环画）

《三国演义》大型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计60册，近7000幅图画，是中国篇幅最多的连环画套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精心策划、组织，汇聚全国优秀绘画文本作者达几十人之多，历时数载，初步成书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全书影响之大，在连环画史上绝无仅有。该书封面字由国画大师贺天健老先生书写，刚劲有力、古朴典雅，一气呵成。每册封面都有一颗鲜红的图章，由杜冰如先生绘刻。封面深蓝为底，烘托出秀丽的画面，不仅古色古香，而且非常醒目，开系列连环画封面装帧设计的先河。相信这套连环画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

《辕门射戟》——这张封面的绘者之所以不容易求证，是因为与它风格相似的几幅封面都没有标注绘者，且这几幅封面的画风又明显区别于其他三国封面的画风。之前听到的说法几乎都认为《辕门射戟》的封面绘者与内页绘者相同，为凌涛所作，但答案是否定的，凌涛的画风以“糙”为主，笔法粗涩凌乱中透着一丝古朴，其笔下的吕布无论是相貌、领结还是甲胄的精细度都与此幅封面相去甚远，何况连凌涛本人也说过并未参与三国封面的绘制。对比2006年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封面挂历或2003年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封面明信片，可以清晰地看到《辕门射戟》封面中的甲胄是多么精细，甚至连每一片甲都是以明暗手法绘制的。将三国连环画的所有封面摆在面前，发现这幅《辕门射戟》与《姜维献书》的封面画法非常相似，两幅画面的人物甲胄两臂上都有束甲丝绦，甲片都有明暗，甚至连甲胄肩部的虎头咬都一模一样。但细看《辕门射戟》封面又比《姜维献书》封面细致很多，而这两幅封面画风又区别于这套连环画的其他封面。我们先来看看《辕门射戟》的封面画里有哪些风格是我们熟悉的。首先来看画上的刘、关、张，这三人的面部画法，尤其是胡须的画法与《桃园结义》的封面画非常相似；其次是关羽衣纹墨线内的青线用法，以及土地上淡墨手法表现小草都也都与《桃园结义》的封面画法一致；再次是张飞胸襟上的绣纹，在刘锡永绘制的《天水关》和《二士争功》封面中同样也有；最后是人物肩部的虎头咬，在刘锡永《虎牢关》内页的吕布身上也随处可见；还有远处的士兵也是刘锡永作品中常见的风格。虽然这幅封面画符合刘锡永笔法的地方很多，但它也有不符合刘锡永笔法的地方。比如近景中吕布和纪灵的绘制手法就与刘锡永有所不同，而另一幅与之风格相似的《姜维献书》封面则完全不是刘锡永的笔法，由此可以初步推断，《辕门射戟》的封面画为刘锡永与他人的合绘作品，而合绘的另一人又绘制了《姜维献书》的封面。纵观各版三国的所有封面，发现除了《辕门射戟》和《姜维献书》外，还有六幅封面作品上出现了人物两臂的束甲丝绦，一幅是《战官渡》，一幅是《刘备征吴》，另两幅是张大经的《火烧新野》和《赚曹休》，还有两幅是二版颜梅华绘制的《火烧新野》和《白马坡》。张大经的作品装饰性太强，与此风格差异很大，首先排除掉；从颜梅华绘制的两幅作品来看，其喜欢用大墨块、小写意的形式来创作封面，包括衣纹和甲胄也辅以浓墨，不注重背景，不注重细部勾勒，这也显然与《辕门射戟》风格不符，何况初版三国时，颜梅华在出版社内主要负责画时装和外国题材，没有参与创作；再来看《战官渡》的封面，整体的设色与人物的勾描也与《辕门射戟》风格不符，其封面绘者也可以排除了；至于《刘备征吴》，只有暂时放在一边，因为它没有标注封面绘者。那么这个风格又是谁的呢？罗列三国连环画封面画家，我发现有位重量级的人物一直被严重低估了，这个人就是时任三国连环画封面组组长的沈麓元。他喜欢与人合作，擅于模仿他人风格，他的封面作品在三国连环画中明确标注的只有一幅与卢汶合作的《姜邓斗智》。作为三国连环画封面组组长，沈麓元的戏分不可能那么低，也就是说，沈麓元应该不止画过一幅三国封面作品，而恰恰现在未知的一些三国封面作品风格又不同于其他封面。于是查找资料，对比沈麓元以往标注过的封面画作，看看其中有没有与之风格相似的作品。通过比对，发现沈麓元绘制的《郑成功》和《乐羊为国》封面上甲胄的甲片都有明暗，人物肩部同样绘制了虎头咬；而在他的另一幅封面画《红旗魏胜》（与胡若佛合作）上还出现了与吕布相同姿势的射箭画面，这些风格都与《辕门射戟》封面符合。由于老版连环画多有未标注封面绘者的情况，加之手中资料有限，实在找不到封面既有束甲丝绦又有沈麓元标注的其他佐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能做的最大推断是《辕门射戟》封面为刘锡永、沈麓元合绘。

《战宛城》——有标注，封面画：赵宏本。这幅封面画背景单一，给人整体感觉稍显凌乱，层次感表现不足，但绘制还算认真，只是没有太多出彩之处。

《白门楼》——封面虽无标注，但可以断定此幅封面画出自汤义方之手。汤义方如刘锡永、胡若佛一样，同属三国封面组成员，又有着深厚的国画底子，他自己画内页的书，都自己画封面。汤义方的画用墨凝重，设色古朴，人物神态自然，衣纹疏密有致，个人特点鲜明，很容易鉴别。这幅《白门楼》封面画将吕布被缚的惊状绘制得淋漓尽致，是三国封面画中的精品。

《煮酒论英雄》——多么霸道的名字啊！这幅封面画有标注，绘者刘旦宅。其画风很容易鉴别，尤其是人物面部刻画和设墨浓淡很具个人特色。对比初版《凤仪亭》封面，你会发现《煮酒论英雄》封面中的亭檐、亭柱、山石以及树木布局和设色与之完全一致，看来《凤仪亭》的封面绘者也是要“煮酒”来论的。

《传书救刘备》——这部连环画真是时运不济，其书名的由来更是无可奈何。“传书救刘备”这个书名谈不上经典，是个平淡无奇的书名，但这并非是它的本名，它本来拥有一个非常经典响亮的书名“打鼓骂曹”，这是它最初的定名，也本应该是它流传千古的名字。在出版社最初的规划中，这部“重头戏”的内页是安排由徐宏达绘制的，因为徐宏达有能力驾驭这样厚重的作品，那是1957年。在同一年的4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出版社的规划虽然出来了，但如此形势之下《打鼓骂曹》是没办法画了，更为可惜的是徐宏达在与徐正平合作完《桃园结义》后不幸入狱，这本“打鼓骂曹”便彻底停滞下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9年郭沫若又先后发表了《蔡文姬》和《替曹操翻案》，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连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谁还敢说曹操的不是？更不要说是骂曹了。三国连环画是套书，讲究故事的连续性，而恰恰这本《打鼓骂曹》属于重要章节，不能全删，于是不得不删去故事内容中最后一段“祢衡骂曹”的情节，无奈地更名为《传书救刘备》，绘制内页的任务也重新分配给吕品和徐余兴，而这一耽搁前后就是两年。一直以来有个说法，就是《打鼓骂曹》内页已绘制完成，因政治因素未能出版。从毛泽东谈及曹操的时间上看，明显早于《打鼓骂曹》的最初规划时间，因此这个说法显然是个讹传，《打鼓骂曹》根本就未画过。再有，《打鼓骂曹》的内容纲要有四条，《传书救刘备》的内容占了其中三条，仅无“骂曹”一条。如果当年已经画好了《打鼓骂曹》，那就没有必要再将内容纲要中的前三条全部重画，只需删去“祢衡骂曹”一节，换成《传书救刘备》的书目出版即可，这也是《打鼓骂曹》从未画过的另一力证。再来说《传书救刘备》，说它时运不济，是因为这本分册一版之后就消失了，真让人惋惜，好在它的封面原稿和多数内页原稿都在。这幅封面未标注绘者，因此也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吕品、徐余兴、赵白山、沈麓元、张令涛和胡若佛这几个人身上。首先，吕品和徐余兴不擅长封面，能接到这本书的内页绘制任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让他们绘制封面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找遍《传书救刘备》的内页，没有与封面构图相仿的白描图，且内页画风也与封面完全不同，因此可以排除掉这种可能了。怀疑赵白山的主要原因是这幅封面与《落凤坡》的封面构图非常相似，但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马。别的先不谈，仅看马眼的位置就可以否定是赵白山画的了。“传书”上马眼画的位置非常高，从《落凤坡》、《取成都》（初版）以及《飞将军李广》（初版）上明显看得出，赵白山喜欢把马眼位置画得很低，这种个人风格即便是有所调整也不会有那么大落差。赵白山还喜欢把马小腿的墨色上得很重，“传书”上也看不到，因此也不会是赵白山的作品。再说沈麓元，先不去说他的绘画风格，仅从“传书”封面右下角的印章上看就可以否掉他了。那方白文印虽然印得朦朦胧胧，但依然可以看出印上的两个字是“左繁右简”，篆刻的基本常识是两字入印或从上至下，或从右至左，也就是说“麓元”二字在横行文治印时应为“元麓”，笔画应为“左简右繁”，这与“传书”印上的“左繁右简”是相悖的。再说张令涛，有说那方印上是“令涛”二字，这两个字虽然符合“左繁右简”，但事实上这方小印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清。张令涛擅于构图，但在勾线和设色上却远不及胡若佛。那一年张令涛、胡若佛合作的《杨家将》头三册已绘制完毕，正在着手绘制后两册。那一时期是他们合作的黄金时期，胡若佛没有理由不帮他的搭档完成封面勾线和设色工作，更何况胡若佛当时就负责三国封面工作。另一方面，“传书”的封面无论是绘画还是设色上都非常精到，倘若张令涛个人能有如此深厚的绘画功底，那么他也没有和胡若佛合作的必要了，因此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幅封面是张令涛的作品。带着疑问我又看了七十年代新雅版的《传书救刘备》，发现那方印虽然也很模糊，但白文隐约可见，于是试着将白色部分对比度调高，结果印章左侧隐约像一个小篆的“佛”字，右侧更像是小篆的“石”字，胡石佛也好、胡也佛也好，其实都是胡若佛一个人。当然，毕竟仅通过一方模糊的印章来推断作者未免有些草率，还要再看画风。“传书”那飘逸的画面与胡老的风格确非常近似，健硕的马匹，“Y”字线马胸，马鼻尖处的“Y”字纹，两侧朝向的马耳孔，呈分卷状的马前额鬃毛，位置很高的马眼，飞马执鞭的场景以及人物的长脸、长耳和小胡须，这些特点在《杨家将》和《西汉演义》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之前一直不确定的原因是胡若佛笔下勾绘的毛发都灵动飘逸，特点鲜明，而这幅“传书”却不太明显，其实这个“不明显”是封面图幅太小反映不出细节所致，而在宣纸版“传书”的大封面中可以看出毛发仍是丝丝飘逸的，因此可以推断《传书救刘备》的封面画为胡若佛所作。另外，《传书救刘备》的封面画之所以不考虑是张令涛与胡若佛的联手作品，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单人款识的画作不会是合绘作品。

《吉平下毒》——这个有标注，封面绘者为汤义方，无须论证。汤义方的绘画功底扎实深厚，技法娴熟稳定，因此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反差很大的东西，大都是优秀作品。

《白马坡》——二版三国连环画新增的分册，由初版《千里走单骑》和《战官渡》拆分增绘而来，封面画为颜梅华所绘。大墨块、小写意，与1963年版《火烧新野》的封面绘画风格一致，都有着浓重的颜氏绘画特征。

《千里走单骑》——多么完美的书名啊！三国不愧是王者，连书名也霸气十足。这幅封面画中的人物和马匹看上去很像陈光镒的风格，尤其是赤兔胭脂兽身上的环纹，也与内页相似，但细细对比下来，却发现其中另有文章。首先，此书的内页为陈光镒所绘，但这幅封面的构图并非选自内页，而是根据几幅内页糅合而成的，封面若是内页绘者所为，那绘者即便是想对封面做些改动也大可不必如此拼接，因为绘者在绘制内页时一定会熟读脚本，而这幅封面绘制的是关羽在古城下斩秦琪，并不符合内容描述；其次，那一时期的陈光镒白描技法固然出众，但显然并不擅长封面创作，其设色功底更不会达到《千里走单骑》的封面水平；再有就是陈光镒并非三国封面创作组成员，若是参与封面绘制，按那一时期的做法通常是应该有标注的。但此书并未标注，虽然也不能排除出版社漏标的可能，但更多的证据则指向绘者另有其人。那么这个既擅于临摹又擅于设色的高手会是谁呢？翻看《上海连环画·精品百种封面集锦》，你会发现沈麓元的封面画设色很见功底，画面细致入微，层次分明，且惯用草绿和浅棕色调。沈麓元画风多变，在构图上擅于模仿内页风格，如新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火烧陈友谅》，内页是陈光镒绘制的，封面也是取自陈光镒的内页，但封面绘者却标注为沈麓元。不讨论这种临摹内页再设色的标注是否合理，但起码可以看出沈麓元的设色功底和临摹能力还是非常独到的，这些都与《千里走单骑》的绘画风格是相符的。虽然这幅封面的笔法保留了陈光镒浓重的绘画风格，但它毕竟是沈麓元临摹内页设色而成的，沈麓元身为三国封面组成员，不作标注也完全合乎情理。当然《上海连环画·精品百种封面集锦》在封面绘者的标注上也存在不少错漏，比如《大科学家张衡》，出版社标注的封面绘者是沈麓元，但封面画右下角的篆刻印章却明明白白写着赵白山；再比如《不让金兵过秦岭》，出版社标注的封面绘者是李铁生和沈麓元，但封面画右下角的篆刻印章却明明白白写着陆俨少，这样的标注错误是一目了然的。除此，还存在一些与老版标注不同的错漏，就不一一列举了。在一幅作品既有标注又有印章的情况下，鉴定作者最为直接和有力的证据显然是印章，因此判定一幅画作的绘者需要精心比对和多方查找，不能仅仅依靠出版社给出的答案。如果判定的前提就是错误，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战官渡》——这本分册改过两次书名，其最初的定名是《曹操破袁绍》，后觉得冗长又改为《破袁绍》，待成书时又考虑到这是一场著名战役，才最终改为《战官渡》，这样反复斟酌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这幅封面画的作者不知是由谁先提出来的，想当然地把他定为了陈履平，接下来的所有文章几乎都说《战官渡》封面是陈履平绘制的，不知依据是什么？三国中《战宛城》和《兄弟争王》的内页都是陈履平独立完成的，另有一张《擒孟达》的封面也是他画的。通篇细细比过，《战官渡》封面中无论是人、是马、亦或是景，都与陈履平的画风完全不符。那么《战官渡》的封面画作到底是谁的风格呢？经同好者指点，赵白山绘制的《廉颇与蔺相如》（少年儿童出版社）与《战官渡》封面的绘制风格高度一致。再比对了赵白山绘制的《落凤坡》封面，渐渐明晰了他的绘画特点，人物都是同样的八撇胡，马匹小腿都有黑色的重墨，因此《战官渡》的封面绘者可以判定是赵白山了。另，63版《战官渡》重写了书名，自不及初版。

《定四州》——这幅画风独特的封面，有标注，封面绘者金雪尘。金雪尘的画，中西画法结合，讲求明暗，更讲究透视，亦如一幅油画，整幅不用墨线勾勒，施以全彩，这样的画在整部三国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如此画法也是一眼就能辨认的。当然《定四州》也有遗憾，它的遗憾来自于2003年的收藏本封面。不知是原作遗失了还是出版社觉得画风另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苏小松绘制的勾线临摹品。此作干枯生涩，全无气息，令人唏嘘不已。该册的书名也重新写过，那《定四州》的“州”字临得毫无章法可言，整书与老版全无可比性。

《马跃檀溪》——这部书的内页绘制精美，笔力苍劲，是王亦秋的佳作。封面为刘锡永所绘，印章足以说明。刘锡永是王亦秋学习的楷模，能绘制此封面，王亦秋亦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