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傲慢与偏见（环时深度西方频频）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蒋丰 潘秋辰 青木 吕 克 李文 陶短房 郝爽言 丁雨晴】眼神阴鸷、眼影厚重、脸色暗沉、手戴护甲……这是《迪奥与艺术》展览上海站一幅摄影作品的中国女性形象，因为其“观感极度不适”、有“丑化亚裔形象”之嫌，在国内引发强烈反感。拍摄这张照片的中国摄影师陈漫被质疑“盲目迎合西方的刻板印象”。也有人认为，“罪魁祸首”是迪奥这一来自法国的时尚品牌——它既然发布出来，说明对此照片持认可态度。昨天，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陈漫正式道歉，而迪奥也发表声明强调，“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人民情感”。此次风波或许就此平息，但这绝不会是西方涉嫌“丑化”亚裔的最后一起争议。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这类事件背后，究竟是东西方审美观的激烈碰撞，还是西方种族主义在作祟？

当听到“这是亚洲人”后，一名日本女性说：“你搞错了!”

对于这张迪奥照片的观感，《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多名外国人，得到的答案很不一样。“眼睛吓人，整体氛围有点诡异。”美国画家尤兰达看到照片后，望向记者的眼睛说，“她和你的眼睛就长得不一样”。尤兰达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是中国什么年代的人物，古代吗？不对啊，她手里捧着一只迪奥的包。雀斑本来应该能展现出一种活泼可爱的气质，但她却不可爱。这样的中国女性长相，跟我在现实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将照片打印出来，在东京艺术剧场外的喷泉广场上随机采访了4名日本人。“这是非洲部落的女性吗？”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第一眼看到照片时问道。当听到“这是亚洲人”的回答后，她瞪大了眼睛，猛地摇了摇头，用愤怒的语气对记者说：“你搞错了！”接着来了一名年约六旬的女性，曾是一所私立大学的讲师。她看照片的时间长达一分钟，然后用一种探究的口吻对记者进行“介绍”：“从发饰看，我认为这是生活在中国云南的少数民族女子，但是她的眼部特征又像典型的蒙古族人。只是要说中国人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汉族。”

一名日本男大学生则是很愤慨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对中国乃至亚洲女性的“侮辱”，“欧美人太闭塞了，总是居高临下地看亚洲国家”。而在一家商社工作了40多年、曾常驻美国和新加坡的男性采访对象则讥笑着说，这是欧美人“凭想象创作出来的神秘的亚洲人”，“他们分不清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越是跟欧美人具有明显的外貌差异，越符合他们的想象。

欧美人分不清亚洲人的长相，这也是韩国男演员朱智勋最近接受外媒采访时被问到的问题。11月初，他登上德国《MR ICON》杂志封面。有韩媒称，这家杂志在采访中提到了一个“略带种族歧视性质”的问题，即“听到亚洲人长得都一样，你会不高兴吗？”“在我们眼中，白人也长得一样，只有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长得不一样。”朱智勋的回答被韩国舆论认为“幽默风趣，又予以了回击”。

在谈到迪奥这张照片时，《环球时报》记者一名韩国朋友则认为，妆容是有些丑，但更多地可以从其想要表达的含义去理解。在她看来，迪奥想传递出女性对品牌包的需求和欲望，“她的眼神便强调了这一点”。她认为，每个地区的审美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西方无须迎合东方的审美”。

法国教师雅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虽然他不喜欢这样的作品，但能理解摄影师的初衷：刺激视觉，从而让人产生一种新奇感。雅克认为，单眼皮、小眼睛等“亚洲人的特征”很有味道，欧美人大眼睛、双眼皮等外貌特点“颇为单调”，“人们的审美具有多样性，保持一定宽容度是有必要的”。

有关东西方“审美差异”的争论，最近几年一直存在。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VOGUE》杂志美国版2019年的一期封面照片起用“有着很宽的山根、远距离的眼距和细长眼睛”的中国模特高其蓁。而日本国际名模富永爱是欧美人眼中的日本乃至亚洲的“形象代表”，但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她却屡遭人身攻击，甚至有网民称她是“爬虫类女”。富永爱在自传中还写道，由于个子过高、长着单眼皮，她从小学到中学都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甚至尝试过自杀。

著有《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一书的法国人J·贝尔尼认为，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审美观有很大差异，前者喜欢的其实是欧洲人的一些特征，比如更偏爱白皮肤、高鼻梁、瘦脸蛋、大眼睛、双眼皮、瘦体型的女人。

亚洲许多国家的人都习惯以白为美。美国Vogue Business网站曾报道称，2019年全世界共售出近6300吨美白产品。其中，在印度销售的近80%保湿霜都声称具有美白功能，此类产品在包括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市场的占比超过50%，在中国该占比约为30%。

德国摄影师：对西方人而言，这具有冲击力

“美的标准不是千篇一律”，这是认为迪奥照片没有问题的一方的主要观点。在法国从事艺术广告行业的露易丝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世纪末以来，时尚界的很多广告、摄影作品追求的就是与众不同和创新，因此人们可以见到“惊世骇俗”的作品。“一旦一幅作品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成功。美的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时尚界的作品并不一定要按照普通人的审美作为其标准。”

在巴黎大学任教的皮埃尔也对记者说，时尚界的摄影作品往往超出商业广告的范畴，需要用“艺术的角度”去看。他认为，互联网时代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诸如东西方审美上的差异等问题可能却强化了，“引起的观念冲突或许更加激烈”。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德国柏林自由记者兼摄影师艾米莉亚看到迪奥照片的第一反应，印证了前述法国采访对象的说法。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照片中的女性形象对于像她这样的西方人而言，很具有冲击力，“显示出摄影师的水平和艺术创作能力”。

但艾米莉亚同时表示，“如果翻阅欧洲书籍就会发现，此类形象比比皆是，迪奥照片中的人物具有西方视角下的亚洲女性的典型特征”。她说，除了中国，西方人对亚洲其他国家女性也都有“固定审美”，比如日本女性往往以艺伎造型出现，韩国人则穿着韩服。“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审美占据着世界美学的主导，这也导致欧美很多人都会按照对亚洲女性的一套刻板印象去进行创作。”

有分析称，西方国家在艺术上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也将自己对审美层次的理解排序掺杂其中，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成为供西方人辨认的“他者”。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23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西方之间的审美存在距离，这一方面存在偏见或价值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眯眯眼、大脸盘等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已经存在至少一个世纪，“虽然有很多反思和批判，但在我们看来，并未产生实质效果，在一般西方大众和社会认知里，这种刻板印象往往仍会习焉不察”。

西方人对亚洲人有“刻板印象”这一“历史问题”，可以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华裔形象变迁探知。“在我整个演艺生涯里，我扮演的不是纵欲过度、抽鸦片抽坏脑子的妓女，就是带有危险异国风情的东方妖妇……人们就希望我这样长相的人来扮演这类角色！”这是好莱坞第一代华裔女星黄柳霜晚年时对自己“银幕形象”的总结。由此可知，她那细眉、大眼、齐刘海的经典造型给她带来的是困惑和懊恼。

早年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华裔形象不佳，与当时社会“排华”严重背景有直接关联。1895年的默片《中国洗衣店场景》被认为是最早出现华人形象的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华裔洗衣工形象猥琐，被警察到处追逐。好莱坞一个著名的反派角色是傅满洲，其邪恶的中国巫师形象一拍就是十几部，细纹眼与八字胡造型相结合的形象给西方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难得有《大地》中塑造的正面中国女性形象，好莱坞片厂也选择白人演员来演。这种状况随着上世纪70年代李小龙的横空出世有所改变，“动作明星”开始成为华裔演员的一个标签，如今，杨紫琼、刘玉玲、温明娜都是类似定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西方人的“亚洲审美”已经更加多元。比如主演《摘金奇缘》的吴恬敏、《永恒族》的嘉玛·陈都是比较符合现代审美观的“大众美女”。在欧美国家起用的男演员方面，主演美剧《荒原》的吴彦祖形象帅气，主演《尚气》的男主角刘思慕则气质沉稳、身形精壮，给人一种可靠感。另外，西方主流广告及媒体上的“亚洲美”与亚洲主流已越来越接近。

美国媒体人问：为何要使用这么多陈旧的元素？

对于迪奥照片此次引发中国人强烈反感，美国画家尤兰达表示理解。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家企业仍然固守着西方社会很早以前的“审美观”，它跟不上时代了。“一个大品牌面向亚洲市场宣传，肯定需要符合本地审美才能被市场接受，这样没有美感的作品，如何令人心向往之？与其将这次事件归咎于审美差异，不如说迪奥应该让自己的审美水平与时俱进。”

“迪奥在上海办展览，目的肯定不是‘辱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做法就太傻了。”德国汉堡媒体研究学者费利克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引发这次争议的原因是企业和摄影师的“无知”，“说到底，这是西方人在处理亚洲市场事务方面的敏感度不高导致的”。在他的解读中，这种照片可能是想展现传统的亚洲女性形象与精致的迪奥产品的一种“反差”。

美国媒体人迈克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失败营销，经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此类国际奢侈品牌肯定想要吸引中国市场，然而这次迪奥却踩了‘种族主义’的雷。”他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所周知，不同民族都会被贴上一些约定俗成的标签。这幅作品充斥着陈旧的‘亚洲人标签’，并不符合现在亚洲人的外貌特征，这不是种族主义是什么呢？如果你能考虑到受众群体的感受，就不会只顾着视觉冲击力而忽视他们的心理了。”

那么，如何界定“审美差异”和“种族主义”呢？迈克认为：“一般而言，人们对‘美’和‘丑’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如果你专挑丑的、过时的元素去描绘一个群体，那么这就是种族主义。为何就不能用美的元素来塑造一个群体的形象呢？”

“审美差异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界定问题很复杂，”张颐武表示，“但若刻意凸显一种差异，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了偏见。”他也强调，西方品牌在宣传时要照顾本地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如果不考虑相关问题，就容易受到抵制，这对品牌声誉和价值来说也意味着很大折损。

近年来，西方企业一方面十分看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另一方面也经常陷入“丑化”“歧视”等争议。费利克斯认为，这种“矛盾性”要归咎于欧美国家习惯于“高高在上”，不去主动深入了解亚洲社会，“或者当他们为此承担一定后果后，会进行有效改变”。张颐武认为，如果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亚裔群体能对此类争议做出坚决、强硬的反应，那么西方品牌也会重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