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闽南戏曲直播（聚焦闽南乡村戏曲市场）

永春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一次乡间演出中，观众以老人和孩子居多。 记者 林熙 摄

永春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员在路边简陋的帐篷里化妆，准备演出。 记者 林熙 摄

核心提示：

去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实现戏曲进乡村制度化、常态化、普及化。

社戏，曾是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仪式。它参与了许多农人的人生要事——添丁加口、金榜题名、生老病死，也见证了农村的许多重要仪式——丰收、庙会、祈福。而今，乡土社会的巨变，悄然影响着乡村戏曲的传承与发展路径，从而引发关于乡村戏曲市场落寞与复兴的讨论。

在广大闽南乡村，戏曲市场则有着更为独特的生命线。从商业与文化两个角度审视，可以窥见兴盛与式微两种截然不同的乡村图景。一方面，乡村戏曲市场从未消亡，深刻的民俗信仰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演出订单，并生发自成一体的商业生态圈；另一方面，乡村戏曲的观众正逐渐流失，演出的品质每况愈下，请戏更多是一种仪式传承，而非艺术欣赏。

我们以漳州芗剧、潮剧两大主流剧种为观察样本，试图完成一幅闽南乡村戏曲市场画像。

对于闽南乡村戏曲而言，正值发展之春。但白璧含瑕，不容忽视。近日，本报记者深入调查，与您共聆繁荣背后的声音。

“戏窝子”

28岁的南靖人陈小丹是新晋团长。

陈小丹高中毕业后开始学戏，辗转于漳州与厦门的多家民间剧团后，入读龙海市芗剧职业中专班。去年农历十二月，正值闽南乡村请戏旺季，她聚集20名行家，在龙海成立长鑫芗剧团。这个规模在龙海属中上水平。

作为福建五大地方剧种之一——芗剧的发祥地，龙海素有“戏窝子”之称。芗剧界一代宗师邵江海，早年便在这里学戏、唱戏、传戏。历史上，龙海一度聚集过逾200家芗剧戏班。

1976年，20岁的康国祥加入国营剧团龙海市芗剧团，他还记得当时农村芗剧市场的红火：“彼时，公办剧团虽已恢复建制，但仍无法满足广大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需求。一年演了300多场，农历八月出门十一月才回家。”

在市场带动下，龙海的民间芗剧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或由国营剧团的骨干“下海”创办，或由民间优秀演员离团成立。2017年，龙海市戏剧家协会就当地民间剧团市场开展调研。结果显示，截至当年6月30日，龙海登记在册的民营剧团有43个，未登记或在外地登记的民营剧团约60个，全市从业人员2300人左右，年产值近亿元，占厦漳泉的过半市场份额。

在陈小丹看来，尽管“传统戏曲已没落”的唱衰声犹在，但闽南地区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文化，依然带来民间剧团的巨大生存空间。

“我们的订单几乎全部来自农村‘谢戏’，既有村社公家请戏，也有私人请戏。”陈小丹列举了村社请戏的几大场景——基于民间信仰的游神赛会演出，譬如关帝神诞日；节日时令演出，包括正月平安戏、五月龙舟戏、冬至祭祖戏等；喜庆演出，诸如添丁、寿诞、入学等。厦漳泉地区，都是龙海各芗剧团争夺的市场。

因农村经济发展及移风易俗影响，农村请戏市场偶有波动，但整体稳健。官方数据显示，龙海现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1500多个，可供演出戏台2000余个，全年芗剧演出逾1.2万场次。

漳州另一大剧种潮剧，同样以农村“谢戏”需求为依托，而其主要市场则在广东。

“潮剧是漳州南部与广东潮汕地区共有剧种。由于潮汕地区民俗信仰活动更丰富，戏金更高，本土潮剧团将其作为主要市场。福建潮剧团占广东的一半市场份额。”诏安县潮剧团团长许小聪表示，目前，诏安县在文化主管部门备案的潮剧团超过20个，算上无证演出以及电唱团等其他形态的剧团，全县潮剧团逾200家。

“团长是孙，演员是爷”

在剧团筹备阶段，陈小丹圈内好友杨秀玲曾劝她“不要轻易蹚这趟浑水”，但她不听。

近年来，LED电子屏幕在民间剧团几成标配。陈小丹说：“半年来，我累计投入近20万元购置演出设备，购置电脑背景显示屏就花费近10万元。”

更让陈小丹叫苦不迭的，是水涨船高的明星“天价片酬”。2014年，漳浦县芗剧演员杨跃宗拿下厦门卫视“海峡两岸名角评选”的冠军，蹿红厦漳泉市场。今年，他的单场演出费从去年的800元涨至1000元。“我们团虽无大牌演员，但演员单场演出费也都超过300元。”陈小丹说，由于缺乏行业规范与契约约束，而优秀的演员又属稀缺资源，业内演员流动性极大，每次跳槽都伴随着身价的抬高，“我见过一个20人的团，年关将至，只剩下4名演职人员”。

成本高企，戏金却提不起来。

“在龙海演一晚戏成本少说5000元，到周边地市则需5500元，而我们接一场戏的戏金仅4000余元。”陈小丹说，“为了抢夺市场，团与团相互压价。有些团与演员签订保底业务量协议，为了完成任务，淡季时一晚2000元也有人接。小剧团尚可维生，中等剧团根本难以为继。”

龙海绝大多数民间芗剧团的生存现状不过如此。十几年来，芗剧演出市场持续旺盛，办团投入又不是很大，10多万元就能当团长，不断有人投资办团。去年龙海市戏剧家协会调研发现，5年间，当地民间剧团增量近30个。这次调研选取了当地10家民间剧团作为样本。抽样结果显示，2016年剧团年平均演出212场，比2012年下降11.34%；剧团年演出收入838.07万元，演出总费用773.02万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10.62%和18.3%，总费用增幅远超总收入增幅；2012年10家剧团皆盈利，2016年只有5家盈利。

这半年间，陈小丹见证了不少团长的来去，发出了“团长是孙，演员是爷”的感叹。这也是大多数受访的民间剧团团长的心声。

2015年，出生于戏曲世家的龙海人曾小真本着提高艺术水准的初心，成立歌仔戏剧团。虽然勉强盈利，但她苦衷不少：“我老公负责煮饭、开货车、后台打鼓，我负责唱小旦、整理戏服，一直不敢请后勤人员。演员也大多用的是自己带的学徒。”

云霄县国营潮剧团则提出了“全团外交”策略。“我们通过会馆、戏谜、乡贤推介的方式不断扩大客源，甚至推出了‘演两场送一场’等营销方式。”云霄县潮剧团团长何继雄说，团里力图实现服务标准化，“我们要求剧团成员一定要保持微笑，保证舞台清洁。借宿村里时，每人床头都要配上塑料袋，装走个人垃圾。”

让人又爱又恨的戏贩子

团长的压力不仅来自同业竞争，还源于乡村戏曲市场的另一方势力——戏贩子。所谓戏贩子，即在请戏方与剧团之间提供撮合与中介服务，并从中收取一定比例佣金的经纪机构或个人。历史上，地方戏曲领域的“戏爹”“戏伢”，便是如今“戏贩子”的前身。“戏爹”通常掌握着数个剧团资源，订单与演出收益均由其分配；“戏伢”则是游走在宫庙与戏班之间的中介人士。

在龙海，由于芗剧市场集中在闽南一带，大部分本土剧团有自己的市场资源，能够自主接洽请戏的村庄。因此，中介不足以主导市场。而对以外省为主要市场的诏安各潮剧团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

“福建潮剧团主要集中在漳州南部的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四县，我们的演出业务八成以上集中在潮汕地区。”许小聪说，在上世纪90年代，潮剧演出属于卖方市场，剧团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广东的中介要坐一天的车来请我们，每场演出仅收取5%的中介费，还要带着我们去当地签合同，负责来回交通费用，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末了还要送土特产，让我们带回来”。

然而，如今随着民间剧团的增加，农村潮剧市场出现了逆转，从“人找戏”变为“戏找人”，中介也逐渐变得更为强势。

“每年年底，我的汽车后备厢至少要为各路‘戏贩子’准备两三万元的礼品，因为他们垄断着绝大多数的演出资源。”许小聪说，明面上戏曲中介收取戏金总额的10%作为佣金，暗里则有更多玄机。譬如，订戏时，有些中介以较高的价格向请戏方订戏，而后通过“阴阳合同”，以较低的价格转给剧团，自己从中赚取高额差价。更有甚者，中介虚开发票，向村庄负责请戏的红白理事会、老人组等提供回扣，二者形成合谋关系。最极端的情况是，10万元的戏金，中介从中抽利5万元。

面对中介的盘剥，诏安的潮剧团大多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请戏方与演戏方信息不对称，中介给的价格不管多低，都要接受，要不他们就把订单给别的剧团了。”诏安县文化广电体育局文化股股长沈镇辉表示，即便潮剧团通过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业务，占据一方势力范围的中介也可能横加干预，要求缴纳中介费，“由于异地执法的困难，中介乱象长期无法根治”。

由于提供中介服务利润可观，诏安本地剧团从业者也开始涉足其中，甚至出现了“团长变中介”的现象。“还有的剧团，徒有一个名称，并无实质的演出团队，就对外招揽业务，接到订单后，再分发给其他剧团，自己从中赚取佣金或者差价。”沈镇辉说。

（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吴楠 周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