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评价（吉琛佳评民主与）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社会学研究室博士后 吉琛佳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832页，198.00元

引言

战后是日本社会实现巨大变革的时期，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延绵不绝。虽然从1956年便开始有“已经不再是战后了”的观念，然而直到2016年，以“永续战败论——战后日本的核心”为标题的著作依然在成为畅销书，足可见“战后”这一分期框架的强韧生命力。犹记得笔者赴日本读书的头一年，在指导老师之一、家族社会学者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讨班上，教授带领我们阅读了J. W. 道尔的日本战后史名著《拥抱战败》。在讨论到战后新宪法由一群深受威尔逊主义影响的美国青年所主导，因而包含男女平权在内的很多激进革新内容时，落合教授由衷地感慨道：“战败对日本而言，或许是件大好事也未可知。”无独有偶，在此后阅读日本思想史的过程中，也时常能够读到这类面对战后变革的欢欣鼓舞。比如战后日本代表性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当自己在1945年7月听到盟军《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政府“保证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时，有一种“仿佛邂逅了初恋情人般的感受”。不过，战后日本的社会复苏与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普通民众形成主体意识，从废墟之上重建社会，并前赴后继地参加进步斗争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后世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发挥了确立共识，指明前路的基础性作用。他们与日本共产党知识分子分庭抗礼，主导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乃至今日人们仍然使用“战后思想”这一极为笼统的说法来指代以丸山为代表的战后左翼进步主义思想系统。

然而在《“民主”与“爱国”》的作者，历史社会学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看来，到了本书写作的千禧年前后，舆论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认识正逐渐模糊扭曲。随着冷战体制的落幕，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国际舆论焦点。无论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和小林善纪这样的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还是持调和立场，主张“只有首先哀悼本国的三百万战死同胞，才能获得通向对亚洲两千万死者哀悼的道路”的加藤典洋，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确立战后观念基调的战后知识人，对其功过是非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小熊英二看来，这些论战对“战后思想”的理解不仅违背原意，甚至矛盾重重。比如他们有人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是一味追随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人又说那是一种共产主义信仰，这显然是不能两立的。然而通过这类历史发明，小林善纪的人气漫画将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自私自利、道德沦丧归罪于战后改革，成功地在不满于现状的大众之中挑动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是作为原西伯利亚滞留士兵之子和前岩波书店编辑，长期濡染于战后思想的小熊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一状况，作者感觉有必要澄清战后思想的建设性意义，以期能够“把这种潜藏的社会能量导向更好的发展道路上去”（参考作者就本书写作所进行的访谈，中译可参照book.douban/review/9876352/）。此一动机化作了这本近千页的巨著，它旨在梳理战后日本以“民族主义”“民主”“爱国”“公共性”为关键词的思想话语和社会心性，探讨究竟“何谓战后”、如何把握战后民主主义留下的文化遗产。

在这项考察中小熊指出，战后思想中对“个人”价值的提倡并不与“国家”“民族”对立，而是构成互促共存的一体两面。不同于与“国家”直接对立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人”，战后民主主义基于社会共通的战败体验，形成了个体与整体、“民主”与“爱国”互不矛盾，同时成立的思想架构。这一考察突破了战后思想的种种标签化印象，呈现了其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本书共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大致对应“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在1945年后的诞生、五十年代的成熟以及六十年代以后的转型。作者将本书所论及的战后日本分为“第一战后”和“第二战后”两个阶段。在从战败到1954年的“第一战后”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尚处于恢复期。1955年以后，特别是1960年安保斗争直至冷战结束的“第二战后”中，随着国民总产值回复到战前水准和战后政治基本形态（所谓“55年体制”）的形成，思想界也呈现出了与第一战后非常不同的风貌。在“第一战后”中，进步知识分子批判战前和战时牢牢控制着个人的天皇制观念，而将新的国民道德和人际纽带构筑在“私人的”共同战争体验之上。这种“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达到了高潮。但随着“第二战后”中经济快速增长、战争记忆风化以及全共斗运动的兴起，这些思想受到来自新左翼和复苏的右翼理念的挑战，却也在“越平联”这类新形式社会运动中得到传承。

本书近千页的内容旁征博引了丰富驳杂的原始资料，不但对从丸山、大塚久雄、竹内好到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人的思想作了详尽的分析，也对他们各自所处的时期中的社会沿革及时代心性作了细致的描画。相较于一般倚仗逻辑论证的其他思想史著作而言，本书更多地依赖对大量背景信息和思想话语的有序陈列，通过让读者直接面对彼时彼地的彼言彼行，身临其境地获得对那个时代的共情式理解。这种“时代精神百科全书”般紧贴史实的临场感并非这篇单薄的书评所能呈现。笔者想尝试的只是捕捉本作的主线思路，为作者所希望提示给当代人的那个“在废墟的泥沼中反射出璀璨星光”的战后思想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

战后思想：近代主体的成立与公共性

战后初期的日本不仅是一片废墟，而且也是道德的焦土。在一场不义之战中败北后，尚未从其造成的巨大物质损害和心理创伤中恢复，日本社会便在占领军的主导下走上了社会改革之路。然而，对前一刻还奉行着绝对主义体制对抗“鬼畜美英”的日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跨越一道巨大的认识和心理鸿沟。从废墟上站起身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得不担负起时代所要求承担的任务，从审视战争出发，确认前路的方向，以此重新确立社会共识，凝聚人心。丸山真男关于近代化（日语中的“近代”一般作为英语modern概念的译词，与中文“现代”概念对应，本文中为了与著作译文保持一致，一律使用“近代”来表示这一含义）的倡导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丸山真男在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喊出了战后对总体战制度反思的第一声。日本军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在战时和战后审判中责任感全无，在“灭私奉公”的名义下中饱私囊，这样的行为深深触动了当时作为青年政治学者的丸山。在他看来，无论是政府官僚还是普通民众，日本人尚未形成一种对自身行为负责任的“自由主体意识”，这正是其尚未充分近代化的一个表征。在战时日本思想界，西方由来的“近代”被认为是破坏了日本原有的优点，而需要被超克的东西。而丸山则认为战争以惨痛的方式收场，正体现了以“无责任体系”为特征的日本尚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近代文化。

与丸山类似，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在战后发表的文章《近代人类型的形成》，同样是在提倡一种顺应近代经济组织形式的，具有“自发性”的主体精神。大塚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主张战后重建和民主化进程不能仅仅依赖制度的革新，而必然要求一种近代人生活态度的形成。但这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礼赞，而是在倡导一种具有禁欲苦行色彩的经济伦理。

在小熊看来，丸山和大塚这些被共产党批判为“近代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对西方思想的照搬照抄，其所提倡的“近代的个体”并不与“国家”形成对立。丸山提倡以“国民主义”概念来代替过去的“国家主义”，以之来指称一种超越了“个人”和“国家”间对立的可能性。在丸山的福泽谕吉论中，他重申福泽“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的理想，强调当个人能够将公共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带着责任意识进行政治参与，那么在他身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便能同时得以实现。类似的，大塚则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具有主体性的生活态度包含着对社会连带的要求，这一主张未必是其所引用的韦伯理论的原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构成“战后民主主义”思潮的其他同时代思想家们，虽然身处不同的专业领域，但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即致力于探索一种与近代主体性兼容的民族主义。比如文学界的“政治与文学”论争中，以荒正人为代表的新锐作家所创办的《近代文学》杂志，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从而与注重“文学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争锋相对。《近代文学》同人主张文学应当首先注重的是对个人体验的表现，而其政治影响和宣传效果则被视为次要。批评者将这贬斥为政治冷感的“艺术至上主义”。然而事实上，《近代文学》的作品并非无涉政治，他们的作品通过国民共有的个人体验，特别是在战时和战后体验到的虚无、毁灭等“生活感觉”，达到了一种所有人均能发生共鸣的普遍共情。在对共同战争体验的记忆中，作品同时保持“个体性”和“政治性”便成为了可能。又如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通过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比批判日本官僚体制的明哲保身和无责任感，揭示出一种不盲目追随也不固步自封，而是反身内省，直面自身苦恼的“回心”理念。竹内所力图唤起的是过往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缺乏的主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两立。

笔者在此尝试用图示来说明作者的战后思想理解，这呈现为一种基于共通的战败体验而实现的主体意识与共同意识的相互唤起（参见图一）。一方面，从尊重每个个体之战争体验出发的战后反思，激发起一种以“不再重蹈覆辙”为目标，以绝对和平主义为表现形式的集体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在废墟上重建社会的进步目标，又进一步要求每个个人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独立自发的近代主体并能动地参与政治。战后日本的进步知识人们尽管各有术业专攻、关切侧重，其思想却都是对这一共通观念的复调呈现。

"60安保"斗争：战后民主主义的高潮

丸山、竹内等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战后日本的社会观，此间形成的政治参与意识终于在1960年的安保运动时集中爆发出来。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战时曾任东条政府的商工大臣，是东京审判时的甲级战犯之一。逃脱制裁后他加入自由党，辗转竟登上政府最高权力的宝座。岸信介的上台如同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幽灵，招来民众的普遍反感。在战争废墟中努力十数载后，当时的日本生产力终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日本民众在这位首相身上看到“回到战前体制”的企图。

1959年底，岸政权不顾进步知识界所提出的不武装、不结盟的诉求，与美国谈妥了安保修正条件，美方得以保留冲绳美军驻地并承诺给予日本军事保护。消息传出后，多个民主团体联合成立“安保条约改定阻止会议”对政府施压。在众议院审议中，法案也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的反对而受阻。焦急于无法给美方交代的岸信介在5月19日做出决定，使用暴力方式强行通过法案：指挥六百多名强壮的右翼青年以“秘书团”的名义将议事堂占领，阻挡左翼政党议员进入，随后又派出武警将坐在议事堂外大厅抗议的议员们连拖带拽地尽数逐出议会。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举国愤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就此正式展开。在之后的一个月中，国会大楼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团团围住，参加抗议的总人数超过了六十万。此次运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并不像过去一样受到共产党指导，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市民大众自发走上街头，通过直接交流形成抗议团体，并采取自主的斗争形式。

安保斗争是民众和平、民主诉求的集体爆发。岸信介本人的战犯身份，及其为推行法案而采取的暴力行动，使得军国体制的乌云仿佛重又笼罩在日本上空。而这是经过战后反思，形成公共意识的市民参与者们所不能容忍的。

战后民主主义者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这场运动。在他们看来，安保斗争正反映了日本公民已将政治参与视为自身责任。他们所期盼的那种将主体能动性和对国家的责任心结合于一体的近代意义上的个体业已形成。即便运动终究未能阻止条约生效，但在丸山、竹内等人看来，这场体现出国民公共意识的运动对专横无理的强权政治达到了警告作用，并最终导致了岸信介的垮台，因此他们认为斗争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然而，作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全学联主流派学生们的想法却大相径庭，认为未达成目标的这一运动完全是一场惨败。这些激进学生开始对战后知识人的理念产生隔阂，而这也正是后来吉本隆明等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受众基础。"60安保"因此成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变容的转折点。

第二战后：分化与传承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战争体验的风化、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国家地位的提升，大众的政治关切逐渐降温。第一战后那种进步民族主义理念，逐渐被一种不自觉的大众民族主义（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民族自豪感）所代替。

与此相对应的，左翼中也孕育出激进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年轻一代的左翼学生反感日共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并开始对“世界革命”理念产生共感。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日共以及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获得全共斗学生的广泛接受。吉本隆明、三岛由纪夫等年轻一代的战争体验与战败前就已踏入社会的丸山一代人极为不同。这些属于战争受动员主力的“战时派”世代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度过了人格形成期，因而他们的意识中往往有一种感觉，仿佛当下的和平是无法长久延续的，动荡和破坏才是常态。自小接受皇国教育洗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捐躯的吉本和三岛都没有实际参战经历。他们常常将自身的战败体验描述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伴随着一种价值观的绝对断裂。前一刻还口口声声要为天皇尽忠，杀尽鬼畜美英的教官和师长，下一刻便开始成为宣传美式自由民主主义的急先锋。这种战败体验促使他们产生了对一切权威的彻底怀疑态度。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心态，吉本称自己所属的战时派为“不孝之子”，对上一代知识权威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发起了全面的挑战,战后知识人往往将这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视为毫无教养的“空白的世代”。作为对此的反驳，战时派提倡的是对思想的不信任和对战争体验的强调。对于上一代知识人，战时派最强的武器便是揭露他们在战时对军国政府的妥协甚至是合作行为。吉本隆明便是以对前辈知识人的战争责任追究在言论界出道的。

与前一代知识分子对公共参与的强调不同，吉本反对美化任何高于个人的集体理念，而转向一种对私人性的“大众生活思想”的提倡。丸山和大塚批判政治冷感和私人享乐，然而在吉本看来，正是这种不受物化组织观念的束缚，优先考量个体利益的私人意识，构成了战后民主化的进步根基。战时派喜欢强调经历战时动员的自己是与民众有着深入接触的，并用这一点来攻击年长知识人的那些崇高理念是有多么不符合实际。然而在小熊英二看来，战时派那种温室花朵般的战败体验很难说有多少普遍性，更多的是一种特权的战败观。

在高度经济成长背景下，吉本的理论得到激进派学生的广泛阅读，这些战后出生的学生反对日本共产党软化的议会政治方针，并已经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反复诉说的战争悔恨感到厌烦，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吉本作为这种新时代个人主义要求的思想代表，标志着社会对国家政治关心的减少和进入高度增长期后“回归生活”的诉求。而战后民主主义所作出的使“民主”和“爱国”两立的尝试，也因为这种对“公”的瓦解而逐渐失去了可能性。

然而，本书并没有以战后民主主义从历史舞台上的黯然退场收尾，而是转而描绘鹤见俊辅、小田实的思想以及他们所发起的“越平联”运动，展现了战后精神得到传承的面相。鹤见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战后积极从事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引介。他后年转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尝试从庶民的生活感受之中到达全人类共通的普遍原则。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既与其民众志向相通，又并不与民族主义相矛盾。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国家机构层次之下存在着古来的民族文化，而民族层次之下又有着更加基础的无法被命名的自己，如果能在这个层次出发重新建构，就可能到达新的世界结合方式，这就是通过民族主义到达国际主义的道路。丸山真男曾指出，竹内好的思想同时是民族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竹内说直面自身的黑暗面时便能与他人的痛苦相联系，因此自己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就是世界的所在。在这一点上，鹤见俊辅与丸山和竹内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同样具有一种民众志向，鹤见与吉本隆明对于民众的认识却极为不同。吉本的思想中存在的大众形象绝非尽善尽美，但他们对自身的这种“非善”没有伪饰，因而具有可贵的纯粹性，与伪善和见风使舵的政治、知识精英产生鲜明对照。然而在鹤见的认识中，真正的平民生活绝不可能在一种完全纯粹的心情中展开。但正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道德理念，人才有可能以柔软的姿态去理解他人的不完美。

鹤见的这种认识与他的忘年交小田实十分接近，而两人自1965年开始主导的“争取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会”（简称“越平联”）运动，则彻底贯彻了这种经由普通市民到达国际主义的理想。“越平联”是前所未有的无组织运动，没有等级关系也不配备科层设置，每一个普通市民都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运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只要是认可运动的唯一宗旨即“给越南带来和平”，且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都可以自行筹办。各地普通民众纷纷自发成立各自地方和机构的越平联，最盛时期全国有多达三百八十个“支部”。除了组织游行、举办著名人士的讨论会、国际交流活动之外，越平联还帮助许多美军士兵成功逃亡，摆脱参加这场不义之战的命运。他们的这些贯彻和平理念的国际主义行动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在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延续了战后民主主义的精神气质。

在后来的访谈中小熊提到，如果这本书以新左翼的展开甚至是全共斗运动结尾，不免使得全书的基调过于阴暗。为了“让现在二十岁上下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们读了之后怀有希望”，也“考虑到这本书或许能成为战后史相关的基本文献”，小熊希望在最后留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就是他以鹤见、小田和越平联的事迹作结的初衷。

总结与阐发

总结全书内容，作者主张战后思想的主体是一种战争体验的思想化。战后思想对战争体验的依赖既带给各个知识-实践领域以共同的思考基础，却也同时是其最大界限所在。丸山等人对民族主义的革新所形成的观念纽带正基于战争反思之上，而其在六十年代后的逐渐瓦解也源于战争体验的日益风化。

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常常反映了作者对战后意义上那种“民族主义”之没落的惋惜，以及他试图为战后民主主义辩护并复兴其成就的努力。在结论一章中，他指出战后意义上那种基于共通的战争体验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并不依托于国家和民族，因而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作为变革与反抗原理的民族主义。这一总结无疑最好地点明了战后思潮蕴含的丰富政治能量。然而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借以统合“民主”与“爱国”，连接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基础已然瓦解，今日的社会也便不再具有第一战后的主体参与，而更多呈现为第二战后，也即吉本意义上的对“公”的瓦解之后的面貌。这并非只是日本的情况。在后现代状况普遍铺展开来的任何社会中，公共性的消退都在导致主体性的政治参与愈发变得不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犬儒主义的蔓延。

在今日这样与战后迥然相异的环境下，战后民主主义在知识上的遗产如何继承？作者为此作了不少探索，比如在分析当代社会运动的著作《改变社会》中，作者基于后现代/风险社会的当代境遇判断，认为普遍存在的那种无法被既有的党派政治所代表，不受重视的共通感觉，能够成为连接社会大众的全新纽带（参见拙文《今天的社会运动就像一场火锅派对》，《上海书评》2017年7月27日）。

本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广泛关注，曾获得第二届日本社会学会奖励奖、第五十七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第三届大佛次郎论坛奖等众多学术和传媒奖项。在今天，《“民主”与“爱国”》已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研究的基本著作，在战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越是在重重荣耀包围之下的作品，越值得细致评判其得失所在。

在以往的评论中，不少右翼知识分子质疑了本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在本书中作为核心人物出现，在各章标题中被提及的知识分子共计十名，其中一般被看作进步派或左翼知识人的占到九名，保守右翼只有江藤淳一人登场，包括田中美知太郎、福田恒存、林房雄在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均无太多出场机会。考虑到本书的关键词“民族主义”是战后思想界不分左右共同卷入的主题，这样的比例失衡的确有损于研究的完整性。

不仅如此，作者在对待不同的思想家时采取的分析策略有所不同。在论述丸山、大塚、竹内等战后进步知识人时，作者突出了他们的思想是基于战争体验和战后重建时期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顺应时代人心；而在分析吉本、江藤时，则更多从思想家幼年经历出发，进行一种类似精神病理学的知识分析，以至于这两位知识分子的思想呈现为特殊的人生境遇所造就的偏执性格的产物。吉本和江藤的思想之受到世人的阅读和欢迎，也不似战后的进步知识人那样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而被认为是迎合了乌合之众的发泄需要。比如作者认为吉本的战败体验并不具有代表性，只是因为恰好符合了全共斗学生的叛逆情绪才受到推崇。但是，吉本对于日共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批判，以及对国家之作为“共同幻想”性质的揭发，何尝不是捕捉到了时代的普遍感受？

部分也是源于上述这种对象和方法上的偏差，笔者认为作者的考察未能深入地揭示隐藏在战后思想背后的“二重性”问题的呈现过程。这还要从小熊比较“冷淡”“喜欢不起来”的吉本隆明说起。小熊将吉本的大众观念看作一种从草根立场对知识精英的反叛，然而吉本并非旨在推崇“大众”与其“纯粹”，而是在从根底上对未能解决“大众性”问题的日本知识状况展开批判。吉本的出道作《高村光太郎》所描述的诗人高村那种“庶民出生”和“欧洲的知性”之间的矛盾并非孤例，而是吉本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课题。吉本自小受其影响的高村和宫泽贤治等人，无不是在作为平民出生，具有浓厚乡土感觉的同时，又广泛学习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二重性”课题因而很早便在吉本心中生根发芽，并贯彻于他此后的整个思想历程。如《转向论》一书中的课题，便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与日本社会现实之间的不相容性，如何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引发了两种（非）转向；而在《共同幻想论》中，吉本在开篇便表示“日本既不是先进国家，也不是后进国家，这样的日本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并在研究中同步地援用了列维·布留尔的普遍主义人类学及《远野物语》《古事记》这样的民俗和神话，展开对国家幻想之起源的探讨。这种“本土主体性”与“西方近代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在战时思想界便已得到充分问题化，却在战后被美国的影响及丸山等人所举起的“近代化”大旗所遮蔽。“主体性”被简化为一种变革主体，而其作为自我认同的部分则遭到了遗忘。继竹内好之后吉本进一步将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这种二重性难题提示了出来。

与此同时，吉本所展开的知识批判锐利地暴露出战后思想虚假（拟制）的前卫性，指出这种知识缺乏大众根基，因而无法真正站住脚跟。他对于战后思想之启蒙者姿态的批判，正预示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角色由“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当前的知识条件正是由这种启蒙理性不再赋予其代理人绝对权威的状况所定义的。当我们在像小熊那样畅想可能唤起共通感觉的新语汇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角色变化为知识-实践所带来的全新挑战。

（陈诗雨、路平、吕若叶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特此致谢。文责作者自负。）

责任编辑：丁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