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的证据（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兴起和）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强大权力的再度兴起，其影响力也再度升高。在耶路撒冷，如今成为贡纳者的王也时而崇奉起巴比伦的天上之军，亦即星辰。

在广为流传的乐园故事与大洪水故事里，美索不达米亚自古至今一直都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那儿的巨大阶梯神殿则是众所周知的试图接近天神之法。细节上此处姑且不论，因为要点在于：祭司智能的采纳并未发生。

▲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许多重要断片上的巴比伦（苏美尔）的宗教用语，业已排除了其为以色列祭司所直接采用。一般而言我们也未曾获知任何一丁点关于巴比伦宗教文学的构成要素曾被利用于祭祀目的上的讯息。直到相当后来，5玛拿西（Manasseh)，南方犹大王国君主，公元前687一前642年在位。在编撰诗篇的时代，才有类似某些个巴比伦赞美诗的共通点出现。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耶和华信仰的宗教性不止未曾采纳，而且还极有意识地拒斥了对于腓尼基以及巴比伦的宗教形成而言最具关键重要性的祭仪与神学基础。特别是巴比伦的星辰崇拜与占星术并没有被接受，亦即最近被人之为“巴比伦人的世界观”的大黑柱。

在巴勒斯坦，人们对于所谓大宇宙与小宇宙之类的巴比伦祭司固有的秘传，所知或所理解的，如同对埃及的那方面一样少，尽管对于神圣数字与世界周期的思索与运用，在现存的传承版本里的那么多细节上扮演了相当的角色，而后者可能是由于俘囚期与俘囚期之后的修正才导致的结果。对于占星术的决定论这个基本学说，人们显然相当理解，也因而极有意识地加以拒斥。因为，倘若个人的命运已加载于星宿里，那么利未人的律法书或先知的神谕又有何用？

▲占卜

只给救赎私密集会的灵知留下存在空间的这种决定论，与利未人和先知的灵魂司牧关怀及其权势利益关怀，完完全全无法兼容。与政治倾向强烈的耶和华信仰的神观相抵触的这个教说因而遭到人们的摒弃。以赛亚以及人们必然假定他与巴比伦的祭司阶层有着特殊紧密关系的耶利米早已向以色列保证，在耶和华的大能之前，星宿的力量将消失无踪。在俘囚期时代，即使是在巴比伦当地，第二以赛亚便不止嘲讽一般的巴比伦巫师，而且特别也嘲讽了巴比伦的天文学知识与占星术。

到了俘囚期之后与拉比时代，星宿在以色列毫无用武之地的原则依然存在。并不是人们对于星宿之于尘世事务的影响有所怀疑，连先知也不怀疑这点，也不是祭司对于死者神谕的实在性及其相关联的彼世思想存有疑义。在俘囚期间，人们显然也时而就教于巴比伦的占星师，而拉比在私人的职业上也被当作是占星师。占星术的信仰可谓遍及世界各处，从中国到罗马，甚至直到西方近代。在以色列，人们也信仰星宿。

不过，关键在于：如同（19世纪末）这二三十年间中国的翰林院首席上书指责当政的（慈禧）太后说，并非星座天象，而是统治者的（儒教的）德，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一如在印度，是业决定着命运，包括星辰的命运，而在以色列，人类命运的主宰也并非星宿之灵。在拉比时代，此一理念表现在犹太圣典所宣示的那个特征性的信仰里，亦即：所有其他的民族都陷落于占星术的命定之下，除了以色列，因为它是神所拣选的。在俘囚期之前的时代，星灵就是齐巴（Zebah)，并且一如所有的Zebaoth，都是以色列之神的仆役。

▲星象十二宫

只有神是一切命运的统御者。这才是重要的，而且正是因此而排除了以色列之接受巴比伦文化的决定性基础。在俘囚时代里，我们发现犹太人在巴比伦充斥在一切可能的生活地位上，部分而言还相当显赫，唯有书记官的职业是特征性的例外。这绝不是语言的因素使然，因为以色列人是娴熟民间的亚兰语的，而巴比伦官方语言的学习在他们来说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发现在后来的传说里都还以此为前提：犹太人在各式各样的宫廷官职里，以及作为巴比伦君王及其后继者的波斯君王的宦官，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被排除于书记职业之外，无疑另有因素，而且正可能是出于祭仪上的理由：习得此种由祭司所传授的书记教养而不背离耶和华信仰的诫命是不可能的。

相对于其与埃及宗教间的关系，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在一个重要层面上与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官方宗教有着亲和性，那就是无视于彼世及其相关联的彼世思索。然而巴比伦特有的神观，诸如其宗教混同、诸神的万神殿、将各类神祇都视为主神的“现象形态”而吸收到主神里的单一神教、太阳神总是高居首位等，都与以色列的神观陌路异途，如同其他看似不同但结果相当类似的埃及观念。在巴比伦，凡出现“唯一神教的”倾向之处，基本上若非取决于太阳即取决于政治王朝，而多半是二而为一，如同埃及的艾克阿顿的改革。

然而，耶和华既未曾为太阳神，也从未是个王朝的神，而是个誓约共同体伙伴的契约神。再者，巴比伦的强烈倾向，从地府崇拜与植物崇拜，到把人类与动植物共通的生命之神与多产之神变成救苦救难的神，尤其是把伊希塔变成慈悲怜悯的人类代言人，这必然都是与耶和华信仰缘远的。耶和华本身，而且只有他，是救世主。匿甲（Nergal)原先也是像耶和华那样一个对众民族而言某种恐怖灾祸的神，尤其是瘟疫之神，然而作为死者国度的神，他则与耶和华异质对立。以神名为其固有名称的阿达德，作为暴风雨和战争之神而与耶和华有着亲近性，在迦南也出现对他的崇拜，但对于耶和华思想而言却未发挥什么显着的影响力。

▲神的惩戒

像巴比伦祭司那样的一个教养阶层，在以色列是有的，但像以色列律法书教师那样的一个教养阶层，在巴比伦却没有。尽管圣书里有着再怎么多的个别引述，对于巴比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文学产物的断然拒斥，再度明白显示出巴勒斯坦的知识阶层文化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强大自主性。因此，我们必须提防自己把巴勒斯坦想象成一个无论什么历史时代都是欠缺固有教养阶层的地方，一个只由野蛮的巫术与极为原始的宗教观念所支配的地方。在一封大约于公元前15世纪由某个迦南人写给一位君侯的书信里预告了众神之主对于这名君侯的恩宠，因为后者是个心中有“爱”的“弟兄”，亦即是个信仰伙伴。

这个发信人以一种近乎传道者的方式接着强调，那“高居于其头顶之上”并“高居于众城之上”者的恩宠对于君王的成功有多么的重要。这样的观念当然是古代以色列召集军的牧者与农民无法企及的。然而对于重要的城市而言，一切征兆在在反证其完全不见踪影的假设。事实上得以如此成功地拒斥大文化地区的宗教观念大文化地区对于其他所有领域的影响是明显可见的并创造出与之特色鲜明背离的观念，必然要有个固有的教养阶层存在个独立撷取存在于周边世界的古老神谕与应许并加以理性剪裁的阶层。

▲大卫的祷告

这不可能是忘我的拿比，因为他们的学派传承只产生出《以利沙传》那样的奇迹故事；也不可能是轻视拿比的宫廷圈子；最后，同样不可能是牧羊人、农民和他们的战争先知。人们的确没有理由认为以色列农是特别的“愚钝”，虽然时而有之。农民变得“愚钝”，只有当他们被圈入于一个与他们异质对立的官僚体制的或赋役制的大国家机制里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被出卖给土地领主奴役之时，就像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在大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晚期时代的国家体制里那样。与此相反，根据后来的追忆与要求，俘囚期之前的以色列平民原先真的是个具有战斗力的自由的誓约共同体成员，并且曾经击败过文化地区的骑士阶级。当然，这种平民不可能借由一已之力创造出旧约里那些理性的观念来。必然是其他人来为他造作此事。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观念，他是有接受能力的。并且，就在一个精神昂扬的知识阶层与各社会阶层由于王制时代的发展而被非军事化和社会地位沦落的阶层所组成的这个平民阶层之间的交互作用里，存在着耶和华信仰之发展的一个秘密。很少有全新的宗教观念是形成于理性文化的各个中心点。不是在巴比伦、雅典、亚历山大、罗马、巴黎、伦敦、科隆、汉堡、维也纳，而是在俘囚期之前的耶路撒冷、犹太教晚期的伽利利、罗马晚期的非洲省份、阿西西（Assisi)、威登堡、苏黎世、日内瓦、荷兰、德国和英国的文化地带的边陲地区－诸如弗里斯兰与新英格兰，理性的先知预言或宗教改革的新形成首先被构想出来。

▲耶路撒冷

然而，这未尝不是在周遭理性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下发生的。其中的道理总是同样一个：宗教性的新观念之所以可能，必然是要人们尚未忘记以自己的问题来面对世上所发生的事。就此，正是生活在大文化中心之外的人们有此契机，当大文化中心的影响开始触及或威胁到他们的中心关怀时。当人们一旦生活在文化饱和的地区里并且陷身于其文化技术当中，便很少对周遭环境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同每天习惯搭乘电车的小孩很少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到底如何才使得电车开始跑呢？

对于世界事象的惊叹能力，是可能去追问那些事象意义何在的前提条件。俘囚期前的以色列人共通的经历并且也是诱发他们作此种提问的共同经验是：伟大的解放战争、王国的建立、赋役制国家与城市定居文化的形成、来自大国的威胁特别是北方王国的崩溃以及南方王国作为无以忘怀的光荣鼎盛的最后遗绪，在众人眼睁睁之下走上同样的命运。

然后是俘囚期的来临。解放战争创造了耶和华作为战神的威信。古代耶和华召集军的担纲者的社会沦落与非军事化创造出耶和华信仰的历史传奇故事。神义论的大哉问则是到了王国濒临崩溃之际才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