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受贿10万元能判几年（行贿人支付的哪些费用可计入受贿数额）

【典型案例】杨某，某市副市长，中共党员2015年3月，杨某利用职务之便为私营企业主蒲某在工程项目承接方面提供关照，事后收受蒲某送的大众牌途锐汽车一辆2018年10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在审查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杨某收受的该辆途锐车裸车价83.8万元，新车购置税7.2万元但蒲某在购车时因资金紧张，大部分购车资金系银行贷款，至还款结束，蒲某共计支付银行贷款利息20万元，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行贿受贿10万元能判几年?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行贿受贿10万元能判几年

【典型案例】

杨某，某市副市长，中共党员。2015年3月，杨某利用职务之便为私营企业主蒲某在工程项目承接方面提供关照，事后收受蒲某送的大众牌途锐汽车一辆。2018年10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在审查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杨某收受的该辆途锐车裸车价83.8万元，新车购置税7.2万元。但蒲某在购车时因资金紧张，大部分购车资金系银行贷款，至还款结束，蒲某共计支付银行贷款利息20万元。

【分歧意见】

杨某构成受贿罪无疑，但对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为他人谋利后所收受的是一辆途锐汽车，该车的实际价值是83.8万元，故杨某的受贿数额应为83.8万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途锐车的价值虽然是83.8万元，但蒲某另支付了7.2万元购置税，故应以91万元来认定杨某的受贿数额。

第三种意见认为：杨某虽然收受的是一辆途锐汽车，但该车系贷款购买，加上银行利息实际花费了蒲某111万元，相当于权钱交易的对价是111万元，故应以111万元来认定杨某的受贿数额。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在以汽车、房屋等作为收受对象的受贿犯罪中，行受贿双方为实现权钱交易，有时需要行贿人在贿赂物之外额外支付某些费用，如本案中蒲某购车的贷款利息、车辆购置税。这种情况下，是以贿赂物的实际价值来认定受贿数额，还是以行贿人的实际支出来认定，抑或是以其他标准来认定，往往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认定此类受贿犯罪的数额，应以贿赂物的实际价值为基础，同时考察受贿人的主观认识以及额外支出的具体类型。

一、以贿赂物的实际价值作为认定基础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出卖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对方的财物。一般来讲，财物的价值即为受贿数额。具体到以汽车、房屋等作为贿赂物的受贿犯罪中，应以汽车、房屋等物品本身的价值来认定受贿数额。不过，实践中有些同志认为，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对价款应为行贿人因行贿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受贿数额应以行贿人的实际支出来计算（本案中第三种意见）。理由是，2008年《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其实，该解释所规定的“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指的是条文中的财产性利益，而不包含汽车、房屋等实物。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更是明确指出，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在上述受贿犯罪中，权力的交易对价指向的是具体的物品——汽车，而非其他财产性利益。若以行贿人所支出的费用来认定受贿数额，则难以合理划定受贿数额的认定边界，影响数额认定的准确性。

二、考察受贿人的主观认识及额外支出的具体类型

贿赂物的实际价值虽然是认定受贿数额的基础，但在某些情况下，行贿人为实现行贿目的会额外支付一些费用，对于这些额外的支出，是否应计入受贿数额？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受贿人对于行贿人因行贿所支付的额外费用不知情，则表明其对相关费用缺乏主观认识，不具有受贿的故意，不应计入受贿数额。例如，行贿人为购买行贿物品而私下给予他人的协调费等，就不应计入受贿数额。

那么，在受贿人对行贿的额外费用具有明知的情况下，是否应将相关费用计入受贿数额，笔者认为应具体分析。

在受贿人授意行贿人额外支付相关费用时，应将额外支出计入受贿数额。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受贿人明确要求行贿人代为支付某项费用，表明其具有收受该笔额外费用的犯罪故意，故应将相关费用计入受贿数额。例如，受贿人向行贿人索要一辆汽车，行贿人表示目前市面上该款汽车紧缺，需要向经销商加价10万元才能顺利提车，受贿人要求行贿人向经销商加价10万元购车。此时，受贿人的受贿数额就应当包括汽车的实际价值和10万元加价款。

在行贿人额外支付的费用系必然性支出时，应将额外支出计入受贿数额。行贿人为购置贿赂物，实现行贿目的，有时会必然支付一些额外费用，如购买汽车、房屋所需缴纳的税费等。由于这些费用是任何人都必须缴纳的，所以可以推定受贿人对这些额外费用明知。这种情况下，受贿人获得贿赂物，客观上也同时收受了相应必须支付的额外费用。据此，可认定受贿人主观上具有收受相关额外费用的故意。如本案中，蒲某购买汽车所支付的7.2万元购置税即为一种必然性支出，应当计入杨某的受贿数额。

行贿人额外支付的费用系非必然性支出时，不宜将额外支出计入受贿数额。一般来讲，对于行贿人因行贿所产生的非必然性支出，受贿人并不必然知情，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知情。依前所述，在受贿人对相关非必然性支出不知情的情况下，因缺乏主观故意，不应由其对行贿的额外费用负责。但在受贿人对相关非必然性支出知情的情况下，是否应将相关费用计入受贿数额？本案中，如果杨某对蒲某支付了银行20万元的贷款利息知情，是否应将这20万元计入杨某的受贿数额。对此，笔者认为不应计入。理由是，其一，受贿人对行贿的非必然性支出知情，并不代表其具有收受相关费用的故意。同时，非必然性支出对于受贿人是否收受贿赂物不具有决定性，不能依附认定为受贿数额。其二，非必然性支出由行贿人自行决定，本质上是行贿人为实现行贿目的的一种支出，而非行贿款，相应地，也很难认定相关费用为受贿款。其三，将非必然性支出计入受贿数额，不利于合理划定受贿数额的认定边界，极易产生扩大认定的风险。

（李丁涛 作者单位：重庆市纪委监委第十二审查调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