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权杀臣却能容忍他七年 他是明朝一号奸臣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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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将胡惟庸定为明朝一号奸臣，称“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胡惟庸有真才实干，否则朱元璋绝不会把这个案前小卒一步步提拔为大明首相。

文史名家温功义《三案始末》以明代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主体，展现“不世出的天才意味”，其中写及帝权与相权之争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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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从最初“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他也经历步步惊心的升职记

虽他无征战沙场的勇功，也无运筹帷幄的智名，但做实事，他事无巨细，井井有条。即便有非常的手段，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也很有本事。

电视剧《朱元璋》安排他的出场，是在朱元璋即将反击陈友谅进犯、李善长督造战船心有余力不足之时，胡惟庸带来了利诱威逼的伎俩和超额完工的佳绩。此役，胡惟庸立了大功。

在胡惟庸独掌或领衔中书省的六年里，朱元璋不断派徐达、李文忠、汤和、蓝玉等征战残元余兵、东南倭寇，接连打了胜仗。胡惟庸作为朝廷的大管家，督办粮草、兵饷，功不可没。这些史书上没写，但不等于他没有做。打仗打的是武力，更是兵饷粮饷，若胡惟庸督办不力的话，朱皇帝要追责，诸将会闹事，更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带兵大将欣然效命胡惟庸的事情。

结合《明史·太祖本纪》来看胡惟庸为相的那几年，朝廷征战无败绩，时有外国来朝贡，各地赈灾都到位，“国都始建，土木屡兴”，这都与丞相胡惟庸的能干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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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的朱元璋和能干的胡惟庸，有过一段合作愉快的蜜月期。“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隆。”（《明史·胡惟庸传》）

《三案始末》之“帝权与相权”说：“胡惟庸才始入相，明太祖对他是很满意的，因为他既比汪广洋善于任事，又不像李善长那么遇事专断，有两人之所长又无其所短，实在是个很合理想的人物。”

当初，徐达虽挂了一个右丞相，但长期征战在外，在朝也不理事。李善长独掌中书省，不时向朱元璋要权。屁股还没坐热，朱元璋把“比之萧何，褒称甚至”的李善长罢相。这是强势帝权和争抢相权之间冲突日益加剧的必然结果。

其间，朱元璋破格起用杨宪和汪广洋，制衡李善长，但两个都不争气。杨宪沉溺权力争斗，任事专断，被朱元璋诛杀，第一个出局。

胡惟庸自被李善长举荐，同汪广洋共相时，就有心施展才能，和罢相不离京、卸职仍不休的李善长达成默契，把朱元璋制约胡、李的汪广洋挤走。心愿遂成，汪被贬黜，胡惟庸放开手脚，再无所顾忌。朱元璋重新起用汪广洋，胡惟庸却成了更加跋扈的首相。汪“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

胡惟庸确是一个大人才，而非一个狗奴才。他让朱元璋感到了真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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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朱元璋把贬黜到广东做参政的汪广洋，重新起用，“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十年复拜右丞相”，也是为了解决能干的胡惟庸相权做大，不断冲突帝权的利益。

但没想到，“广洋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

朱元璋大失所望，自己的亲信心腹，竟然和胡惟庸走到了一起，进一步做大相权，威胁帝权，故而大怒，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再度把汪广洋贬至边远的广南地区。这还不解气，他追加一旨，特派专使，追赶汪广洋，追到了就宣读圣旨，“赐敕诛之。”

汪广洋之死，已成为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的磨刀石。

汪广洋被赐死后，他有一个姓陈的妾自愿殉夫。而此烈女，竟是获罪后妻女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这还了得，违背了朱元璋规定的：“没官妇女，上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朱元璋大怒，下诏法司彻查此事，丞相胡惟庸有监督不力的罪责。

看来，胡惟庸与汪广洋还做了一笔交易。胡惟庸毒死刘伯温，汪广洋知情不报，原来是回报胡惟庸默认他强纳犯官女儿做了小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