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路小学班级的样子（教学楼下的师生）

建筑具有自身的场地美学价值，并且独特的地缘亲近性使其在电影中成为电影重要的视觉景观和叙事的空间载体，同时电影也赋予了建筑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教学楼建筑更具有“一种文化的特殊空间形式”的形象特点。在中国电影史中的影像中，教学楼的形象也在建构、解构、重塑的过程中参与电影叙事，并隐含着教学楼与人、教学楼与城市、教学楼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当下许多电影对教学楼的呈现是被动和不自觉的，这些教学楼往往只是电影作品中沉默的存在，是叙事的背景板，缺乏对影像叙事的进一步探索。但教学楼无论作为美学景观和时代产物，具有重要自身职能，因此教学楼在其能指层面外，创作者在影像的实践中，也应培育一种自觉意识，利用教学楼的建筑特点及其文化蕴意，辅助电影叙事。

教学楼本来是一处适合大家进行学习的地方,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坐在一处不封闭的空间里把自己对事物的认知进行知识的交流”,教学楼作为交往空间给师生创造的应该是一个能平等交流、亲切交往的大众空间。在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师生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且教学楼随着时代和地域不同也形成了差异化。而教学楼中的“师生”形象便在教学楼的衬托中叙事。正如列斐伏尔所言 ：“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i]]

师生关系是一综合师生二者知情意行等各方面的整合关系，由教育、心理、社会、自然以及伦理等因素公共作用形成。而中国的师生关系也经历着新中国成立前师者绝对的尊者地位到新中国国后的探索发展期、正本溯源的调整发展期、动态融合的内在发展期、走向共生的新型发展期[[ii]]，师生的生活境遇和师生关系也体现在不同代际导演的教学楼之中。在列斐伏尔对空间的三元辩证体系中，空间实践是指空间中可以被感知的实在层面，与对空间的组织和利用方式密切相关。

在视觉空间的教学楼下，可以感知同时代事物师生所处的地位。如1934年吴永刚导演的《新女性》中，上海乐育女子中学的建筑，其外形是上海所特有的，是上海与国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在现代化的建筑下，男女分开接受教育的方式又是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延续，教学楼和学校牌匾的共同作用下，便可以感受华丽的教学楼建筑包裹下的男尊女卑、和阶级地位。而影片中王博士确实专制，利用职位之便对女性的迫害。而在《林家铺子》中，苏联建筑群下的大学校园，则是一种积极和谐团结的氛围，在苏式建筑下，学生也受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影响，学生活动和思想高涨。这一时期，在鲜明的教学楼形象之下，老师和学生在封建与民主中追寻自己的权力。而《孩子王》中的教学楼，更是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压抑与贫瘠。

在雾中的教学楼，如知青和老师迷茫的命运，而学生，在压抑的教学楼下生长，按照学校固定的教育模式麻木的接受知识，这种规训下的教育，如同教学楼及内里的陈设-脆弱阴暗，这种教育注定无法给教育带来光明。而《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教学楼，即使简陋，但却和村庄的环境相适应，并且虽处于文化大革命之时，但是教学楼建筑的舒适感带来的确是一种坚硬建筑之外的坚定。或许是因为存在着乡亲共同铸造教学楼的真情，或是父亲母亲互生情愫的标志物，父亲作为老师，在这充满爱意的教学楼中奉献了终生。总的来看，无论是《孩子王》还是《我的父亲母亲》中，老杆鼓励大家自由发挥写作文，父亲教学生自编的识字歌的实践，都表明了这一时期处于教育的探索时期。

在列斐伏尔对空间的三元辩证体系中，表征空间实现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表征的空间中实现对社会的认知，而这一再生产空间的关键在于“反叛性”，重点在于对空间结构体系的重构。表征空间中的教学楼，在突出师生的人物状态外，折射着城市和社会的缩影，在第六代导演及之后，许多校园题材或青春片便具有了这种鲜明的叙事特点和隐含的情感。如在《青红》中，影片将知青想要回乡作为故事背景，而教学楼是青红唯一获得父亲凝视之外的自由之地，却是相对的自由，无法穿流行的喇叭裤烫发化妆等规定。教学楼下老师对学生的规训内容，却是当时小镇的流行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教学楼下规整的教室与赶时髦的学生形成对比，在学校与父亲的双重规训下，青红无法理解父亲对知青身份的逃离，比起另一种生活，她更渴望当下生活的浮华。

而《冬春的日子》将枯燥的教师生活置于活跃的市场经济中，现代化的教学楼更是彰显着改革推进的成果，而人心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躁动。在这一时期，老师和学生的状态受到社会的大环境影响，而教学楼成为闹市外清净之地，但仍受到社会的影响。在第六代导演中，通过老师与学生的生活处境，将社会的开化带来的师生叛逆与社会变革联系，而教学楼如导演的眼睛，并投以冷峻的目光。而新生代导演下的教学楼更是成为励志成长、恋爱故事、校园暴力发生的场域。教学楼教书育人的职能也逐渐弱化，教师也以更加温情的良师益友出现，随着现代化的教学楼和明亮整洁的教室演变，教学楼的场地美学也成为独特印记，如影视中的振华中学的记忆等。新时期以来教学楼下的叙事杂糅了多种类型，使这一时期的师生形象和师生关系也走向了共生的新型发展期。

教学楼从古代的私塾、书院、官学、学堂等发展而来，见证一代代人对知识的传承与开拓，见证社会的发展和巨变。可以说“教学楼”是当代中国电影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是时代记忆下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可以通过教学楼的地缘亲近，走进电影的时代，与学生老师实现身份认同，并解码出作者所设置情感呼唤，因为我们都曾是教学楼中老师的学生。

[[i]]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3 页。

[[ii]] [1]冯永刚,武佳萌.我国师生关系研究的历史嬗变与前景展望[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9(04):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