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岛屿（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伍尔夫故居客厅里的松石绿，与室外花园的绿连在一起，人好像站在湖中的软沙之上，被浅浪推移。 （郭俏/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

伍尔夫靠敏感的神经和丰富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期最优质的清谈，与自己的时代建立了广阔的联系。去寻访伍尔夫的足迹，她性格中明艳、犀利、充满力量的一面，也许可以扶稳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

路口

搬来瑞士的乡间已有9年，诗与远方早被时间风干。远方从一个点，变成了有长度的直线。又掐指一算，已然中年，真够吓人。中年是个节点，意义和存在感的问题凸显。这里的人警告你说：要是女的情绪阴晴不定，要是男的老琢磨买他年轻时喜欢的跑车，那可能是因为：中年危机了。

我也来到了一个奇怪的路口。身体里的城市细胞开始疯狂反扑。我想念大城市的夜店、车流、新鲜八卦。总之，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我现在需要另外一种打开方式了。

那天想到这个的时候，屏幕正放着电影《时时刻刻》。狂躁发作的伍尔夫再次从小镇出走，来到火车站。伦纳德随后追来。伍尔夫茫然地对他说:“我们回伦敦去吧,待在这里我快死了。”伦纳德这次没有让步：“我没记错的话，原本是伦敦把你逼得情绪崩溃的。”

电影《时时刻刻》里，由妮可·基德曼饰演伍尔夫，并因此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被伍尔夫真正抓住，还因为前不久在网上认识的设计师安吉拉。她一发出伍尔夫在乡间住所的照片，我就马上开始查机票了。会客厅整面墙迷人的松石绿；家具、壁炉都画上了自由自在的颜色；暖黄色的灯罩上画着轻盈的羽毛，处处提示着伍尔夫敏感性格的另一面:明艳、犀利、充满力量。

她和布鲁斯伯里团体曾经在伦敦开了一扇奇异的窗。谁也不能定义她们。她们混乱，她们抽烟，她们拆掉了婚姻的规则而选择“重置”关系，她们点着蜡烛讨论人类和社会，直到半夜还在桌椅间不紧不慢地奉上茶点。

她靠敏感的神经和丰富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期最优质的清谈，与自己的时代建立了广阔的联系。她不停地失去，又不停地重建。而抵抗背后，随便一个注脚都使人摧毁:战争、躁郁症、衰老、关系实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年轻到年老的很多张照片上，却看不出迷茫，反而放射出一种“英国女子所具有的平稳的光束”。

是的，我要去看她。

故居

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就出城前往南部的Monk's House。坐火车到了雷威斯车站后，时间尚早，于是决定放弃一小时一趟的公车，走另一条徒步路线。地图上说，只要从小镇中心走到乌斯河边，就可以沿河向下游方向，一直走到村旁的桥下。

桥下遇上一个叫苏珊的大婶，她说她家就住在Monk's House的下一个路口，可以载我。在车上，她一边安抚狂吠的狗，一边说：“那栋房子听说很漂亮，你值得去看看。”我惊奇苏珊大婶竟然没去过，她说街坊住着，反而没有特别的兴趣。我问她了解伍尔夫和布鲁斯伯里团体吗，她如是说：“哦，他们那些人，关系好复杂。但那的确是挺有意思的生活，当然，前提是你也得来自伍尔夫那样的上流人家。”

沿着乌斯河徒步去Monks House, 顶着旷野上的阴云，风很大，作者称“简直是我一个人的荒原”。 （郭俏/图）

我很快就站在有绿墙的客厅里了。客厅低矮，棕色的地砖，木条屋顶几乎就在眼睛上方。伍尔夫夫妇最初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原本非常简陋，没热水，没浴室，就算按照布鲁斯伯里主张质朴随意的标准，也是极不舒服的。E.M.福斯特曾来此留宿，因为难敌寒冷，他干脆点火烧着了一条裤子，以便在“舒适的炉子”旁取暖。屋子后来经过了多次整修，比如《普通读者》和《达洛维夫人》的版税，就分别支付了两个新式抽水马桶。

让人挪不开眼睛的，是四面墙壁的绿。它几乎时髦得过分，像少女的裙子舒展在风里，就算在阴沉的天气，也分外明媚。那绿还一直奔涌到室外，与草坪和树叶相连，人站在流动的绿中，就好像站在湖中的软沙之上，被浅浪推移。屋子里到处是姐姐瓦妮萨的影子，她画的花瓶和杯子，水罐和灯罩。在卧室壁炉的瓷砖上，她还画上了戈德雷维海岸的灯塔和帆船，以便伍尔夫随时会想起，童年时全家在圣艾夫斯海滩度假时宁静的夏天。

童年时的伍尔夫，已经遭遇了大家庭幽深处的恐惧。同父异母哥哥的性侵和语言暴力，把她不断推向姐姐身边。她的一生，需要太多来自姐姐的亲吻和拥抱，“她们有着姐妹之间所能拥有的最大程度的亲近”。在客厅的桌子和椅背上作画的，是姐姐的伴侣——画家邓肯。客厅不算大，随处都有跳跃的色块和线条，洋溢着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之后的坦荡和无畏。椅子的扶手在色彩间努力伸出，弯了个迷人的弧度。雨伞和球具都放在门后，好像这家人刚刚出了门，傍晚就会回来一样。

这间屋子很快成了布鲁斯伯里团体离开伦敦之后的中心。客厅的椅子上，曾经坐着她们姐妹永远的座上客——举止风雅的艺术评论家弗莱。与弗莱的智识对谈以及结伴出游，是伍尔夫生活中快乐的源泉。椅子上还有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诗人艾略特，他曾偕同他那偏执狂的妻子薇薇安到访一次。他们站在草地上的那张合影实在入戏：艾略特与伍尔夫站在一起谈笑风生，穿着白色塔夫绸连衣裙的薇薇安，像个警惕的孩子，低头与他们分开站着，绷紧的脸埋在帽子的阴影里。照片呈现的正是他们那可怕而闹剧般的婚姻。

伍尔夫作品里不少人物的原型，就在访客当中。比如《达洛维夫人》就被认为是以莫瑞尔夫人为原型而写。这位美艳出众的贵族夫人，被伍尔夫称作“布鲁斯伯里的妖妇”，她不但有过多位知名的恋人，如哲学家罗素，同时也是伍尔夫交往多年的密友。后来布鲁斯伯里团体的很多生活场景，也通过她的日记重现。

伦纳德的肖像则挂在餐厅窗边，瘦削而暗淡，一如他沉默的存在，但“他是她生活的锚”。伦纳德专心园艺，他确保屋子里始终有开花的盆栽——双海棠、大岩桐和百合，是花开得正艳时，从加热的暖房买来的。伦纳德和邓肯一样，都是个谜。

透过松石绿的客厅窗户凝望繁花盛开的花园。 （郭俏/图）

花园里除了鲜花，还有雕塑，带着秩序的美。 （郭俏/图）

繁花

安吉拉在网上说得没错。伍尔夫的花园实在美得超出了想象。一踏进园中，就有千百种芬芳迎面而来，花叶的搭配舒缓而淡雅，带着秩序的美。我临时查到了欧石南、接骨木花、大叶菊，但这一院子的花，简直需要一本花木大全才能应付。伍尔夫常常在苹果树下散步，抬头就看见教堂灰色的尖顶。这里如今由“国民信托”照管，我猜这个组织里肯定有不少优秀的园艺师。

园中另有一栋独立的方形屋子，窗玻璃反着光，那就是伍尔夫的写作间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屋子”，“随时有关上锁上的自由”。她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可以看到窗外流动的四季，“自然这种荒凉和野蛮的状态仿佛直接出自中世纪”，正因为“所有英格兰的元素全都凑在一起了”，所以买下屋子那天，她就说“这里要作为我们永远的住址”。

伍尔夫的写作间——“一个人的屋子”。 （郭俏/图）

有记载，1929年前后，伍尔夫因为太喜爱法国南部的阳光和Cassis小镇的景色，而打算过搬离阴沉的英国。在从英国运来了部分家具之后，还是搁浅了这个计划。原因是她始终说不惯法语，这对于病态般强调语言精准的她，是绕不过去的困窘。而她住在Monk's House的早晨，则一边洗澡，一边大声读出昨夜新写的句子，借着浴室里的回声，甄别每一个字句是否组合恰当。

没有访客的时候，她会傍晚去敲伦纳德那小小的办公间，问一句：老兄你在吗？他们一起花很多时间在草地上玩板球。在伍尔夫病情加重的时候，伦纳德要一次次送她到楼上的卧室，监督她喝完镇定用的牛奶药方。

安吉拉一直在网上跟进我的行程。她说过去两年间，她朝圣般地去过Monk's House至少五次，每次站在那里都灵感迸发，“谁都无法拒绝那片绿墙，还有园中的色彩搭配，你想不出有那么多天造地设的可能性。”这使她不断在室内设计时进行大胆的尝试。她最喜欢黄昏时从伦敦开车过来，那时游人离去，她可以坐在园中的椅子上，看人走之后的冷清，看院子慢慢恢复自己的体温，“我今年新买了相机，几乎拍下了每一种花的特写。”我嫉妒她!

就在不远处的乌斯河，我要小心翼翼按住想注视它的愿望。直到后来我读到一本书，一个叫奥莉维亚的英国姑娘写了一本《沿河行》。迷恋水流的她，偶然来到这个河段，想探索伍尔夫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于水和河岸的意象。她沿河独自步行42英里，从气象、土层甚至水草世界的变迁中，找到它沉入河底的历史。迷失的意义一段段浮现，人与时间被放回到历史的暗潮中悄悄地归位。此后她反复来此地漫步，游泳，再回到现实中，一次次扶稳摇摇欲坠的生活。

雾都

从乡间回伦敦，一路在头脑里编织着伍尔夫的小电影。很奇特，一下火车，街上刺耳的警笛声和疾走的人群都蒸发了，伦敦的另一层里衬神秘地打开。伍尔夫成了引路者，带你去找她认识的伦敦。

海德公园门22号，就是伍尔夫家的原址。白色楼身，房屋高瘦，小小的门廊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砖，外墙的蓝色圆板上写着这家的三个名人：父亲史蒂芬和两个女儿的名字。伍尔夫就降生在这个拥挤的大家庭中。家中有父母，以及他们各自从前一段婚姻带来的小孩，加上伍尔夫姐弟，共有8个孩子以及7个仆人。

这里和圣艾夫斯海滩一起，是伍尔夫的童年和一切故事的开端。13岁那年，在这里，母亲去世，她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崩溃。从此生活里就穿插着一次次不可控制的崩溃。圣艾夫斯后来被她长久定格在《到灯塔去》里。而这里，父亲去世那年，她们姐弟搬走，没再回来。

伍尔夫童年时常与姐弟们去家门口的海德公园玩耍。从公园南门进来一路散步，就会看见这个镀金的纪念碑，是维多利亚女王为纪念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而建。 （郭俏/图）

不得不说，真正要读懂伍尔夫是举步维艰的。她的父亲莱斯里·史蒂芬爵士，是出身于剑桥的学者和传记家。童年的伍尔夫就在大书房里开始了阅读。她的阅读系统而广泛，她还以希腊语阅读古希腊罗马文学原著。以《奥兰多》举例，要想弄明白她作品里遍布的词条、隐喻和意象，几乎要倒逼你回读一遍英国文学史。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她的短篇和书信日记，那里有她四下伸出的敏感的触角。

伍尔夫的大量作品发表在35岁以后。那是一战前后，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被推到眼前。工业发展迅猛，街上塞满了汽车，飞机出现在城市上空，淑女们能独自出门了。新鲜的嗅觉和感知让她迅速摸到了城市的骨骼。她去看牛津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她去看码头上卸货的船只，她绕着路去买铅笔，她遥望现代办公楼里“父兄们谋生的地方”，她仔细听傍晚街道上房门相继落锁的声音。与艾略特看到工业化带来使人惊悚的同质化面孔不同，伍尔夫表现的是有点儿张爱玲式的接纳: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

胡兰成表达过对张爱玲作品的一种小景仰：爱玲与阳台外的全上海即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叫一声都会来到房里似的。读伍尔夫的短文，就有这样喜见了伦敦真身的乐趣。她于1931年给《好管家》杂志写过《伦敦风景》系列随笔。里面写她探访名人故居，尤其俏皮。她来到历史学家卡莱尔夫妇居住过的切恩街5号，一眼看穿这对神仙佳偶的真实生活有多艰辛——这里没有自来水。想要在他们的锡制浴缸里洗个热水澡，女仆就得吃尽苦头，从井里打水，烧开，再从地下室提着水桶爬上三段楼梯。伺候这对最刺儿头的夫妇，女仆的双脚早把楼梯踩得面目全非。神经质的卡莱尔太太，除了咳嗽，就是起来后不停地擦拭、清洗、捉臭虫，与女仆大打口水战。伍尔夫写道：“与其说这里是个寓所，不如说是个战场。”有趣的是，后来的房产经纪人说：只要这栋寓所能装上浴盆、自来水等现代设施，他们的争吵就能减少一半。而伍尔夫认为，如果卡莱尔有热水可用，如果他太太没有臭虫可捉，他们的故事就不会那么不拘一格了。

在《达洛维夫人》里，伍尔夫毫不客气地把伦敦当成了舞台剧的背景，让达洛维夫人不慌不忙地在里面转场:女人从年轻来到了中年，颓然发觉自己得“在中午脱去华丽的衣服”；地面有汽车和不看路乱闯的行人；晚宴仍需要鲜花、金银器、丝绸礼服。伍尔夫说自己是局外人，而她的眼神随便一撩，就把失落中年的本质看个透，“人类既没有善心，也没有信念，有的只能是增加眼前快乐的东西”。

2019年对伦敦来说，最“腥风血雨”的事件当然是脱欧大战。顶着谜一样金发的鲍里斯，操伦敦高知口音登场，正在厮杀英伦三岛的未来。在考文特花园的Balthazar餐厅，一对爱尔兰夫妇在餐桌边飞快地讨论时局。仰头看着屏幕，我忽然想，若布鲁斯伯里团体仍在，直播一场他们的辩论秀，那肯定是人仰马翻的交手。

历史的天气曾经坏得更离谱。1940年间，站在坍塌街头的伍尔夫，眼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炮弹炸毁，来不及辩论，内心已堆满了倾城的瓦砾。

我后来看了下时间表。Monk's House购于1919年，但起初那些年是用来过节和消暑的。后来战事紧张，她才在最后几年滞留乡间。从时间维度上，她不但没有真正离开过伦敦，反而是与这座城市一起走到了尽量远。事实上，战争期间，每个伦敦人都没法拥有自己的城市吧。

香气

我住的是西区一间公寓酒店。我猜屋子的女主人是个对香氛极敏感的人。洗浴间里的毛巾、香皂、浴液都有各自细致的香味，能让人想到亚马逊雨林、希腊小岛上的橄榄树、烈日下的鼠尾草。在这游丝般的香气里，我读完了伍尔夫文字极讲究的《奥兰多》。

维塔，是伍尔夫故事里另一个主角。她留胡须、穿男装、喜欢牵狗，来自声名显赫的贵族之家。这部想象力驰骋到天际的《奥兰多》正是为她而写。里面大量的宫廷花园的细节，在位于肯特郡的诺尔城堡都能找到，那曾是维塔家族的领地。伍尔夫在书里探讨了男女在同一身体里的对立和模糊，也探讨了文学和时代精神的相爱相杀。她将此书的手稿赠予维塔。维塔的后人说：这本书，是他见过的世上最长最美的情书。

屋子的香气实在太配《奥兰多》。某个时刻，它和《奥兰多》中的天色缠绕在一起，在空气里搭出一条小径。那小径带你在焦虑的年龄折返，穿过沙沙作响的小树林，来到一个宽敞的地方。你忽然认出你童年时的秋千，和夕阳里邻居小孩们的笑声。你能感觉到，肌肉和骨骼正从身体里一寸一寸地长出。

时至今日，诗歌已经不是伟大时代秘密的交流，文学也被敲成碎片，在手指头划过电子屏幕时，见缝插针地闪过。“阅读”都成了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如果伍尔夫隔窗看到了今天，恐怕也不会惊奇，她可能镇定地翻到《奥兰多》那一页:就在我们对人类的交流失去信心之时，谷仓与大树、粮垛与马车的随意搭配，会给我们一个如此完美的象征，象征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追求。

重返

我的英语老师卡米拉，在苏黎世教了几年书以后回到了英国，“原来的工作是好的，但那里时刻提醒你是个外来者”。

到她家时，书架上摆着大开本的《荒原》，我笑出声来。马上想到艾略特这个古怪的小青年，先是获得伍尔夫的赏识，在她的霍加斯出版社推出了这部使他声名鹊起的大作。随后竟然没打招呼，他就把再版权交给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费伯与费伯出版社，伍尔夫忍不住在日记中揶揄他“卑鄙”。

“你担心脱欧以后的情形吗？”我问卡米拉。

“每个人都看到了经济危机的乌云。可毕竟我回到了家乡。生活反正要重建。”

我最后去了Daunt Books书店，墙上的拱形彩釉大窗美得惊心。店主听我说完伍尔夫，抽身上了二楼，取下一本《波西米亚者》。他说书的作者弗吉尼亚“拥有这个家庭及团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她是瓦妮萨的孙女，也做过BBC的研究员。书里以词条的方式详细梳理了1900年到1930间波西米亚者们的观念和生活，是了解那个时期生活体验的极好补充。

伦敦的DauntBooks旅行书店，位于一座爱德华时期的老建筑内，被称为伦敦最美的书店之一。 （郭俏/图）

我在回家路上就预订了明年6月的行程。我要在伍尔夫最津津乐道的季节，回到河边的堤坝上，重新吹一次原野上的风。《沿河行》的作者在书中引用波兰诗人琴斯洛·米沃什的句子：伤心欲绝时，我们就重返某处河岸。是的，重返，是我认为中年旅行最稳重而诗意的形式。

郭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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