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必背100句论语（国学讲座论语三大智慧）

记者：文/许珂 图/王翟

刘立夫做客国学讲座

《论语》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以仁学为核心，深刻阐发了为人、为学、为政三位一体的智慧，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它穿越了两千多年历史隧道，至今不仅未减其色，而且历久弥新，正在重新焕发蓬勃生机。近日，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立夫做客国学讲座，带领大家跨越千古的沧桑，探究《论语》中的人生智慧。

《论语》的智慧之一：

学习是知识经验代代相传的惟一途径

儒家学派重视个体的自身修养，其人生发展规划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自身素质，把修身排在第一位，也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学习对于个人素质的重要性。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置人格培育于知识教育之上，提出教育的目标在于“学以成人”。

《礼记学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其意思是玉不加琢磨，不能成为器物；人若不学习，亦不会明白道理。因此，古代的君主建立国家，治理民众，都把教育当做首要的事情。清初大才子金圣叹回答别人问他不做官的原因时，曾说：“学而第一，为政第二。”金圣叹用为政做官来与学习比较，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论语》的开篇就是关于学习的，劝解人们学习了新知识，要时常温习它，把好学的行为当成是快乐的源泉。其后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提到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的意思是：我十五岁就立志学习，三十岁说话做事有把握，四十岁就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迷惘，五十岁就能够得知天命，到了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辨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越规矩。孔子以自身的经历来说明必须重视学习，劝诫人们要在年轻时立志学习，不断增加自己的学识，慢慢地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这样才能做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同时，孔子还强调“学”。他认为，“学”不仅是指学习各种知识性的学识，还是指对自身修养的培养，就是俗话说的学会做人，这里的人是指符合儒家素质的人，具有“仁”和“礼”的素养。孔子说：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意思是，君子学习时要注重自身的行为要庄重和对生活要求安贫乐道，就可说得上是好学了。

学习除了要有“废寝忘食”的好学精神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孔子认为，还要“温故而知新”，不断地“学而时习之”，把学过的知识牢牢地记在心里，进行独立思考，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要懂得辩证地对待学和思的关系，避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此外，孔子还认为学习可以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身边的人和事都可以是自己的老师，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二是学习的时候，既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又要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和不足，并用此为鉴来反省自己。

《论语》的智慧之二：

做人要讲求君子之道、孝道、交友之道和修养之道

《论语》一书主要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及孔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它不仅是在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在讲做人之道。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时代，针对当时天下无道的状况，孔子主张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此，他提出要正名，恢复天下正常秩序，而正名的关键在正人，正人的关键又在正己，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因此《论语》思想的核心就是“正人”，教导人们如何做人。

首先，做人要遵循君子之道。

“仁”是君子的基本要求，是君子人格的核心所在。孔子把仁爱看作君子一生的追求，君子要处处体现出仁善之心，为此，孔子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义”是君子的一种重要价值取向，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在对待“利”时，不会因为物质的诱惑，而迷失自我。儒家并不一味地反对追求利欲，但更注重的是，在获取物质利益时，要“见利思义”，对物质的追求要符合道义，不按照道义而取得的利益对孔子而言是不屑一顾的。

“礼”是君子衡量言行举止的重要标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君子言行举止要特别符合礼仪规范，“不知礼，无以立也。”在日常生活中懂得为人诚恳，尊重他人，懂得谦让，这样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立足社会。相反如果行为处事不遵礼制，就会带来危害。

其次，做人要讲究孝道。

孝道是社会伦理的核心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论语为政》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此，孔子认为孝不仅仅是养活爹娘，简单满足父母的衣食住行，如果对父母没有敬重之心，就跟养狗养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孔子提出了以“敬”为核心内容的孝道，强调对父母的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道不仅包括对父母物质上的满足，更包括对父母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慰藉。

同时，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还必须做到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要做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大意是说儿女侍奉父母时，如果父母有什么过错，要委婉劝阻，和颜悦色，即使自己的意见没被听从，仍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虽然忧愁，但不怨恨。这是孔子在强调子女对父母还要孝顺，顺者为孝，必要时给予父母一些生活习惯和爱好上的包容和尊重，让他们精神上能够愉悦，才是真正的尽孝。

再者，做人还要求交友之道，主要是对朋友的选择、对朋友的态度、与人相处等几个方面。

《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交友原则：亲近益友，远离损友。鼓励人们要多结交那些正直、守信用、知识广博之人，而远离那些虚伪奸诈、自私自利、阿谀奉承、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之人。 在对友态度上，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朋友说什么就是什么，要看他是如何去做的，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朋友的为人，交到可靠的朋友。当面对朋友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时，应该做到忠告而善道。

最后，做人还要有修养之道。

孔子主张在品行方面不断完善自己，达到做事恭敬认真谨慎，通过修炼自己，达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加强道德修养就必须要不断地反省自我，即“自讼”，在此过程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多从自身找原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论语》的智慧之三：

为政者要用“德”来理政，要有仁爱之心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从政标准，主张以仁爱为本，礼法兼用，为历代执政者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善治”蓝本。

《论语》中关于“理政”的内容占了不小的一部分。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多数都读过《论语》，很多人都有意识地利用《论语》中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北宋宰相赵普曾对宋太宗言：“半部《论语》治天下。”故《论语》中的为政智慧，有必要进行总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曾多次提到要用“德”来理政，“德”即美德，其乃心中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之物，为为政之枢机，为政以德，不施苛政，则民从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门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礼治。“为政以德”并非不用“法”，“法”亦为“为政”所不可或缺的。汉武帝时，虽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实际上施行的是“外儒内法”，当时的治国方法，是儒、道、法三家融合后形成的。如何“为政以德”呢？有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临事谨慎专一，守信用，节约财务，以爱人为念，使用民力，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此即为“为政以德”的一些具体表现。

“礼”同样是《论语》中很重要的概念。春秋时期，礼乐崩坏，周王朝四分五裂，正是在这个时候，孔夫子奔走于各国，呼吁各国国君恢复古时礼乐制度。他认为这样的话，战乱将会得到平息，周王朝将重新“郁郁乎文哉”。然而，他在许多国家碰了壁，他的治国思想也并未充分得到施展。纵然如此，“治国以礼”的思想也值得我们借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为政以礼，要求为政者首先要约束自己，不做越矩之事。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要想治理好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首先要约束好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此外，以礼待人亦十分重要。这样，一方面可以赢得民心，一方面有利于自己地位的巩固，同时亦有利于自己各项政策的推行。子夏曾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身为一个为政者，其性格亦十分重要。《论语雍也》中有这么一段话，“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问孔子的问题是孔子的三个弟子子路、子贡、冉求可否从政，孔子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他对每个弟子的性格评价都各不相同，子路断决如流，子贡目达耳通，冉求多才多艺。孔子认为，他们三个都可以轻松地管理政事。

做一个杰出而卓越的为政者，其性格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点就是“仁”。孟武伯问孔子，他的三个弟子子路、冉求、公西华是否做到“仁”了，孔子的回答都是“不知其仁也”。但是，孔子同样对三个弟子的政治才能予以了肯定。“仁”，是孔门子弟的终极理想。孔子的三个弟子并非不仁，“仁”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孔子的三个弟子都表现出了“仁”，但他们所表现的，并非“仁”的全部。身为为政者的人，需要去求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