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斌简历（翟元斌曹辉）

抚顺雷锋纪念馆雷锋日记长廊

70年风雨兼程，70年沧桑巨变。

9月23日，“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参观。

从1949年到2019年，成就展采用编年体形式，带领观众沿着“时光隧道”，跟随历史年轮，全方位回顾和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光辉历程。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的这条新中国70年“时光隧道”里，《雷锋日记》静静陈列在展品柜里，与来来往往的观众一起诉说历史，展望未来。

作为湖南人的典型代表，雷锋和以他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坐标。那么，《雷锋日记》背后，到底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说到雷锋日记，有着“雷锋的日记”与《雷锋日记》的区分。

前者是指雷锋遗留下来的日记本、记事本，上面散记着雷锋成长过程中的事件、想法。后者则是指1960年12月1日，由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雷锋15篇日记以后，逐渐成型的公开出版的雷锋的作品。

如果说，此前雷锋日记还属私人物品的话，《雷锋日记》便从一个纯私人的物品变为社会公共财富。

雷锋遗留的日记本、记事本共有9本，其中有一本是没有用过的。其余8本若按雷锋成长经历来划分的话，有3本是雷锋参军前写的，时间跨度在1958年至1959年；另外5本是雷锋参军后写的，时间跨度在1960年至1962年。

雷锋遗留下来的日记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完全是日记体裁。

雷锋参军前的3本日记本中只记了少许日记，其余多数是他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的笔记。参军后的5本日记本，也是日记和学习笔记混写在一起的。如果是写日记，雷锋便在上面标明年月日；如果是笔记，一般没有年月日。正因为雷锋日记的这种特点，所以在以后准备正式发表、出版时，便有一个筛选、整理的过程。选辑出版的《雷锋日记》120多篇，多数选自雷锋参军后的5本日记本，少数出自雷锋参军前的3本日记本。

对雷锋日记有组织、有系统的整理共4次。第一次是在雷锋生前，另外3次是在雷锋牺牲以后。

第一次整理雷锋日记，是1960年11月至12月间。

1960年冬季，沈阳军区开始宣传学习雷锋的活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全军即将展开“两忆三查”教育活动。雷锋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条件下，被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发现并广为宣传的。

在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雷锋到各地作忆苦思甜报告前不久，沈阳军区前进报社从一篇来稿中发现了雷锋这个先进典型。报社十分重视这一情况，经过研究，当即决定请当时由嵇炳前负责代管的新华社军事记者佟希文、李健羽前去采访。

在这次调查了解过程中，嵇炳前在沈阳市雷锋作报告临时住的办公室床上，发现了雷锋的日记。在征得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副部长王寄语同意后，嵇炳前把借来的几本日记本交给时任《前进报》编委董祖修，让他看看能否摘录发表一部分。董祖修连夜翻阅了雷锋日记，第二天便做了可以摘登的汇报。

在这次整理雷锋日记过程中，董祖修见到了雷锋，并向雷锋说明了整理日记准备发表的情况，雷锋表示同意。

1960年12月1日，整理后的雷锋日记在沈阳军区机关报《前进报》上首次发表。总题目是“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并加了编者按。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共摘发雷锋自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15篇日记。

第二次整理雷锋日记，是1963年1月至1963年4月。

雷锋牺牲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批准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前进报》为了进一步宣传，1月20日由董祖修选辑，经报社领导初审，沈阳军区政治部审定的32篇雷锋日记又在《前进报》发表。其中包括1960年发表过的雷锋日记15篇。

召开“雷锋班”命名大会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提供了部分介绍雷锋事迹的材料和由《前进报》社摘录、发表的日记。会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纷纷发表雷锋日记。雷锋日记摘抄开始同全国人民见面。

当时，前来采访的人很多，有出版社要求出版雷锋日记。沈阳军区政治部认为，雷锋出自部队，雷锋日记还是交军队出版社出版为好。会后，董祖修从军区文工团借来10人，抄录雷锋遗留的日记、笔记。抄写中特别强调：要保证准确无误，忠于原作，抄写后必须仔细核对；抄写的时候要使每天的日记独立成篇，不要连在一起，以便灵活选用。这样，一部完整的、准确的雷锋日记抄件3天时间完成。

1963年2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后，周恩来总理曾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事迹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好。同时告知，《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作，周总理好像在哪儿见过，希望认真查实，搞清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记别人的话，对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落实周总理指示，沈阳军区政治部迅速将核实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董祖修。董祖修带领一班人仔细查对当时在军内外报刊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摘抄，发现《前进报》最初刊载时的毛病也出现在其他报刊上。但总的来说是忠于原作的，是符合实际的。

不久，雷锋的9本日记本、笔记本，连同雷锋的其他遗物一起，被征集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珍藏在那里。

第三次整理雷锋日记，是1972年12月至1973年8月。

1972年12月，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十周年前夕，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会议通过的规定，沈阳军区负责提供与审定了一本新的《雷锋日记选》。这本书稿，由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洪建国负责初选；沈阳军区政治部党委按照总政关于“由沈阳军区负责审定的要求”，责成组织部长张力军、宣传部长栾绍光、前进报社副总编辑董祖修组成审查小组具体执行总政治部的指示。1973年8月，新的《雷锋日记选》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四次整理雷锋日记，是1990年3月。

1990年3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再次整理出版《雷锋日记选》。这本日记选纠正了原来版本的不足，增添了新的内容，更好地反映了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的好教材。

1963年1月下旬，沈阳军区召开“雷锋班”命名大会后，雷锋事迹广为传播。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与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编写《雷锋的故事》，于1963年4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认真审查处理雷锋日记抄件，共选辑了121篇，约4.5万字，于1963年4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雷锋日记》。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第一本内容丰富、文字准确的《雷锋日记》，满足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需求，也成为对雷锋的永久纪念。

《雷锋日记》的出版发行，与其衍生的出版物如《雷锋的故事》等，很难分开计算。因为《雷锋的故事》一类图书中往往也包含有《雷锋日记》内容。

据查，在国家图书馆和版本图书馆两个保藏当代出版物最完备的国家书库中，见到的《雷锋日记》及其衍生的出版物不尽相同。剔除重复品种，从1961年到1966年共有54种；“文革”中从1971年开始共有21种；1977年到1998年，见到的不少于382种，总共457种。盲文出版物至少有1种。另外，日本在1964年鸠书屋出版《雷锋的故事》日文译本，韩国实践文学社出版朝鲜文版《雷锋》，和前述国内版本加起来共为460种。见到的文种则有中文、朝鲜文、英文、日文等8种文字。据说泰国曾经印发过雷锋的书。这么多品种和版本，印数的统计便有些难度了。

《雷锋日记》的出版有几个高峰：1963年毛泽东等题词后，到1966年出版52种。1971年周恩来批评了当时的“出版口”不出版这类书后，有21个新版本问世。从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两度重提学雷锋，到90年代初党中央再度号召学雷锋，出版了382种涉及雷锋日记及研究雷锋的著作。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有关学雷锋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学雷锋提供了行动指南。随之，各大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雷锋的书籍和《雷锋日记》。

《雷锋日记》的出版，价值非常大，它是解读雷锋精神的第一手资料，是探究雷锋成长道路的钥匙，也是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活教材。

雷锋爱写日记，爱写心得笔记，翻开他留下的一本本日记，那些珍贵的心语记录，承载着他的业绩和思想，从昨天走向今天，从今天走向未来，使他那高尚、纯洁、智慧的灵魂，永远充满着时代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