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查案幕后黑手（和珅与吉林参务案）

一些老地名，往往就是历史的向导，可以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遗憾的是，好多老地名已经消失，我们在历史的门槛前也就经常迷失路径……

一

老吉林城迎恩门外粮米行边，原有一条局子街。街名局子，只因吉林将军衙门的官参局设在这里。旧日档案记载：官参局建于乾隆二十八年，有正房、门房、穿堂各5间，东西厢房各3间，气派轩敞，不输于将军衙门。而这条街也确是流金淌银之地，一切参务管理事项，都要在此营办。外埠商人来吉采买人参，要先行到局申领“红票”，方可到参厂认购。“刨夫”（采参人）入山前，也要到此领取“参票”和“路引”（路条）以及口粮锅灶和衣履。出山后，要检验参枝数量，检查是否领票采挖。交完官参，出售余参，参商要到局交税，办理出关手续。此后，对收缴的官参，要一一装匣封固，派员进京呈送。

今天，往昔的繁华都已消失。官参局的老房子毁了，局子街的街名也消失了，而乾隆末年震动朝野的一桩参务大案，更是少为人知，一些微弱的余响，也已被历史的喧嚣吞没……

乾隆末年，吉林城迭遭天灾人祸：乾 隆五十四年，吉林大旱，米珠薪桂，物价腾涨；乾隆五十六年、乾隆五十七年，皆在4月里大火烧城，房屋店铺，大半被火神焚毁一空，“富民则家多中落，贫民则身乏衣粮”。

按照定例，每年一过谷雨时节，刨夫便要陆续进山采参。其时百草未生，参芽初萌，最是便于识认，这叫做“放芽草”。到了八九月时，参花顶心结籽，红红的恍若灯盏，明眼人隔着很远就能发现，此谓“放红头”。可是，连次大火，将刨夫进山所需的帐房、锅具、衣粮等尽行烧毁，官参局只好再借官款重新置买，这一款项称“接济银”。刨夫出山之后，再以变卖余参之钱归还官参局。

尽管如此，乾隆五十九年的参票发放也还是出了问题，并最终引出一桩大案。

二

初时，吉林官参局可放参票1400张，以后减至800张，待到后来更减至500余张。刨夫不愿领票进山，也是原因很多：一是参源减少，不易采挖；再则官家税费逐年提高，更兼揽头（经纪人）苛虐盘剥，刨夫所得无几，甚至劳而无获，弄不好还要倒贴，欠下官家的接济银，因此自愿申请领票者日少。参票递减，上交京城内务府的人参自然也跟着减少。贡品少了，贡送任务完成得不好，皇帝老大不高兴，掌管此事的将军难免受到苛责和处分。

都尔嘉任将军时，据实向皇帝奏报参票少发之数，说了真话，就受到皇帝批评。以后，为避免由于短放参票而获咎，数任将军都是敷敷衍衍，以虚数呈报。时任吉林将军的恒秀本来曾想据实奏报，将短放原因一一说明，可是有都尔嘉前例在先，一时也犹豫不决，终究又怕“不能如前任所放之数，似属无能，有关颜面”，便多报了。可报是报了，怎么发出去又是一回事。在与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等处副都统索喜、那奇泰和参务局协领诺穆三商议参务事宜时，诺穆三提议，将短放的580张参票，以摊派的形式发给商家铺户和民户，由其自行安排：可以雇取刨夫采参，也可以银钱相代，交银者每票200两银钱。恒秀似觉不妥，可是又别无他策，踌躇徘徊间也就答应了。

经过一番周折，参票是发下去了：发给商家铺户180张，发给民户400张。又是一番催促后，事情也见了些眉目：领了参票的商家铺户多数不愿进山采参，情愿交纳银钱，前前后后总计交了3万多两。唯有那些民户迟迟不办，不说进山也不说交钱，只是一味地搪塞推托。诺穆三派人接二连三地催促，也还是不见行动。

恰在此时，新任吉林副都统秀林到任。此人原为京城吏部司员，皇帝赏了他一个副都统衔去新疆库车办事，在疆4年，改任吉林副都统。他刚一到任，就有民户多人簇拥着来衙门前喊冤，说是官参局强行摊派参票，勒索民户，刮取民人银两。秀林经过查访，认定情况属实，马上写就奏章，快马送往京城，要求查办诺穆三等人。

这边恒秀也听说了民户的控告，知道事情弄糟了，立即派人向民户要回参票，打算进行弥补，可是已经晚了。

秀林的奏章，不仅指诺穆三勒派民户，还指官参局十数年来亏空官银16万两。如此巨大的亏空数额，自然令乾隆震惊且震怒，立即派福康安、胡季堂、松筠等火速赶往吉林办理此案。

这些亏空，多为刨夫们历年拖欠的接济银。一夫进山，所需接济银要在20多两，十数年间，越积越多，以至于积累成巨额。恒秀和诺穆三等人原以为如数摊放参票，民人或照例交参，或折价交银，如此办理，不但参额无缺，可以如数完成贡送任务，且可匀出银两，抵补刨夫积欠，不过二三年即可全行补足亏空，哪知竟捅了娄子。

三

福康安官为大学士，胡季堂是刑部尚书，松筠为侍郎，三人都为朝廷高官，又都是皇帝宠臣，派此一干大员来审办此案，可见皇帝对此案甚为重视。时为乾隆五十九年，一干人日夜急行，在正月十九日行抵盛京（沈阳），二十七日到达吉林，下马伊始，即行审讯。恒秀自知理亏，先是自辩，然后讨饶，说是此事“一错百错，愈办愈拙”，“理宜恪守原定章程，妥为经理……今既求将库项亏短情节参奏于前，又私自通融办理，实属任意妄为”。查来查去，最后认定亏空库银16万余两。福康安在奏折中说：恒秀“实由心性糊涂，罔知利害，与有意玩法营私者似尚有别”，可从轻发落。对亏空银两，可由亏空之始的将军都尔嘉、麟宁、恒秀并同城副都统及局员在两年内赔付。诺穆三可按监斩候律例，限其在两年内设法完交所定数额，然后减等发落。

乾隆看了奏章，大为恼怒，当即发出谕旨，严词批评三位办案大臣，并以600里加急的飞骑驿使，火速将谕旨发往吉林。令乾隆震怒的原因是：福康安未到吉林时，秀林即已奉命审理此案，查得诺穆三等人情知此事败露，必受查究，已先行将账册暗地里改换作假，并与同案人证及铺户等串通供词，以求掩饰，不露真相。此中的另外一个情节则是：福康安与恒秀为姑表兄弟，属于亲属。福康安显然是曲意说情，意在开脱，案件调查也是敷衍塞责，弄得不明不白，一塌糊涂。乾隆又焉能不怒？

在谕旨中，乾隆严究三位办案大臣之责：诺穆三等人串通供词，你等为何不知？诺穆三家住宁古塔并置有产业，为何典卖产业，移往吉林？其中有何隐情？其贪污官参局数千两银钱，知也不知？“福康安等于此一节，并未一语究诘。”至于恒秀，“身为将军，到任后明知参局亏短缘由，并未据实参奏，复私派无干民户，其罪实无可诿。试思各省地方官，如有亏短库项，私行摊派，累及百姓者，应得何罪？”福康安“特加简派，自应秉公执正，方为无负任便，乃瞻顾亲谊，曲庇局员……岂能于朕前调停混过”，显系“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福康安如此，胡季堂则以不懂满语相推诿，作为刑部官员，诺穆三贪污一事“情节显然，朕一经披阅，即行看出。胡季堂久办刑名，岂竟见不及此？乃亦置之不问”是何作为？

乾隆最后申明：将福康安、胡季堂、松筠交部议处。

三位办案大臣看了谕旨，诚惶诚恐，急忙向皇帝发出请罪奏折。

不久，此案裁定：将首犯诺穆三斩首，家产抄没入官。恒秀先是判死，后又被判免死，罚在家闭门思过。与诺穆三勾结作案的参务帮办托蒙阿流放新疆。亏空银钱，除将诺穆三等抄没家产抵补外，缺额由历任将军和参局官员按年赔付。

这年10月里，吉林将军宝琳死，秀林接任吉林将军。

四

值得关注的是，此案中另外一个有趣的情节是，在给三位办案大臣的谕旨中，乾隆同时也批评了一向得宠的和珅。

原来，乾隆察觉福康安瞻顾亲谊，可能耽误案情审结后，曾命和珅复审此案。但和珅也是“瞻徇情面，将就完案”，应付了事。而令军机大臣写奏折，“军机大臣办复意有瞻顾，迁延观望，并未即日拟旨进呈”。乾隆命将和珅和军机大臣一并交部议处。

和珅贪婪，办事却甚是洒脱干练。乾隆四十五年正月，皇帝命其去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到后，先是拘其管家，取得第一手证据。在铁证面前，李侍尧很快认罪。办理此案，前后不过两月，和珅因此提升户部尚书。如今，和绅将恒秀、诺穆三一案匆匆了事，“将就完案”，显然是内有隐情。隐情是什么呢？乾隆没有说破，但朝中许多人都已看破：乾隆65岁时，将小女固伦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为婚，和珅和皇帝由此成了亲家。而福康安乃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由此也就与和珅套上了亲戚。倘若从严办理此案，让福康安的颜面又往哪里去搁？

这些官场上的潜规则，是不能说破的。更深的隐情则在和珅倒台时才暴露出来。查抄其家产时，得大东珠60余颗，每颗重2两多；得人参680多斤；得珍珠手串200多个。其中的大东珠，比皇帝御用的冠顶宝珠还大。这些东珠、人参，从何而来？有多少是接受的贿赂？朝中许多人自然是清楚的。

在专制的土壤间，腐败必不可免。在遍结于京城内外的关系网前，甚至皇帝也无可奈何。说是将福康安、和珅等交部议处，也只是说说而已。此时的乾隆已84岁。68岁时，他曾对群臣宣谕：“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于太子，归政退闲。”这时离其宣布的退位时间还有一年多，老人御政，心底总难免有些苍凉。在谕旨中，他特别强调：“朕今年八十有四，幸叨昊眷（老天照应），精神强固，办理庶务，巨细靡不躬亲，于臣下功过，权衡至当……内外大臣，尤当仰体朕心，倍思勤惕，以期无负朕谆谆训诫至意。”

谕旨是写给办案大臣的，其实是说给朝中所有臣僚的，算是总结，算是警告，一桩大案，也就此几分明白、几分糊涂地了结。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场戏散了，戏中人物的故事并未结束。秀林在吉林将军任上也未善终。嘉庆十五年，以栽植人参充当山参的“秧参”案发。秀林将侵占的银两暗送属下，令其代缴官亏，代为修房，赠送节礼，但最终败露自尽……（消息来源/江城日报，作者/高振环。除原配图外，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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