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乱象（右翼民粹泛滥与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

作者：石立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西方民主的乱象?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方民主的乱象

作者：石立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08年欧洲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激流勇进，在英国“脱欧”公投（2016）、法国总统大选（2017）、意大利议会大选（2018）、欧洲议会选举（2019）中均斩获颇丰。右翼民粹政党从少数几国到遍及全欧、执政/参政成为欧洲各国政治“新常态”，民众心态上从强烈反弹到淡然接受，以及部分老牌政党依托“去妖魔化”、建构中右保守主流政党地位的动员倾向，均已凸显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由“黑天鹅”走向“灰犀牛”的演绎态势。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全方位考验了欧洲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恶化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助长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态势。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大肆兴起是西方民主整体性危机的集中体现，势必又从核心理念、合法性基础、“战后共识”等方面进一步侵蚀西方民主政治。

右翼民粹冲击西方民主的核心理念

所谓的自由、民主、包容、多元是西方长期引以为荣的政治理念。自以赛亚•伯林提出“两个自由论”，以价值多元主义重塑自由主义，坚持“政治正确”、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逐渐成为西方民主的共识，“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得到强制性保障”“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等论断亦是广为流传。但是，西方民主所谓的“政治正确”正是催生右翼民粹的重要驱动力量，反过来，右翼民粹泛滥又进一步冲击了西方民主的“政治正确”，及其核心政治理念。

由政治正确走向“逆向歧视”，是右翼民粹泛滥的重要驱动力。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指言语表达、政策实施中，不能出现对女性、不同性取向、宗教信仰、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族群的冒犯与歧视，不能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歧视或不满与打压，实现普遍平等的权利政治。这一政治理念经战后西方学者反思法西斯主义而日臻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得以推行。政治正确理念的提出，是历史的进步，但其背后潜藏的逆向歧视悖论，引发身份政治的狭隘化与极端化，逐渐催生了“逆向反弹”的右翼民粹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是战后欧洲政治极右势力长期边缘化的强势反弹，是与政治正确理念的对抗与博弈。第一，践履政治正确，是对少数弱势群体的无边界保护，势必出现矫枉过正现象，在社会上引发“人为”的公民区别对待现象，形塑对主流社会群体的“逆向歧视”、引发社会反弹。第二，践履政治正确，往往出现“政治压倒一切”的极端现象，即将原本归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关涉少数族群的议题政治化，引发身份政治的狭隘化与极端化。第三，践履政治正确，强调对少数族群的无边界保护，尤其是强调少数群体无需融入主流社会仍必须得到权利保障，对难民、移民、非基督教派具有巨大吸引力，再加上欧洲本土消化难民、移民能力有限，恐怖主义的侵扰，强调种族/国族、文化分野的右翼民粹式身份政治应运而生。实际上，右翼民粹主义的风起云涌，一方面集中凸显了西方自由、民主、包容、多元等核心政治理念的悖论与危机，另一方面，又势必进一步侵蚀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酿发更大的危机。

右翼民粹泛滥加剧西方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由传统地域国家走向民族国家、身份社会走向市民社会、代议制民主转变为选举民主，是西方民主形塑合法性的三重基础。右翼民粹泛滥引发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危机、身份政治危机、民主政治代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强调种族/国族、文化分野的右翼民粹主义，构成对多民族国家的严重冲击。纯粹以一个族群组建的现代国家已是少见，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多族群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标配”。强调种族主义、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右翼民粹势力，往往以教派冲突、国族区分、文化差异、恐怖主义为聚焦点，以反建制的姿态、自诩“被遗忘人群”代表者进行政治动员，极具煽动性、排外性，势必拉大国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本国民族与外来移民的隔阂，引发社会撕裂，酿发多民族国家建构危机，甚至出现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身份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一改以往左翼民粹主义对经济、阶层问题的关注，在融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同时，强调“身份重叠、身份固化、身份冲突和身份隔离”，引发自由民主制度结构的体系失衡、社会冲突的零和博弈与极化，酿发“民主削弱”效应，加剧社会群体对立、强化社会民众的反建制倾向、逆转政党领导与动员方式、解构现行民主的制度架构，引发新一轮的身份政治危机。

西方代议制向竞争性票选民主演化中精英治理模式的强化，拉大了人民与精英之间的隔阂，再加上主流政党无力应对环境保护、宗教冲突、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复杂事务带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危机。民主政治代表性危机的不断加剧，为非主流政党，尤其是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民粹型政党提供了机会，使得承继法西斯主义政党传统、在移民等问题上态度强硬，凭借饱受争议、极具非理性的竞选主张，动员那些“未被代表”民众参与政治，成为欧洲政治的“新常态”。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既是民主政治代表性危机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深化危机的重要驱动力。

右翼民粹泛滥消解西方民主的“战后共识”

二战结束以后，以社会民主为基本理念，以共同经济、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为基本承诺的战后共识，得到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自由党等主流政党的普遍认可。战后共识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便遭遇了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学生运动、反核等新社会运动的冲击。当前，右翼民粹主义大有以“民主分解器”的角色扮演，颠覆欧洲政坛、瓦解欧洲战后共识之势。

全球化深度推进、“地球村”效应日益明显，是西方民主战后共识的经济成就。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泛滥堪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欧洲的反噬。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并未从中获益，真正获益的是以新兴科技和金融为代表的少数人群体，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大潮，虽然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所谓的造富神话更多是对普通民众财富积累的系统性压制，西方民众陷入一种迷茫与焦虑境况，他们普遍希望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改变现状，而善于使用简单、直接话语，运用断言、重复、渲染等动员手法的右翼民粹主义，便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盟的极端主义姿态在欧洲政坛激情演绎。

欧盟的建立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是西方民主战后共识的政治成就。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希腊出现的债务危机问题仍在影响着欧洲各国。同时，欧盟这一区域政治经济联盟与各成员国民族主权的矛盾得以凸显，欧洲社会潜藏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对于这些矛盾的处理，欧盟各成员国分歧较大，欧盟制度设计的固有缺陷进一步刺激了各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比如，着力解决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议”就多次引发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强烈不满，致使疑欧、反欧情绪弥漫，欧盟一体化模式的可行性频遭质疑，右翼民粹政党的反欧主张往往能赢得大量选民支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欧盟起初反应缓慢、措施不力，更是引发各成员国的强烈批判。马克龙担任法国总统以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强化、与伊斯兰世界冲突加剧，德国2021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欧洲女王”默克尔谢幕，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即将开始，由“法德轴心”推动的欧洲一体化将何去何从，欧盟的未来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融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右翼民粹势力在欧洲的激流勇进，严重消解着西方民主的运行基础，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比较政治学专家亚当•普沃斯基有一经典论断：还没有一个富有的、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崩溃过。但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激流勇进，大有欧洲政坛新常态之势，是否会以“民主分解器”角色扮演而走向失控，颠覆欧洲政坛、瓦解欧洲战后共识，乃至重塑欧洲？右翼民粹反自由主义宪政传统的特质，及其难以驾驭的实况，是否会再度酿发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惨剧？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风起云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是否会与其他地区民粹主义同频共振、同向并行，演绎出全球“向右走”的政治态势？对此，都需要人们保持高度警惕、进行跟踪分析、加强研判预测，采取预防措施。

【本文受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21世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研究”（21FKSB057）；2021年度四川大学“从0到1”创新研究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发展追踪研究”（2021CXC17）基金支持】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