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朋森乐队啥水平(我们承担的是情感需要)
海朋森乐队。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最后一站巡演
成都是海朋森新专辑《成长小说》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乐队成员在午后陆续到达场地,进行试音与舞台置景,比其他站演出提前了三四个小时,演出定在晚上八点开始。
器乐调试期间,主唱陈思江在休息室的化妆台前埋头书写,她把一些想法写在当晚歌单的曲目之间,那是她在演出间歇时要说的话。她有随手记录的习惯,海朋森极具辨识度的歌词,也多是由她在随心的状态下创作。歌单上快速爬满一些黑色小字,随后又用红笔圈出其中的关键词——合作、面对误会、个体所感受到的,再一次。
场地门口摆放着“成长小说”四个字的迷你雕塑,离演出尚早,场地所在的园区不乏游客,间或有小朋友在雕塑前合影,似乎为《成长小说》提供了音乐之外的注解。失真吉他和鼓声不时地从场地传来,低回于游客的喧闹之间,试着触达某种当下。
场地门口摆放的迷你雕塑。新京报记者汤博 摄
陈思江的唱是调音的最后一个环节,她摘掉眼镜放在音箱旁边,习惯性地扬着头演唱,目光越过场地,像是他们音乐里的某种姿态。乐队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作为一支成立了十年的乐队,演出已经如同生活方式,但他们仍然热爱现场,吉他手季一楠坚信现场的意义,不同的场地、不同的观众,会和音乐组成新的场域,完成从不雷同的交流。
回到休息室候场,乐队成员先后换上了《成长小说》专辑封面上的服装,这是他们本次巡演的固定形象。陈思江为这张专辑的巡演编排了一些舞蹈动作,高中之前,她跳了十年民族舞,考级后不想参加院团便放弃了。后来做乐队,更是很少用到舞蹈底子,但在这张专辑里,她希望乐队的表演是多维的、综合的。
《成长小说》专辑黑胶版。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2015年,乐队发表第一张专辑《我不要别的历史》时,陈思江在舞台上是非常具有后朋克色彩的主唱,清瘦、锋利。PK14乐队主唱杨海崧是那张专辑的制作人,或许两个乐队从舞台表现到音乐主题有着相近之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陈思江被称为女版杨海崧。但在《成长小说》里,海朋森已经完整地确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不与任何乐队、任何人有关。陈思江表示,过去有些表达是下意识的,模糊的,但在《成长小说》里,所有表达都是主动的、直接的。这其中也包括肢体。
当晚演出,一共有一千一百多名歌迷到场,场地几乎是满员状态,很多歌迷从外地赶来,有的连续追了几站。当灯光打亮,幕布升起,音乐开始冲撞时,舞台上的海朋森不仅是一支乐队,也像一出戏剧的演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拓宽了舞台的空间,直至与自己的内心相互接壤,台下观众高喊着海朋森,这个名字更像是一种对场景的戏谑回答,hi person。
海朋森每一站巡演,陈思江都会用A4纸手写一些话折起来给乐队成员,演出时,这些密语会随机送给歌迷。乐队贝斯手明明上场前向我展示了纸上的字——成都在身边。陈思江说,今晚给所有人写的都是成都在身边这几个字。
展示纸上的字“成都在身边”。新京报记者汤博摄
成都摇滚中的另类存在
季一楠问新京报记者,对成都有什么感觉。记者说,感觉这边的时间更缓慢一些,人也从容一点。他说,好像每个人都会觉得成都慵懒、宜居,但在他眼里,成都也和北上广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只是这个城市的外在气质掩盖了一些东西。
2020年三月,伦敦疫情严重,已经开始在英国做的专辑缩混工作被迫停滞,季一楠纠结,怎么才能有把握地把专辑做完,他和陈思江商量了两个小时,决定回成都,两天后,他们坐上回国的班机。一周后,伦敦飞往国内的大部分航班取消。
季一楠说回来后,除了专辑也没有太多事情,人闲着就会想很多事。比如,乐队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比如,音乐到底是表达重要还是沟通重要。在英国留学期间,成都变成了他们的远方,物理距离也带来视角上的差异,陈思江表示,从伦敦回来后,她忽然对国际视野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现在大家都心系远方,很少有人在做身边的文化,这也使国内的艺术观念缺少真正的支撑”。 季一楠补充,“很多在成都的艺术家音乐人,还是想努力跟上西方先进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摒弃先进这个概念,文化不是要向西方展示东方主义”。
记者一直好奇,一支摇滚乐队,一支当下的年轻摇滚乐队,是否需要这么严肃地思考,毕竟摇滚乐只是万千娱乐方式的一种,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们看来,表达只有质地的区别,而非路径。陈思江说,很多人把严肃看作痛苦,其实严肃可以是优美的、幽默的,我们大可不必回避严肃。
两年前,陈思江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感觉一下子把很多西方观念打开了,“一个地方有一个现实,一个现实有一种方法”,现实种种并不能用理论一言蔽之。
十年前,海朋森乐队在成都成立,当时,季一楠一心想做成都没有的音乐风格。他们叛逆了一些旋律,加入念白,陈思江的歌词成为解读乐队的符号,这些歌里的故事,本质上都是关于她自己的故事。陈思江说,“我们没有承担‘历史’责任,我们承担的是情感需要”。
他们是成都众多摇滚乐队中一个很另类的存在,在他们的生活里,很难看到摇滚乐手的锋芒,海朋森巡演纪录片导演陈熹表示,海朋森是她见过最友善的乐队,贝斯手明明会给陌生的哭闹的小朋友买礼物,季一楠在机场飞奔着为手机寻找失主。“开始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转他们的歌,点开听了听,感觉他们乐队的表达和很多摇滚乐队不一样,就对他们很感兴趣,找他们的资料看,后来给乐队的邮箱写信,发了一些自己的作品,说我想给他们拍个纪录片,交流了一下,他们就答应了”。 陈熹认为海朋森在舞台上和生活里有着很强的反差感,但了解他们之后,这种反差感又代表了乐队的一致性。
乐队2016年在欧洲。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陈熹记得巡演到上海时,乐队一天内连续演了两场,吉他手刘泽同在后台说了一句,我不愿再有来生。这是《成长小说》专辑里的一首歌,歌词里写道:“我敬爱的人,让我僭越吧,你们像垂死的龙那样快乐地拥吻吧。像许多人一样,我不愿再有来生。美丽的朋友,难舍难分”。这首歌和刘泽同的话都让陈熹印象深刻,她觉得那不完全是牢骚,在乐队的语境里,更像他们音乐的底色。
刘泽同自己的解释要随性很多,“那天就是累了,连着演了两场,感觉到重复的疲惫”,刘泽同是湖南人,和季一楠在川音时是同班同学,也是乐队的创始成员,他说做音乐这些年没有疲惫感,但有过不自信的阶段。曾经有长达一年的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弹得对不对,乐队其他人说他吉他编得很好,越是被夸赞越是怀疑自己,有一天忽然听懂了一些国外乐队的作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音乐了,之后开始有了自信,“那时候乐队其他人的鼓励挺重要的,我一直觉得我们乐队不是同事关系,更像亲人,大家彼此影响”。
乐队除了刘泽同外,都是四川人,他们的歌曲《历史》的开头有一段法语独白,在演出时,这段念白由刘泽同用湖南话代替,刘泽同说在外演出时,说着湖南方言,但想家时更多是在想成都。
贝斯手明明除了乐队工作以外,还在成都主持一档音乐现场节目overlook,记录成都地下音乐人的演出和排练,包括海朋森2019年那场著名的“晚会”。明明曾经是成都全女子乐队荷尔蒙小姐的主创,2016年加入海朋森,因为难以兼顾两个乐队,在2020年退出了荷尔蒙小姐。海朋森原计划年初去美国参加“西南偏南”音乐节,一同被邀请的还有荷尔蒙小姐,但因为疫情的缘故,国外的计划被搁浅。在overlook的公号里,海朋森与荷尔蒙小姐是连续介绍的,让成都的乐队和自己的成长有了连贯。
季一楠在小酒馆2020年的乐队合集里担任制作人,制作了三支乐队,这是他的兴趣;陈思江准备多画一些作品,之前的画作她不太满意,想重新创作一批,作品量足够的话,希望做成个展,在音乐之外,她希望自己的表达也是立体多维的。
很多情绪没有能力瞬间理清楚,放在音乐里就有粗粝的感觉
第一张专辑封面。
海朋森第一张专辑封面和封底都出自陈思江的油画,封面是街边旧宅的大门,封底是乐队几个人围坐在方桌前面,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但画面粗粝,像他们的音乐,陈思江说,很多情绪没有能力瞬间理清楚,因此表达出来是粗糙的,放在音乐里就有粗粝的感觉。或许这也是很多人评价他们音乐有态度的原因。
曾有乐迷给陈思江发邮件,问她的歌词里经常出现乐园、幕布、街道、绝望这些词到底在表达什么,有什么倾向。陈思江回复,我究竟写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理解?歌迷回复,舆论。长久以来,海朋森的音乐始终无法被当作个人化表达,人们期盼从陈思江的歌词里看到锋利的东西,为那些被遮蔽掉的东西划出一道可以窥视的口子。误读像是一场心理游戏,她留下了线索,但线索又被听众指向了另一个版本的现实。
“那些歌词是我很个人的情感,很多种杂糅在一起,写这些只是表达我自己,成为了歌曲之后,就一定带有公众性”,陈思江觉得歌迷的解读方式可能源于对乐队的困惑,有国外做性别研究的学者拿他们的歌举例。宏大的字眼,常被习惯性地当作男性视角的叙事,而这一切出自女生之手,就更容易在别人脑海里构建出新的故事。
陈思江不想强调所谓的沉重,只是不想让历史搁浅在过去,只有当这些被反复书写时,才会产生当下的意义,而他们乐队关注的就是当下的生活和身边人事。词语和思考是一种美感,陈思江回忆巡演路上,乐队赶早班飞机,在车里看到太阳渐渐升起来,整个过程特别美,她一直哼唱着哪吒乐队的《U are so great》,她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可你不该忘记英雄般的童年。“英雄般的童年,而不是青年,写得多美好啊”,陈思江说自己喜欢年轻的,热血的表达,季一楠补充,海贼王式的。
采访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采访结束,我们提议去街边市场拍一些有市井感的照片,在一家小蔬菜超市拍了几张后,陈思江顺手称了些青菜装进帆布袋里,背着一包菜走向下一个拍摄地点。第二次采访在她和季一楠家附近,那是他们演完成都专场的第二天,两个人都有一些疲惫,五点多的时候,陈思江忽然问记者,今天可不可以早点结束,电竞比赛的直播马上要开始了,她很想看。
她是重度游戏爱好者,乐队五个人经常一起去网吧打英雄联盟,陈思江表示自己在乐队几个人里水平中等,刘泽同打得最好,至于谁水平最差,她选择保密。最近她好几次梦到国内顶尖的电竞高手要和她成为朋友,梦里还加了微信,她说这可能是一种预兆,“这个就不要写出来了,其实写出来也行,也许他们能看到呢”。
拍摄于2020年成都采访时。
新京报记者汤博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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