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国文与新西学文的区别（旧国文与新西学）

晚清至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的大变局时代，也是传统中国教育的激烈变革时期，在港口城市西文书籍的编译与出版蔚然成风，各种新式教科书的翻译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萌芽，晚清至民国初年西学的知识生产与流动，很多是通过日本作为传播中介。日本明治维新，大量西文书籍首先翻译至日本，再由日本译介至中国，形成了中、日、西三方知识交流路径。因此，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知识流动研究，应放在西学东渐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探求，并应关注中、日、西三方的知识流动渠道。

目前，关于晚清文教界、知识界的知识生产与流动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学领域，例如江南制造总局的兵学译著、广智书局的地理学译著，以及近代上海的西方政治学译著等，这些研究领域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产生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在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之下，旧国文也焕发了生机，经过晚清以及民国初年的变革，国文教育得以重新苏醒，及至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时代，旧国文的体系进一步变革，从传统国文到现代语文的曙光乍现，千年传承的国文史，在翻译著作与西学思潮的冲击下，加之社会主义文献的传入，旧国文也迎来它的革新与破晓时刻。但对“国文教育”领域的西学东渐问题——尤其是中、日、西三方的国文知识创生与流动问题，学界的关注较少。

陆胤先生于2022年6月出版的新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全书研究了晚清新学堂背景之中，以“国文”为名的新式文学教育之勃兴，这是一部借鉴了新书籍史与新文化史的视角，用知识史的方法研究晚清国文教育演变的“创生之作”。作者认为“国文”一科既是近代知识秩序、知识载体、知识传播方式变动的产物，又涵盖了传统蒙学和古文词章之学的诸多经验，负有培养读写技能与脉延国族文化的双重使命。全书聚焦于“国文”的创生时刻，旨在从教育实践角度切入“文学”古今之变，进而探索近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笔者通读该书，深感新式国文教育乃西学东渐之产物，涉及中、日、西之间的知识生产与流动，作者在书中也反复提及了这重意涵。

书中《“实用”与“虚文”之间——近代新编尺牍教本的源流》一章（该书第七章），重点对晚清教科书的尺牍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本书的一大学术突破之处。“尺牍为人生必需之文字，童子尤喜为之，西国读本，间有杂以尺牍者，亦善法也。”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西学课本流入晚清社会，带来的变化，此处的西国读本指西洋教科书体例。书中列出的西洋教科书代表，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洪赉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谢洪赉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与出版家，为基督教杭州青年会牧师，其父谢元芳，为宁波美国长老会牧师，较早、较多接触了西文教科书。谢洪赉曾与张元济、夏瑞芳一道，积极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建活动，翻译了大量的近代教科书，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英语教学、国文教育等诸多领域，其人社会交游活动十分广泛，长期受聘于李提摩太的广学会以及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印书馆翻译事业背后的“无冕之王”与“助力者”，由于谢洪赉的生平事迹不显，仅有其弟子胡贻谷所著《谢庐隐先生传略》介绍其生平事迹，加之其人英年早逝，研究谢洪赉的成果较少。笔者也曾专门对谢洪赉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事业进行了研究，可得出一个结论：谢洪赉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事业与新式教科书的编译，正是西学东渐与中、日、西之间的知识生产与流动的产物。《国文的创生》一书关注谢洪赉的生平事迹与他的教科书翻译出版事业，这是该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所在。该书关键的研究突破在于，作者对这些近代教科书的知识源流与知识底本进行深入的梳理研究，而探究知识的底本，这是一个艰涩困难的过程。书中提及中英对照尺牍书籍在清末风行一时，如19世纪末出版的《同伴旅行指南》，就先后有美生印书馆改题《华英商贾尺牍》的汉译增注本，以及商务印书馆题为《英文尺牍》的翻印本。《国文的创生》中这部分的底本梳理问题，广泛参考了翻译史、出版史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绝佳思路，从翻译史和出版史的源流角度，探究西文教科书本身的文献底本的源流，从而研究中、日、西的知识生产与流动。目前针对谢洪赉所编译教科书的知识底本问题，学界尚无专题研究，作者认为“我得以暂时放弃以往较为熟悉的那种从精英人群或诗文文本切入的路数，转而投入一种类似社会史的做法，面对许多不知名的人物，分析大量教本的材源和脉络”。这种方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学术创见，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与研究思路，为日后研究谢洪赉的地理教科书知识底本来源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借鉴。

该书另一个重要的创新点是提供了一种“他者的视角”，即“外来的本国文”，从新西学的角度审视传统的国文教育。晚清时期，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之下，士大夫深感文字关乎国运，各种切音字、白话文与蒙学变革的方案应运而生，传统的蒙学与教育受到日本与欧洲知识的影响，例如《文学兴国策》与李提摩太的广学会都对近代中国的传统文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书中引“大清钦察出使日本国大臣裕（庚）随带东文翻译官译录”的《日本华族女学校章程》一种，内有题为“本国文”的课程，与“汉文”“习字”等科并列，书中又引美国人路义思所著《日本学校源流》，系统介绍日本学制。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充分体现了在西学东渐的宏大背景下，旧国文与新西学交织的变革，其中涉及中、欧、日的知识生产与流动。传统蒙学，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变革和新的发展。

该书堪称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开创之作，以往有关近代中、日、西的知识生产与流动的研究，多集中于近代史学发展的研究领域，如刘龙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等。而从文学以及传统教育的领域，切入蒙学与学堂的变革，《国文的创生》是一种引领。该书对文献资料和教育史着墨充实，对“国文之外”的中、日、欧知识流动的西学东渐背景描述，偏重文献考证，传统文献资料、日文资料、西文资料均十分详实，是重要的前行研究，以后的研究，可以从更广阔的全球史或东亚海域史、知识史、新文化史的视野上，对旧国文与新西学的大变局进行探求。该书在知识来源与知识底本方面的梳理，无疑开阔了知识史研究领域的视野。又广泛参考了翻译史、出版史的研究成果，为一部开研究先河的典范之作。为研究中、日、西的知识史与知识生产流动问题，以及翻译史与新闻出版史的相关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