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精最怕什么（研究狐狸精）

志怪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若从《山海经》算起，起码也有两千多年了。而“狐狸精”作为志怪小说的核心之一，其故事自魏晋以来便连绵不绝，至明清达到高峰，成为中国文学的奇葩。

有关狐文化的研究虽层出不穷，但大多囿于“文学”范畴，而能结合历史、文化、心理等诸多要素，对“狐狸精”文化做全盘梳理，并给出合理解释者，《狐说》堪为代表。虽然像其他同类著作一样，《狐说》利用的材料大多是“小说家言”，但作者行文却有着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叙述架构。本书有八章，四十八节，每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作者首先从概念探究入手，然后做辐射式延伸，结合丰赡的材料，往往能“小题大做”。

△ 《狐说》，岳麓书社出版

在第一章《狐之成精》中，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文化中所谓的“狐狸精”，其实是指“狐狸变成的人”，这是中国“狐狸精”概念区别于西方纯动物类“狐狸”的重要特征。“狐狸”成精是“物老成精”这一中国特色思维的产物：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下，由A物变成B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A物可以是生命体，也可是非生命体，而所变之物，则一定是生命体。于是，“精”从最初的“精神”“灵魂”等概念，变成了一个实体名词，用来特指所变之物。而狐狸精，正是这一演变逻辑的产物。而西方文化中，狐狸虽频频出现（比如列那狐的故事），但充其量只是“拟人化”的语言故事角色，并不能变化成人。

东汉末年，中国本土的道教兴起，修仙思潮风靡一时，而作为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狐狸”，也开始向“神仙”行列迈进。动物成精，人们往往斥之为“妖”为“怪”，而狐狸精却能收获“狐神”“狐仙”的美名。为何在众多动物当中，偏偏狐狸能脱颖而出呢？

首先，狐狸作为一种聪慧的小动物，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较小，较之豺狼虎豹，更容易获得人的好感。在先民信仰中，九尾白狐曾就一度作为祥瑞受到推崇。其二，狐狸有对月亮“礼拜”“啼鸣”的习性，而在道教中，拜月采精是一种重要的修炼手段，古人很容易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狐狸也是懂得“修行”的。

在古人笔下，狐狸精修仙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妖直接成仙，速度快，方法是媚惑采补、吸精拜月等邪术，效率高但风险大；一是走正路，靠服气、炼内丹，先成人再成仙，时间久而更安全。因修炼途径不同，于是便有了“狐妖”“狐仙”的区别。自唐初以来，“狐狸精”就逐渐成了百姓家的“保家仙”，当时有谚语称“无狐魅，不成村”。人们供奉“狐仙”，主要希冀求福避祸，保佑家宅平安。而“狐仙”因修行方法不正，要面临雷劫考验，故而也需有求于人，所以人与狐的关系远比与其他神灵紧密得多。虽然朝廷严禁“淫祠”，而狐仙庙却最终能遍布南北。

作为一本研究“狐狸精”的专著，《狐说》在写作上的另一特色就是十分注重细节，对“技术性”问题进行细致探究。

在影视剧中，妖怪变成人往往为一瞬之事，然而“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作者在《狐之变幻》中指出，狐狸必须变成人才能称之为“精”，其变化首段可谓五花八门。有关狐狸变化成人的记载，较早出现于晚唐时的《酉阳杂记》中：“（野狐）将为怪，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可见在早期，狐狸想要变成人，必须借助人的头骨方能施展幻术。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崇拜“北斗”的习俗，认为北斗七星蕴含巨大的能量，可影响人间的吉凶祸福。在道教中，更是将北斗七星神话为能“消灾减孽，延寿增福”的神灵，礼拜北斗遂成为道教的重要科仪。唐代崇信道教，而关于狐狸精技术细节大量的出现也集中于彼时，可以说，“狐媚”文化直接受到了道教的影响。

俗话说“狐狸的尾巴藏不住”，古人在描绘“狐狸精”种种神通时，也不忘记留个缺口。任狐狸精如何神通广大，尾巴却始终随身，虽然能靠障眼法瞒过一时，但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身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为安全起见，住在人家中的狐狸精，通常情况下都会隐藏形体，只靠声音与人交流。迫不得已要现身时，他们会用“狐衣”来装扮自己。狐狸会就地取材，用枯枝败叶变成衣服，凭借骷髅和北斗（有时是月亮）的灵力幻化成人，或者直接偷取人的衣服穿上。大体来看，狐狸精属于较为低级的妖精，他们即使能够幻化成人，所居住的地方还是以洞窟、荒冢为主，尚未摆脱兽之习性。

作者在考察狐狸精形象演变历程时，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狐狸精是何时由“魅”转为“媚”的？

根据《说文解字》，“魅”的本义为“老精物”，有妖鬼之气；而“媚”则是指喜悦，有男欢女爱之义。早期的狐狸精“魅”力十足，被诱惑的男女青年，往往表现出精神失常的症状，人类对狐狸精非打即杀，两者关系充满着紧张。

而到了唐代，狐狸精则多以妖艳女子“媚”人，与人类的感情戏码增多，叙事由单纯的猎奇转向“香艳”。作者结合历史指出，大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朝代，性观念也空前开放，女性地位也达到顶峰。前期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武则天称帝，中后期有“三千宠爱集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杨贵妃与李隆基种种风流韵事流播，文人学士以狎妓为美谈，迷醉于温柔乡之中。在此环境下，狐狸精成为香艳故事的主角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是这一转变，奠定了后世文学作品中经典的“狐女—书生”套路，以致狐狸精成为风骚善媚女性的代名词。

书籍采用折叠式护封，展开后为一幅精美的海报

总而言之，《狐说》是一部阐述狐狸精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此我们也只能拈出其中几点供读者参考。当读完如此一部“洋洋大作”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作者耗费如许心血，除了满足我们的“猎奇心”之外，其用意何在呢？

作者在序言中曾言及，自己研究狐狸精，是为了探究所谓“一般的思想史”，揭示思想史中不为人关注的“暗流”。精英的思想史往往为人们所关注，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高级知识分子讨论的对象，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可能更关注各种八卦新闻、养生知识、鬼神故事......两者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而狐狸精文化，恰恰是连接这条鸿沟的一座桥。在笔者看来，呼延苏先生通过研究狐狸精文化，进一步理清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小传统”的互动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其代表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曾提出“大传统—小传统”的分析框架，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

简单来讲，大传统指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代表的文化，比如正统的儒家文化，以及士大夫创作的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等等。而小传统则指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比如鬼神崇拜、风间风俗等等。相当于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之前的学者，通常将两种文化形态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即使有交集，也是大传统侵蚀小传统，雅文化主导（改造）俗文化。

而《狐说》一书则提出了新的见解，俗文化一方面受雅文化的塑造，但同时也在影响并引导着雅文化的发展方向。狐狸精属于民间神祇，一直不被官方认可，是严打对象。而实际上，其形象早已深入民间，唐以后几乎村村祭祀，家家供奉；到明清时期，官员士大夫也视祭祀狐仙为常事，其通达者如蒲松龄、纪晓岚之辈，公然以狐狸精为写作主题，借其口宣扬儒家之纲常教化，通过狐狸精之口嘲笑、批驳儒者之迂腐。主流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包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最直接的就是狐狸精的地位大幅上升：他们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可以与人类把酒言欢、吟诗作对，甚至可以跟人类义结金兰、情同手足......人与妖物关系之和谐融洽，而在其他文化传统中（比如基督教文化）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狐说》一书对我们甄别、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狐说》作者呼延苏先生为出版名宿，对中国志怪文化的钻研十数年如一日。其流畅生动的文笔以及独到犀利的见解，使得《狐说》一书处处闪耀着幽默的智慧。我相信，对中国志怪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于此书一定不会失望。

本文转载自“出版人杂志”。

《狐说》

作 者：呼延苏 著

定 价：￥78.00

本书为研究狐狸精文化集大成之作，辑录并研究《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太平广记》等数十种经典古籍中的数百则“狐狸精”故事，从历史、心理、宗教等多个角度认真细致地探讨了狐狸精如何变人、如何修炼、如河渡劫、如何魅惑人类等“专业”问题。

书中探讨了诸多新奇领域，如：狐狸精如何变化成人？狐狸精如何修仙？狐狸精如何避雷劫？狐狸精如何魅惑人？……揭秘狐狸精从兽到妖，从妖到仙的全部历程，讲述狐狸精与人类千百年的爱恨情仇。相信读者读后能充分领略中国妖怪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奇幻诡谲，堪称一部出色的妖怪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