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心理学对生活的影响（文化心理扫描之一）

胡立根

学界对汉民族传统思维讨论热烈，新见迭出。或曰直觉意会与思辨结合，但 “思辨”二字含义模糊，直觉意会只是一种致思途径，何况把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完全归诸直觉意会的结果，也难以令人苟同。或曰整体思维，但“整体”是就思维对象而言，与思维方式有关却不能等同。或曰比喻思维、象征思维、类比思维。汉民族确实偏爱比喻、象征和类比，但三者的共同本质是什么？比喻有浓厚的修辞意味，难以上升到思维方式的高度。而象征，若将象征体理解成一般符号，则西方思维也是象征思维；若将象征体理解成与抽象本体相似的符号，则又难脱修辞之气，同时，汉民族传统思维更有许多“借代符号”，如“五行”“气”等。至于类比，确是汉人常用的思维方法，但由于它从特殊到特殊的思维走向限制，难以深入事物本质，达到哲理的高度，难脱“形而下”的俗气；中华传统文化所闪现的哲理光辉，恐非类比思维所能企及。

古人重具象的意识十分自觉而又明确。在他们看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抽象的语言不足以反映事物本质，因而“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下》），当然人类事实上离不开语言，于是古人只好尽量用语言中具象的词语来表情达意，因而中国古籍中抽象的用词很少。 但是，传统思维真的只重具象么？汉民族的思维就是一种具象思维么？

笔者曾为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问题所困扰：

一为书与画的矛盾。

抽象的文字在汉人手里走了一条具象的道路，并循此而发展出了“书法”这一独特艺术；绘画是具象的，可中国的写意画却“游于相外”（唐君毅语），三笔两笔，甚至水墨二色，有时竟还靠了一片空白，就创造出丰富优美的意境！不仅如此，而且正象一位画家说的，“过去都认为中国的工笔画是写实的，我认为工笔画同样是写意的”③。抽象的文字具象化了，具象的绘画却抽象化了，书画甚至融为一体。这能用文化心理的具象特征解释吗？

另一困惑是医学的特异。

医学靠解剖分析和实证，应该是相当具象的，难以抽象得来。传统中医，固然重具象，但这具象并非人体本身的实象，而是阴阳、五行、气、经络等解剖无法实证的虚拟具象；另一方面，它又正是通过这些虚拟的具象将人体的结构、功能及生理病理进行玄而又玄的高度抽象。中医实在是哲学化的医学和医学化的哲学，没有抽象的哲学头脑，恐难真正弄懂中医，这也能用文化心理的具象特征解释吗？

3.

走出困扰，结论只有一个：汉民族在重视具象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抽象！

中国人正是立足于高度抽象才重视具象的，“言不尽意”之“意”，其实质当指对事物的抽象，抽象的言辞不能达到真正的抽象，只好回过头来通过具象来抽象，于是才有所谓“立象以尽意”。古人认为“尽意莫着象”，因而“象者所以存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重具象是为了抽象，汉民族传统思维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抽象！

上举诸多具象概念，无不具有具象与抽象的两极性。“气”是自然之气，又更是世界的本原和物质元素；“道”的一端连着线，另一端连着世界的本原、本质和规律；“阴阳”的一端连着昼夜、日月、天地、男女等，另一端连着世界的对立统一、事物的相生相克的功能属性。再看古老的八卦学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八卦足以概括整个宇宙不易之常道和变易之化道，而它的另一端又连着天地山川风雷水泽等具体物象。因此，钱钟书先生说：“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④这实际上是说八卦统一着具象与抽象的辩证两极。中国数学的“算筹”与家喻户晓的算盘，不同样连着具体的物象与抽象的数的两极么？许多人把西方抽象艺术吹得神乎其神，殊不知中国传统艺术在本质上就是抽象艺术，不仅绘画如此，中国戏曲的表演常常是用半抽象或表面具象骨子里抽象来进行艺术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较西方人更重抽象，也更为抽象，西方的诸多范畴可用言词解说，而上举中国的诸多范畴，根本就难以具体说明，这自与中国人概念的模糊有关，但不更是因为概念的极度抽象么？中国人重抽象而以至于“玄”。

一面极重具象，一面又极重抽象，就是这具象与抽象构成了汉民族传统思维的二律背反的张力结构。

这具象与抽象的二律背反的张力结构，在具象与抽象坚执地对立着的西方人那里，是难以理解的，以至被他们称为东方神秘主义，连李约瑟这样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在翻译中国的“气”这一概念时也感无可奈何。因为西方的理论思维，经由着由感性具体上升到理性抽象，又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连续上升”途径，一路上升，抽象到底。而汉民族的思维过程，是一个“特殊→一般”、“一般→特殊”的双向互动过程，遵循的是由感性具体上升到理性抽象。又由理性抽象还原为感性具体的“上升还原”途径。因而西人思维中存在的是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抽象性概念（理性具体），而汉人思维中则多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具象性的二重性概念（理性具象）。

如果允许笔者把思维结构分为内外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思维的外在形式〕和深层结构（思维的内核）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西方思维结构其表层和深层都是抽象的，其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同形同构，抽象对应，因而深澈见底，给人以明晰感。而汉民族传统思维其深层结构是抽象的，甚至比西方更抽象，但其表层结构则是具体的，表层的具象与深层的抽象虽非同构却水乳交融。“气”并非真是气，“阴阳”也并非真是男女。汉民族传统思维是一种表层的具象与深层的抽象的二律背反的张力结构。这里，表层具象是深层抽象的凝聚和外化，是深层抽象的外在物质形态；深层抽象则是表层具象的内化和泛化，是表层具象的内在心理基础。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具象来抽象，可以简称之曰：具象的抽象。

除上举哲学、书画美学、医学、数学外，再如西方极抽象的语言学，在我们古人那里所用的许多概念，范畴都出自人的主观感受，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中国佛学发展了佛教“拈花微笑”的“教外别传”，善于在“公案”这种具象化艺术化的形式中领悟抽象教义。即如民间十分流行的算命术，也是以阴阳五行的具象概念为推理工具，对人的命运进行抽象运演，虽然荒诞，却从另一角度，另一层面反映了我们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具象的抽象的基本特征。

这种思维方式更与汉民族的语言相联系。印欧语言，作为一种精确型语言，长于分析和演绎，它往往是“抽象的、独断的”（叶维廉语）。其文字的拼音化实际上也就是其思维的彻底抽象化。而作为模糊型语言的汉语，却是一种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语言。比较一下英汉语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多是先显示中心词，然后才是附加成分，而汉语，中心词往往隐藏在后面，先由定状语这较具体实在的外壳层层剥入抽象的内核（中心词）；而另一方面，汉语又没有人称、数、时态等的形式变化，这又使它在更深的层次上似乎成为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语言。这种语言结构不正是表层的具象与深层的抽象的汉民族思维结构的心理现实么？由于深层的抽象掩藏于表层具象之下，以致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人的思维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发展一种与西方相去甚远的语言……他们的著作和言语是简短的、不清晰的、富于暗示性的想象。”⑤

中国社会向文明演进走的是一条由家而国的维新道路。侯外庐先生说：“……‘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指希腊等古典的古代——引者注）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⑥与这社会的维新路径相一致，汉民族这种具象与抽象的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思维的进程中同样也走了一条维新道路。虽然传统思维的“具象”与原始思维的“具象”有质的差别，但不能否认这表层的“具象”的确是从原始的“具象”一步步演变而来。西方思维亦从原始思维而来，但它完全冲破了具象，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明人类。汉人思维却始终没有放弃这具象的表层，只是作了一番改造，而其深层结构则更为抽象。如果套用“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说法，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便是“表层惟求旧，深层惟求新”，以具象之旧瓶，装抽象之新酒。

（第二部分预告：汉民族的传统逻辑特点及其倾向性。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