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洞王安石（对谈扬之水黄小峰）

2016年12月18日下午，北京三联韬奋书店迎来了扬之水和黄小峰二位老师，他们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题为“文物与文学”的精彩对话。

对话现场

讲座伊始，主持人王铁英老师就“文物与文学”这个题目做了点题，她说之所以使用“文物与文学”是基于现代学科体系的划分，但在扬之水和黄小峰的研究中，两者并无明确的界限，甚至说此二者其实是互通的。

随后扬之水又对这个题目谈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她说：“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学。“文物”之“物”，便是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出土的，也包括传世的。换句话说，它是过去生活中使用的器物，也是屡见于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中的意象。因此，文物与文学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在文物与文学的题目之下，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当今的考古发现与文物展示，为大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读图”之便。学者们凭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文”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扬之水还以沈从文先生为例，谈到沈先生由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看，这种转变其实很自然，这从他幼年时给当地军阀作文物帐的经历，以及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兴趣爱好就可窥一斑。近年来很多大学也纷纷建立了博物馆学，在扬之水的想象中，课程设计应该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也都与文学有关。

接下来，扬之水就用她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诠释“文物与文学”的关系。

何谓春幡

扬之水首先以温庭筠的词来破题，比如这首《菩萨蛮》：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浦江清先生在《词的讲解》中对该词的评点十分到位，但有一点，就是对“双鬓隔香红”一句，他说：“惟‘香红’两字，词人只给人以色味之感觉，到底未说明白，不知谓两鬓簪花欤，抑但说脂粉，抑即指綵胜而言，是假花而非真花，凡此均耐人寻味。”最后浦先生还感叹道：“吾人对于唐代妇女之服饰妆戴究竟隔膜，故于飞卿愿意亦不能尽知。”那么，“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中提到的幡胜到底是什么？

晚唐王建的《长安早春》中有“暖催衣裳缝罗胜”，若拿唐真顺皇后陵石椁上的刻画图案相对比，我们知道罗胜就是仕女服饰上用罗绮制作的剪綵花，所以綵胜、春胜也是丝帛制作的小幡。

唐真顺皇后陵石椁线描图

这种图案还见于一些唐代铜镜的镜背之上，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面“吉”字幡胜镜，圆钮下方的狮子口衔葡萄枝，圆钮两边双鹊对飞，上方一个叠胜式“吉”字幡。河南林州市姚村镇上陶村出土“千秋”幡胜镜一面，镜缘以方胜禽鸟交错为饰，圆钮上下各一个小小的幡胜，其一悬系于花枝，其一悬系于荷叶，两枚幡胜分别安排“千”“秋”二字。

故宫博物院所藏“吉”字幡胜镜

林州市陶村出土的“千秋”幡胜镜

而从温庭筠《咏春幡》“玉钗风不定，香步独徘徊”、和凝《宫词》“金钗斜戴宜春胜，万岁千秋绕鬓红”及牛峤“玉钗风动春幡急，交枝红杏笼烟立”可知，他们通篇所吟咏的应该都是缀于簪钗的春幡。那么这种春幡长得是什么样子？

扬之水表示，应该和刚才提到的，镜背图案中的幡胜样式差不多。在浙江临安市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元妃墓，即康陵，出土有花式各异小而轻細玉片自十枚，其中一块长逾两厘米，周环花枝，在正反两面的中间方框内分别阴刻吉语“万岁千秋”、“富贵团圆”，虽然它被发掘者称作“吉语挂饰”或“玉方牌挂件”，但扬之水却认为此物正是当日悬缀于钗头的春幡，同出的似玉花片，很可能是春幡的坠饰。

吴越国康陵出土的玉质春幡（正反面）

康陵出土的春幡玉坠饰

因“风”际会的“词”与“物”

春幡为什么会缀于钗头而不是悬挂起来呢？

这还要从温庭筠的《菩萨蛮》说起，刚才提到“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咏春幡》“玉钗风不定，香步独徘徊”，俞平伯评点到，“风”字下的好，它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我们再来看看温庭筠另一首《菩萨蛮》：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 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 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这里面的“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是形容这个镶嵌玉石的钗子戴在头上的惟妙样态，那么从词文的描述可知，这个钗子肯定不是一次性铸实的，否则不可能做到“蝶双舞”，而“金作股”也说明它不是单独一枝，同时其上有“蝶”的装饰物，说明它肯定是在钗子和蝶之间有什么连接性的东西，以至于走起路来仿佛蝴蝶在舞动一般。

王建的《宫词》也有相关描述：

蜂须蝉翅薄松松,浮动搔头似有风。

一度出时抛一遍,金条零落满函中。

他们都提到了该种首饰，而且王建明确说它的质地很薄，薄如蝉翼，那它到底是什么？

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步摇，比如对照合肥市南唐汤氏墓出土的银镶玉步摇与金镶玉步摇可知，其与温庭筠所处的时代接近，而再看看“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的描述，正与此件出土品相合，可知当时这种步摇的流行。

合肥市南唐汤氏墓出土的银镶玉步摇与金镶玉步摇

扬之水说：“这两枝步摇娇娆秀逸，似花，似蝶，各有随风回漾之态。‘词’与‘物’在此因缘际会，因缘即在原本是同‘风’”。

追溯这种尚薄、灵动风气的形成，到底是工匠影响了文人，还是时代风气的驱使使得工匠们在技艺的处理上迎合和主流的审美？对此，扬之水认为，恐怕二者兼有，步摇的背后体现的是物与工艺的互动，不能割裂来看。

因此，前文提到的“春幡”其实就是匹配了步摇功用的饰物，而由下面的一件馆藏文物可知，它原是春日系缀于钗头的物事。

扬之水苦苦寻找的证据：唐代春幡

透物见人：从一帧明代的《金刚经塔》拓片说起

大家都知道考古要透物见人，如何“透物见人”，扬之水便讲了一件《金刚经塔》拓片的故事，说是一九七五年春，嘉兴市西南原称“项坟”的地方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其中一位女性的棺盖上覆一件《金刚经塔》拓片。

拓片长184.5厘米，宽58厘米，满布经文的一座七级浮图，顶有塔刹，每层檐角悬铃一对。每层栏杆各有七个望柱，望柱上各书一个佛字。第四层之外，每层各有一身坐佛，此坐佛，恰便作经文中的“佛”字读。第四层的中央是一座塔，又刚好是在经文的“皆知供养如佛塔庙”处，“佛”字与“庙”字之间的这座塔，便作经文中的“塔”字读。第一层，门内佛陀说法，佛陀十大弟子“解空第一”之须菩提跪听，门外两侧各一身金刚卫士。门楣自左向右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塔门内侧，佛左方是经文起始“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城……”，佛右方“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是经文之结束。而“金”与结末之“行”字相接，“经”与起首之“如”字相衔，首尾并对，起结贯通。拓片右下角三行，系项元汴之子项穆题赞：“未说是经，已设是塔。今刻此塔，即镌此经。法相具足，相待而成。金刚不坏，万载如新。万历二十七年七月中元日东海项穆赞。”拓片左下角为章藻题记：“此经塔五台圣僧所书，或云即文殊。众生心量浅薄，见此经塔，方知佛菩萨不可思议功德，即此不可思议功德，本性具足，能反徵者，是真金刚经，是真多宝塔。弟子包世杰施刻并题。捐资为冯伯礼同妻查氏、项德棻同妻包氏、曹如堢。万历己亥中元日奉佛弟子章藻书并勒。”

这里的“己亥”指的是万历二十七年。“东海项穆”是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子；“冯伯礼”为万历间太学生，与其妻查氏事母以孝闻。“包世杰”是藏书家兼刻书家包柽芳之子。“项德棻”是项元汴之兄项笃寿次子，也以藏书和刻书闻名。“章藻”是当时著名的摹石名手。这张拓片提到的都是当时的江南名人。

扬之水说，这种“画塔为媒，书写经文”，其实可以在晚唐的敦煌文书中找到例子，不过书写的都是文字较少的《心经》。这一形式至北宋发展更为成熟，选取的佛经种类愈广，经文字数也增多，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宣和书谱》称此类为“塔经”。后来它也为日本所取用，日本中尊寺就藏有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金光明最胜经金字宝塔曼荼罗图》十帧。

日本大长寿院藏《金光明最胜王经 金字宝塔曼陀罗》

项氏墓出土的这件《金刚经塔》拓片除了与刚才提到的那些名人发生关系外，还与明代的一位志怪小说家——钱希言，产生了关联，扬之水说，虽然志怪小说在当时已经式微，但钱希言的《狯园》却十分有意思。

其中载有《法华塔》与《写塔童子》两个故事。《法华塔》说：金字法华塔七轴，“每轴青绢金书，其塔一面，上下凡十三层。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层，簷角左右各四铃，铃上写一佛字。塔基栏楯，皆《法华经》文也，而中间塔门，却以金绘释迦文无（？）佛一躯”，又第二、三层云云，自第五层至第十三层云云，“不书岁月，亦无年代，奇丽之物，‘金刚塔’而下所不多见者，非圣僧异人莫能下一筹矣。疑是西天竺尚有梵书轴本，而宋朝人译出，始作金字小楷书。绢色亦甚古，必非近代制作也。娄江驾部郎王志坚家物，施于胥水庵中云居志长老收藏供养。癸丑中元，余获入庵瞻礼，叹未曾有”。《写塔童子》中童子所写的也是《法华经》——以芝麻粒大的字，书写经文六万馀言于所画七级浮图之上。

这就与刚才提到的写经塔冥冥之中有了关联，而钱希言在《法华塔》中提到的“金刚塔”竟与项氏墓出土“金刚经塔”有所关联：

金刚塔者，相传是文殊大士所制，梵僧自西天竺携来，宋人勒之于石。其塔一面，上下七层，经文总计五千六百字。每塔一层有七‘佛’字，以六‘佛’字写于栏杆柱顶，而中间‘佛’字即画佛像一躯在塔门内，以充供养，作一‘佛’字读。……而于塔顶尖上却写一‘塔’字。其馀栏杆、大柱、瓦缝、琅珰、铁缸、铃子之属，并缮经文，灿然具备，廻环反复，寻始要终，自像教已来，最为奇丽也。如斯制作，并出西方圣人之巧思妙算，岂凡夫常智所能遘合者乎。吴人章藻摹石精工，甚为名流所重。尝于万历戊戌年夏月夜，梦空中有白鹤一双盘云而下，集于其家庭树。少顷变为二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萨命，自五台山而来，请公勒金刚塔者也。’藻时亦不晓所谓，但拜而谢曰：‘上真有大神通，故能化鹤而来，化鹤而往，数千里外，行若屈伸臂顷。某则肉人下愚，安能缩地游狮子窟乎？’二童子曰：‘无忧也，当授公以化鹤之方矣。’遂惊悟，心异其事而不言。不旬日，吴江人周衹得紫柏禅师所遗宋刻旧本，流纹水线，大半模糊，字迹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逐一摹画，积月乃成，而畴昔之梦于斯践矣。云间陈徵君继儒闻其事，赋诗赠曰：‘十指齐含海印光，笔头三昧岂寻常。文殊嘱付金刚塔，梦里亲传化鹤方。’余得一本，是己亥春章藻为无别融禅师所摹，非周家本也。

其中万历戊戌就是万历二十六年。而章藻戊戌夏夜之梦，不就是他在己亥《金刚经塔》拓片题记中的“此经塔五台圣僧所书，或云即文殊”。这里的紫柏禅师，便是赫赫有名的《嘉兴藏》亦即《方册大藏经》创刻者、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施刻“金刚经塔”的包世杰之父柽芳也是紫柏禅师刻经工程的赞助者之一。

紫柏禅师像

更巧的是，紫柏禅师的确就有《题金刚经塔》一则：

余瞻礼是塔，自‘如是我闻’以讫‘信受奉行’，一画至于一字，一字至于一句，一句至于一行，一行至于一经，鳞鳞曳曳，宛转横斜，静对之如远水孤峰，流观之则长空雁序，及其标塔标佛，忽然妙合，则七宝无所施其工，帝梵何所关其巧。直自一心不生处为基，不生用处为用。世尊未说是经，此塔先已成就。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注脚。

显而易见，紫柏所题“金刚经塔”与钱希言所记“金刚塔”实为一塔，只是在钱氏笔下，以章藻一梦而为塔的制作添得一点灵异色彩。倒是禅师直揭金刚塔的制作并无奇幻成分，所谓“帝梵何所关其巧”。“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注脚”，则是借了此经要义——不住相、不偏执，方得把握实相，来说经塔之成就。因此，嘉兴项氏墓出土《金刚经塔》拓片正是此物！

由此可见，嘉兴项氏墓出土的《金刚经塔》拓片是见诸当时人记载的一件实物，而且出自项元汴家，又涉及当时名流，所以真可谓“由物见人”。

最后，黄小峰对扬之水的研究做了点评，他认为扬之水“自成一家”，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金石之学，也不属于美术史的范畴，同时与她的老师——孙机先生的路子也不完全一样，可以说是集图像、实物与文献的三者合一。

扬之水说她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定名与相知”的过程。首先是定名，定名之后其实就慢慢相知了。定名我只是定它这个时代的名字，比如这个茶杯，它现在叫“杯”，可能以前古代它叫“瓯”，或者它叫“盏”，这是怎么个发展变化？这瓯、盏、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得了解，相知就是给它做个小史，给它做一个档案，你就知道它干什么用的了，以及它的发展过程等等。而这个过程看似容易，但要想把它做好，得下苦功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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