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带来的启示（大屠杀幸存者可能将创伤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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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幸存者因创伤而引发的遗传改变可传递给他们的孩子，这是目前为止最清楚地表明了个人经历会影响后代的证据。

这一结论源自纽约西奈山医院（New York’s Mount Sinai hospital）一支研究团队对32位犹太人的遗传研究，Rachel Yehuda是团队的负责人。研究中的犹太男女有的曾被拘禁于纳粹集中营，目睹或亲历过非人的折磨，有的在二战期间不得不东躲西藏。

科学家已经知道这些犹太人的子女有更大可能性患有应激障碍。在研究中，科研人员分析了这些孩子的基因，并与战争期间居住于欧洲以外的犹太家庭基因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儿童的基因改变只可能源于父母在大屠杀中的经历。”Yehuda说。

研究团队的这一发现，是创伤通过所谓“表观遗传学”传递给孩子的最清晰例证。该理论认为环境因素，如吸烟、饮食和压力，能影响子辈甚至孙辈的基因。

该理论备受争议，因为科学惯例上认为DNA中的基因是代际间传递生物信息的唯一方式。然而，我们的基因一直在被环境修改，其背后的机制是一些化学标记物可结合到DNA上，从而调控基因的开闭。最近研究显示，一些标记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在代际间传递，意味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健康。

另一些研究也提出上一代人的经历与下一代健康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但结果并不十分肯定。比如，在二战末期严重饥荒期间怀孕的荷兰女人，她们生育的女儿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类似地，另一项研究显示，在青春期之前吸烟的男性与青春期之后吸烟的男性相比，儿子体重往往会更高些。

该团队对于与应激激素调节相关的一段基因很感兴趣，我们已经知道创伤能影响该激素。“研究这个基因非常有意义。”Yehuda说，“如果创伤有可传递效应，那么这种效应就应当包含在一个压力相关基因里，而这种基因形成了我们应对环境的方式。”

他们发现在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的该基因的同一位置有表观遗传学标记，而相同的关联并没有在对照组及其子女中找到。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图片来源：Imagno/Getty Images

通过进一步的遗传分析，团队排除了表观遗传学改变是由于孩子们亲身经历创伤的可能性。

“就我们所知，这首次证明了孕前压力效应的传递同时导致亲代和子代表观遗传学上的改变，”Yehuda说，她的工作被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中。

这些标记怎样从母代传给子代的，目前仍不清楚。精子和卵子的遗传信息按理说并不应被环境影响——一般认为任何DNA上的表观遗传学标记都会在受精发生后不久被清除。

然而，剑桥大学的Azim Surani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一些表观遗传学标记会逃过受精的清理过程，成为了漏网之鱼。该研究发现的基因改变是否将永久性影响儿童的健康还尚未明了，而这些研究是否将颠覆我们有关演化的理论也不得而知。

Yehuda认为，这个还存在问题的基因是否被激活，对于应激激素的产生量以及我们应对压力的方式有巨大影响。“我们需要理清头绪。这必然是一个很好机会，会帮助我们了解有关我们怎样适应环境、并传递环境适应能力的大量重要事实。”

大屠杀幸存的经历对于下一代的影响已被调查多年——该结果对之前的固有看法提出了挑战，表明代际影响并不仅仅是通过父母的社会性影响、或常规遗传方式传递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儿科遗传学名誉教授Marcus Pembrey说。

“Yehuda的文章取得了有益的进展。我们在此可以初步地理解后一代是怎样对前一代的经历进行响应的，这调整了基因对世界做出应答的方式。”

你能继承有关创伤的记忆吗？

研究者已经表明特定的恐惧可能在代际遗传，至少在动物中是这样。

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科学家们将樱花气味与轻微的电击相配合，训练出了惧怕樱花气味的雄性小鼠。最终这些小鼠闻到这种气味时会战栗，即使这种气味是从自身发出的。

尽管从未闻过樱花的气味，这些小鼠的后代对其有着相同的恐惧反应——当它们与之接触时会战栗。它们自己的一些后代也有相同的反应。

另一方面，那些被训练成害怕另一种气味或是并未进行训练的小鼠的后代，对于樱花并不恐惧。

恐惧樱花的小鼠产生的精子，往往在产生感受樱花气味受体的基因上有更少的表观遗传学标记。幼鼠自身大脑中樱花气味受体更多，而这如何使它们将气味与恐惧相联系仍是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