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毁堤淹田真实的吗（逼死坡）

南明政权在滇发展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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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天崩地坼”的巨大变化。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明亡。

四月二十二日，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迎清兵入关。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撤出北京。五月初二日，在吴三桂的导引下，多尔衮顺利进入北京。

清兵实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强迫大家薙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人甚至为突如其来的强制削发被杀害。清兵又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的屠杀政策，出现了“江阴守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事件。

清兵攻下扬州，下令屠城十日，然后封刀，被杀害的人约80万，尸横遍地。英勇就义的史可法的遗体已无法辨认，他的部将和人民把他的衣冠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

江阴人民在阎应元、陈明遇的领导下，守城81日。清军攻进江阴后，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被屠杀172000多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

嘉定人民前仆后继，多次抗清，更惨遭清军的“嘉定三屠”。

当时中华大地上这种形势的变化，使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矛盾，迅速转化为全国各族人民与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农民军和残明势力联合反抗新入关的清统治者，全国各地各阶层反清民族起义和斗争风起云涌。

从此，历史进入了史家通称的“南明”时期。南明政权不止一个。明亡后，在南方的明宗室势力纷纷自立。

1644年（甲申）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第二年五月，南京陷，弘光帝在芜湖被清军所俘。

1645年（乙酉）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后移驻建宁、延平，第二年八月在汀州遇害。

1645年（乙酉）七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以明年为鲁监国元年（《天南逸史》），未建年号。第二年退至福建中左所。

1646年（丙戌）十一月五日，苏观生拥立隆武弟朱聿在广州称帝，“以明年为绍武元年”（《东南纪事》）。至十二月十五日，凡40日，被清军抓获，引帛以尽。实际上，“绍武”年号还来不及用。

1646年（丙戌），农民军在巴东奉韩王朱本铉（一作）抗清，年号定武。从“癸卯定武十七年”倒推，则是以明年为定武元年。

1648年（戊子），淮王朱常清被郑成功奉为监国，年号东武。见李兆洛《历代纪元编》。

1646年（丙戌），桂王朱由榔于十月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在肇庆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这些政权散在各地，各自为政，有的时间甚短，或仅月余。永历政权有农民起义军的支持，而西南地区又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回旋，但建政过程也十分艰辛。

最初几年，在武冈、桂林、梧州、肇庆间辗转，由于明将何腾蛟、瞿式耜率领的明军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共同作战，在广西、湖南累获战功，成为支撑永历政权的主力。

南明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与大西军有密切关系。

农民起义军的另一主力张献忠的大西军于1644年11月攻下成都，1646年冬为清兵所败，张献忠在西充战死。

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号称“四将军”，因孙可望年龄较长，他们共推孙为首，联合执政。

大西军余部往南攻克重庆、遵义、贵阳，又经交水（今沾益）、曲靖、陆凉（今陆良）、宜良，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四月二十四日抵昆明。

农民军“秋毫不犯”，昆明群众热情欢迎农民军入城。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实行以孙可望为主的四人共同领导。

农民军的行政中心，主要安排在翠湖周围。孙可望的府第在五华山。李定国以原布政司署作西府，后称晋王府，即今正义路以东、长春路以南、威远街以北一片。

刘文秀在翠湖西侧原柳营处，称南府，后称蜀王府，在今仓园巷以北一片。艾能奇的定北府在原贡院，即今云南大学处。四大王府中，仅孙可望的王府经过专门营构，“黄屋双阙”，称秦王宫。其他王府基本都是利用原有的建筑。孙可望拆呈贡、昆阳城建秦王宫的时间，诸书所载不同。

四将军领导的农民军以昆明为都城，在云南、贵州两省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又兵分三路，进击清军。

孙可望出兵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刘文秀进攻四川，收复了叙州、重庆；李定国率师东征北伐，收复武冈、靖州（今靖县）、宝庆、全州、桂林、永州、衡州，转战湖湘一带，歼灭清军数十万，在衡阳、桂林两次大捷，并驻军长沙约半年。

他们调整建置，更改部分政区名称，改云南省为云兴省，昆明县为昆海县，改安隆所为安龙府，改辰州为沅州府，沅州为黔兴府，改阿迷州为开远，蒙自县为沐新。

入滇之初，铸“大顺”钱，后孙可望改铸“兴朝通宝”，以后又铸“永历通宝”，昆明市博物馆皆有收藏。

传世的还有大罗卫银锭，重1833克，上刻铭文“大罗卫指挥使司起解永历六年谷价银伍拾两银匠范洪”等，大罗卫在今宾川县。招抚外逃百姓回家复业，不足者借给牛种。

李定国到鸡足山敬香，特宣谕布告，“杂派从宽”，田粮减豁，度牒援免，反映了农民政权的宗教政策。

农民政权尊孔崇儒，并开科取士。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命严似祖考试省生员，一考为定，高下有差，取33人，观政选官。永历四年（庚寅，1650年），孙可望命马兆熙考滇南生童。

永历八年（甲午，1654年）设科取士，以慧光寺为棘闱，取陈士基等54人。永历十一年（丁酉，1657年）又举行云南乡试，以校场为贡院，取王肇兴等54人。一般三年一试，多在八月举行。

农民军取消了一些烦琐的考试方法，考试内容也有改变，这是对明清科举制度进行改造的尝试。由于明代贡院被用作定北府，考试地点或在西寺（即慧光寺，今西寺塔尚存），或在教场（此指南门外的教场，或称南教场）。

永历十年（丙申，1656年），李定国执行“联明抗清”的政策，从贵州安龙府迎永历帝朱由榔入滇。从此，昆明成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治中心，号滇都。

李定国奉永历入滇，“过金马山，百姓遮道相迎。既入城，以贡院为行宫，群臣朝谒”。

云南贡院坐北朝南，居高临下，屋舍栉比，又有突出的中轴线。永历元年（1647年）九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东川土司禄万钟时遇伏，中箭牺牲，定北府长期闲置，正是永历滇都皇宫的首选。第二年八月，永历帝移驻五华山。

五华山建为永历皇宫时，大概还保有五华寺。永历皇宫的范围甚大，其东北抵今螺峰街菜场，那一带高耸的围墙直至清末仍俗称皇城角。其西南直抵今华山南路与华山西路交会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五华山南坡建学堂，于水池中出土永历玉玺“敕命之宝”，龙钮、阳刻篆书、方印。1992年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地出土集于一处的铜印54方，铜质方印，椭圆柱形钮，当是永历政权西逃时仓促埋藏。其中如“寻甸军民府印”，印面为阳文九篆，右后刻“永历十年九月□日礼部造”，左后刻“寻甸军民府印”，后上是“永字叁仟伍百贰拾壹号”编号。现皆藏云南省博物馆。

永历驻跸滇都期间，形势相对稳定，正是永历朝君臣力图再举的岁月。

一方面尽量争取孙可望，设法修好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关系，共图大业。

另一方面，又写信与郑成功联系，加强西南与东南两大抗清力量的联合。然而，由于孙可望降清，形势逆转，清兵分三路西进。

永历十二年（戊戌，1658年）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被迫离昆明西走，从者数十万人，李定国殿后，于十八日黄昏“率兵千人严队西走”，结束了四将军领导的农民军和永历政权在昆明威武雄壮的一幕。

永历十六年（壬寅，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索回，缢死于昆明篦子坡头利昆巷口的金蝉寺，昆明百姓因谐音称篦子坡为“逼死坡”（在今华山西路）。

此后，昆明人认为吴三桂原为明朝臣子，却投清灭明，逼死皇帝，实为忤逆之举，便借用谐音，将“篦子坡”改名为“逼死坡”。及至清道光年间，地方官觉得此名有损于朝廷威名，且对执政者似为讥讽，会令老百姓存有潜意识的逆反心理，再把坡名改为“升平坡”，并立“升平坡”短碑于坡头。然而终无法防民之口，石碑可以改头换面， “逼死坡”的旧称却始终不绝于民间。1911年，云南革命党人发动“重九起义”，清王朝统治被推翻。都督蔡锷在永历帝遇害处立碑纪念，碑文为“明永历帝殉国处，民国元年季冬元下浣，三迤士民恭建”。

永历十六年（壬寅，1662年）是巨星陨落的灾年，这年的四月十八日，吴三桂进帛，永历崩于滇都；五月八日，延平王郑成功薨于东都；六月二十七日，晋王李定国殁于勐腊，一段轰轰烈烈的史剧终于结束。

作为“四将军”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永历政权的京畿所在，云兴省的历史遗迹一直留存到近代。

“四将军”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民族矛盾突出的历史时期，高举反清义旗，联明抗清，以云南、贵州两省为广阔的基地，以昆明为农民政权的都城，长达12年之久。

发动并获得了傣、彝等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据有巩固的后方；曾控制昆明、贵阳、桂林、长沙等多座省会中心城市，其势力北达川北保宁（今阆中），东到湖南常德、岳州（今岳阳），江西吉安，南抵广东新会、肇庆，控制半壁河山；在各地设官置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措施。

一时间，成了南明时期民族斗争的旗手和中流砥柱，彪炳史册。特别是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的辉煌战绩、政治路线、政策措施等，皆可圈可点。

在明宗室所建的众多南明政权中，永历政权最令人瞩目。

第一，它坚持时间长达16年，从1646年至1662年。

第二，它活动范围广，遍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各省。

第三，它影响大。永历二年（戊子，1648年）十二月，粤中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王，闽海始用永历年号；永历七年三月，鲁王自去监国号，奉表滇中；永历十一年（丁酉，1657年），滇中遣使至，加张煌言左侍郎。永历十三年（己亥，1659年），永历帝派的内阁大学士文安之，去到巴东，做十三家军的监军，率刘体纯、李来亨等十六营，由水道围攻重庆，以牵制清兵南下的势力，全蜀为之震动。直到吴三桂杀害永历帝后，台湾郑氏仍用永历年号，直至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第四，它实现了农民起义军“联明抗清”的路线。以昆明为“滇都”的三年，“四将军”的代表人物李定国、刘文秀率部与永历政权结为一体，农民军与拥护明宗室的抗清力量实现了深度融合，成为永历政权中政治上最成熟的一段，也是南明时期“联明抗清”最成功的例子。

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为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作序说：“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南明时期滇都的历史地位于此可见。

「本节完」

本文主体内容摘自 朱惠荣 著

《昆明古城与滇池》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5月版

文字整理：冯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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