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章拯救武道 历史拐角下篇有些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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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章拯救武道 历史拐角下篇有些关节

四、诸葛亮的强硬回应

公元223年，是蜀汉章武三年，魏黄初四年，吴大帝孙权黄武二年。

这年四月，一代枭雄刘备病逝于永安。弥留之际，刘备把儿子刘禅和他呕心沥血创立的蜀汉江山一并托付给诸葛亮，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托孤”。

这年五月，后主刘禅继位于成都，改元建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益州牧，开府治事。从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开始了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时代。

“封武乡侯，是赋予诸葛亮尊贵地位；开府治事，是授予诸葛亮独立相权；领益州牧，则是授予诸葛亮牧民之权。这就是等于把整个蜀国从上到下都交给诸葛亮了。”（易中天《品三国》第三十七集“非常君臣”）

诸葛亮治蜀，用法严厉，在陈寿对他的评价中，也有“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的字眼，意思是说他有罪必罚，轻动杀戮，刑罚严苛。

于是，当时就有人指责其“惜赦”，说他吝啬宽恕。诸葛亮于是作了一篇《答惜赦》的文章，予以回复、回应，或者是回击，而且语气十分强硬：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

诸葛亮说，治理天下要依靠大德行，而不能靠小恩惠，所以匡衡和吴汉都不愿意做赦免宽大的事。先帝也说过：“我当年曾和陈纪、郑玄多有交往，每每看到他们的书启文告，对于治乱的道理谈得十分详尽，却从不曾涉及赦免宽大。象刘表、刘琮父子那样，年年都在宽大赦免，结果身死国灭，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这篇短文中，诸葛亮提到了五个人：匡衡，吴汉，陈纪，郑玄、刘表。

匡衡，是西汉经学家，汉元帝时位至丞相。匡衡认为：“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汉书·列传第五十一》）大赦之后，巧佞奸邪没有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紧跟着又入狱，这是劝导百姓不得要领呀。

吴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位居第二。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吴汉病危，刘秀亲临探视，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吴汉回答：“臣愚无所知，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后汉书·列传第八》)我是个愚笨的人，只是希望陛下用宽时要谨慎，不要轻易大赦。

陈元方，即陈纪，魏国陈群的父亲，官至尚书令；郑康成，即郑玄，大学问家，官至大司农。这两个人是刘备的师友一辈，按照刘备的说法，这两位都是主张用法从严的。

刘表是反面教材，曾经的荆州牧。在陈寿看来，他和袁绍都属于“外宽内忌”，既然是“岁岁赦宥”，《刘镇南碑》也称其“刑清国兴”，大概是属于宽而无度一类的领导者。

诸葛亮的意思是，百姓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的缘故；君主赦免百姓的小过，百姓却会犯下很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小过错所形成的；小恩小惠，待民以宽，非但不能劝导人们向善，而且是引导人们去犯罪。

这就是“立法如渊”。

“立法如渊”，就是通过“重其轻者”，对犯轻罪的人处以重罚，使“轻者不至，重者不来”，以达到“以刑去刑”，也就是用刑罚来消除刑罚的目的（《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这也是法家一贯的主张。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也反省说：

“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暗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资治通鉴·唐纪八》）

这一条，还被记入了《贞观政要·论赦令》：“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

田里面长杂草影响作物，赦免罪犯危害良民。对罪犯姑息宽容，实行赦免，只能对作恶的小人有利，对善良的百姓是不幸的。朕不敢轻易大赦，就是怕会纵容小人犯法呀。

好人是不会作恶犯法的，违法乱纪的多是坏人，所以，大赦宽宥的恩德，都落到了这些作奸犯科的不轨之徒身上。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比如费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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