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曹操割发（浅析曹操割发代首）

前言：有一次行军途中，曹操大军途径一片卖地，为保护农民劳动成果，他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将士们都下马，双手分开麦林，徐徐通过。然而，曹操自己的战马却受到惊吓，践踏了麦林，“敕主簿议罪”。主簿以《春秋》上所载“罚不加于尊”应答，认为不能将刑罚加于身份尊贵之人身上。曹操并不赞同，道：“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说罢，曹操挥剑，隔断自己头发，传令三军，军纪肃然。（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那么，曹操“割发代首”，头发真的能代替首级吗？

《孝经·开宗明义》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身体、四肢、毛发、皮肤是父母赐予的，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不能轻易损伤，这是孝道的起始。而一个人遵循天道，建功立业，名扬千古，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是孝道的最终归宿。

《孝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属于儒家十三经之一，为孔子及其弟子所著。此书以孝为中心，认为“孝”是上天为世人所定的行为准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百善孝为先，孝乃是诸德之本，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孝道”都忘却，他还能“忠君”吗？此经还把道德规范与法律相结合，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对以孝道治天下的统治者来说，“不孝”是最大的处罚了。又如清·侯方域《万孝子割股议》：

“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圣人之训也。”

因此，曹操割发，就是“不孝”，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发即是首”，曹操“割发代首”，是合情合理的。按照这儿理解，曹操“割发代首”，就是“处决了”自己，为自己的犯法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象刑”，最早出自《尚书·舜典》，是上古时期舜帝实行的一种刑法，指的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意思为谁触犯了五刑，就在他的衣服上画出相应的“象”来处罚，或者把“象”画在受刑者使用的工具上，以此来达到使其“改邪归正”的作用。如犯墨刑（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如宋江、武松曾受此刑），只需要带黑色皂巾即可；犯劓刑（割掉犯人鼻子），只需要让他穿赭色的衣服即可；犯刖刑（去掉犯人膝盖或斩脚），只需要在他膝盖上蒙一块黑布即可；犯大辟（斩首），只需要让犯人穿无领衣即可。

《白虎通疏证》曰：“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膑者以墨蒙其膑处而画之；犯官者履杂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

《尚书大传》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诿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

“象刑”是和“肉刑”相对应的，并不真正地将刑罚加在肉体上，而是属于“羞耻刑”。这种象刑在民风淳朴的上古时期，是非常实用的。上古时期人烟稀少，生产力不高，夭折率很高，如果再处罚第一次犯错之人，那么劳动力会进一步减少。因此，舜帝实行了“象刑”。象刑的本意，使受刑者“居州里而民耻之”，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责，痛改前非，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曹操“割发代首”和上古“象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没有实质性处罚，而是羞辱、鞭策，使犯法之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真正过错，起到“言出法随，令行禁止”的作用，使他的军队军纪严明，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曹操“割发代首”也确实成效显著，他的将士们看到曹操制定法律，不是摆设，而是来真的，即使是自己触犯了法律，也让主管之人定自己的罪责。如果曹操不是一军主帅，真的可能自杀而亡。现在，曹操虽然免于“大辟”之刑，却实行了“象刑”，“割发代首”以儆效尤。

在古代，统治阶层是有一定特权的，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戴圣礼记·曲礼上》）。这句话的意思为礼仪不适用于平民百姓，刑罚不能强加于官僚贵族身上。《管子·小匡》中提到的“士农工商”，阶级分明，每一个都是“世袭”的，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如当官的，他的子孙也可能是当官的；种地的，他的祖宗三代都可能是农民；从事百工的，他的后代还可能从事工匠；从商的，他的子孙也可能经商。

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自身，而不是保证被统治者的利益。封建礼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士人犯了法，小过一笑而过，大过不痛不痒，而皇族中人，大多没有法律概念。至于“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大多时候是一句空话，是为了更好地让老百姓听话而提的。

因此，曹操即使践踏了麦林，触犯了自己刚刚制定的法律，谁敢真的去处罚呢？谁又有权限处罚呢？而曹操是法律制定者，他有最高解释权限，为了使部下信服，可以适当变通执行对自己的处罚。他“大方”地让主簿按律治自己的罪责，主簿怎么敢治曹操之罪啊，何况也不是曹操主观犯法，只是战马受到惊吓，拖累曹操而已。因此，主簿按照《春秋》中“罚不加于尊”为由，表示自己不能治主公曹操之罪，而曹操顺坡下驴，“割发代首”，这道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现危机、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他们发出的自责、自我反省的诏书，这就是“罪己诏”。罪己诏最初源于《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形成于《吕氏春秋》。比较出名的罪己诏，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他早年穷兵黩武，致使民不聊生，晚年痛定思痛，颁布了此罪己诏，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还有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两灾同时发生，李世民为民祈福，希望把灾难都降在他一个人身上。

曹操此时，虽然不是君王，也是一军主帅，东汉丞相，他也是为了解决自己集团内部的危机，才象征性地处罚自己，“割发代首”。

其一，曹操“割发代首”，巧妙解决了自己触犯自己制定的律法问题，还能让别人“肃然起敬”，维护了自己的权威。

曹操的战马践踏了麦林，即使主簿想治他的罪责，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曹操即使不“割发代首”，也没有人敢追究他的罪责，也没有人敢当面表达不满。如果有人不满，也只是茶余饭后私下闲聊而已，抱怨一句丞相自己制定的律法，自己没有严格执行，他们是不敢让曹操知道的。

而现在，曹操主动要求主簿治他的罪，在遭到拒绝后，又想到“割发代首”这个绝佳的善后办法。此事过后，曹操部下曹操“言出法随”，他制定的律法，连自己也得遵守，何况别人。此后，曹操部下会更加地佩服曹操、信服曹操，认为曹操值得自己为其效力。

其二，曹操“割发代首”，是注重农耕的表现，促进了农耕经济发展。

古代生产力低下，广大农民们自己也吃不饱，还得上交高额赋税。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各地民不聊生，激烈的社会矛盾，爆发了黄巾军起义。各地农民如果能吃上一口饱饭，没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挑战朝廷权威。《后汉书·献帝纪》中记载如下：

“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其三，曹操“割发代首”，再一次声明了军纪，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曹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军纪不是闹着玩的，他将自己割下的头发传示三军，号令全军，不得随意践踏律法。只有军纪严明的队伍，才能打硬战，打胜战。曹操正是依靠这支“军纪严明”的队伍，灭吕布、吞袁绍、降荆州，统一北方。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如下：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综述：东汉末年，农耕经历遭到大规模破坏，深知民间疾苦的曹操为有效保护农耕经济，颁布了“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硬性律法。殊不知，曹操自己的战马受到惊吓，践踏了麦林，这相当于是曹操首先触犯了自己的律法简直是“作法自毙”。难道曹操真的按照律法，自己将自己“斩首”吗？即使他愿意，他的部下也不会同意的。因此，机智的曹操，想出了“割发代首”这一解决办法。

他依据我国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使其部下认为“发即是首”，成功解决自己触犯自己律法的难题。同时，曹操还借助此举，再一次明确了军纪，让普通将士们知晓，即使贵如丞相，触犯律法，也会受到“惩戒”的，自己更加得谨小慎微。因此，曹操“割发代首”，不但没有降低自己在军中威望，还树立了自己秉公执法的权威。

参考资料：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孝经·开宗明义》

《万孝子割股议》

《白虎通疏证》

《尚书大传》

《尚书·舜典》

《戴圣礼记·曲礼上》

《后汉书·献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