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到1927年主要革命对象（宏伟设想与革命实践）

2017年2月28日，在重庆市云阳县境内拍摄的三峡水库春色。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期盼的“高峡出平湖”，1997年11月成为现实。三峡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

最早提出修建三峡水利工程设想的，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早以中文刊发这一宏伟设想的刊物，则是1919年8月1日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建设》月刊。

《建设》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主办的理论刊物，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主编，孙中山亲自为杂志撰写了《发刊词》。

1917年—1919年，孙中山先生完成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卷（篇）汇集而成的《建国方略》一书。《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由6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

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寓所著书，图为他写作时的留影。

在“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改善三峡航道、开发三峡水能资源的设想：“以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当时，连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这个宏伟的梦想感动了。

《实业计划》首发在上海英文杂志《远东时报》1919年3月号上，之后又陆续刊发于其他英文刊物。经廖仲恺、朱执信、林云陔、马君武等人联合译成中文后，《建设》创刊号以《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为题刊发了此文。

《建设》杂志虽然是中华革命党的理论刊物，但翻译、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理原著，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据粗略统计，从《建设》创刊到1920年4月，发表有关社会主义方面的文章（含译文）大约20余篇。但是，中华革命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建设》坚持的理论是三民主义。所以，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谈论社会主义，是从预防社会革命出发的。1920年12月1日，出版第三卷第一号后，《建设》停刊。

巴玉藻被钱学森誉为“中国航空之父”。191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硕士学位后，巴玉藻被美国通用飞机厂聘为第一任总工程师。

王助被称为“波音飞机之父”。他和巴玉藻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同学。毕业后，王助成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至今波音公司西雅图博物馆还有王助的铜匾及雕像。

1917年冬，中国国内局势稍稳，他俩怀揣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志向，启程回国。1918年2月，在福建马尾船政局内创设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机构——海军飞机工程处，巴玉藻任主任，王助等为副主任。他们利用福州船政局原有的造船机器和设备，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并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1919年8月，在简陋的条件下，巴玉藻、王助等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横空出世 。

1919年8月9日，中国人试制的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首飞成功。

这是一架双桴双翼的初级水上教练机，木质机身，最大时速126公里、飞行高度3690米，可航行3小时、航距340公里，载炸弹4颗，其性能不亚于当时欧美产的飞机。然而，闻讯而来的英国人看了飞机后，不屑一顾地说：“这种飞机更像一个大玩具，只能供人观赏，绝对飞不上天去！”为了证明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水上飞机可以成功上天，应孙中山之召回国，精通航空及飞行技术的杨仙逸决定试飞。

“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8月9日，马尾海岸挤满了观望的人。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海面上的“甲型一号”。轰鸣声中，“甲型一号”的螺旋桨飞快转动，紧贴着水面快速滑行，腾空而起！“甲型一号”试飞成功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的大多数报纸都对爱国学生运动表示鼓励和支持。可是，偏偏《昌言报》大唱反调，骂爱国学生“狂热”，胡说“无知孺子焉能过问国家大事”，主张对学生运动武力镇压。这可气坏了山东民众。1919年7月18日，济南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大家到《昌言报》馆，把主编、经理等人押送到省长公署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但当天下午，审判厅就把这几个人取保释放了。

济南民众的爱国行动触怒了皖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7月25日，北洋政府竟宣布济南戒严，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树元委任济南镇守使、西北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立即派兵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将济南正觉寺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马云亭、清真寺北大寺理事朱春焘和他的胞弟朱春祥逮捕。8月5日晨，悍然以“煽惑军警，危害治安”的罪名将三人枪杀。

“济南血案”轰动全国，激起各地群众极大义愤。天津地理位置接近山东，首先行动起来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公推郭隆真等10人，和山东代表一起赴北京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取消戒严令、惩办马良。8月23日，大总统徐世昌不仅拒不接见请愿代表，还派军警将请愿代表拘进警厅。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有关请愿代表被捕的《号外》出现于街头后，又有上千人要求进京请愿。26日，京津两地三四千名学生，在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的率领下，齐集新华门前请愿，但毫无结果。27日，又白等了一天。28日下午4点，军警欺骗新华门前的学生代表说，总统有令，你们去天安门，自有相当办法。结果学生代表一进天安门内就被控制起来了。

北洋军警点名抓捕马骏，学生们和他调换了衣服，加以掩护。于是，军警拿着马灯，一个挨一个地往脸上照。照了三圈，还是没有搜出马骏。1小时后，军警又搬来大汽灯，将学生代表一个个架出来，详细盘查。马骏被捕了。为营救被捕代表、推动请愿斗争，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赶到北京，动员几千名学生围住北京警察厅。在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在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等各界人士的营救、保释下，8月30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代表。

马良虽然躲过了这次惩罚，但他最后也没落得好下场。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段祺瑞下野，马良也被免职。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马良担任委员，成了汉奸。1946年，马良在济南被国民党军李延年部逮捕，以汉奸罪名下狱。1947年，病死在济南狱中。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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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东方IC、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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