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互助平台会员排名（大病求助平台的引流生意）

近日，水滴筹被曝派地推在医院“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随意填写金额，引发公众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乱象的困惑。

逐个病房发小卡片，医院占地打广告，病友群里推广信息刷屏……多位医生、患者家属与捐赠者向南都记者表示，几大求助平台渗透力度极强的宣传由来已久，为患者带来资金帮助的同时，平台审核依然有改进空间。近日受到质疑后，水滴公司向南都记者回应称，将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

南都记者发现，平台大量招募并通过考核激励线下推广人员寻找患者，未经核实甚至是“代写”的筹款信息触及患者家庭的社交圈，而捐赠者刚刚见识过身边“因病致贫”之苦，就被平台引流至保险商城——为公司带来营收的核心业务。多个大病求助平台形成了这样的商业模式闭环，受到资本青睐。

宣传：医院“扫楼”打车身广告，病友群里刷屏

互联网个人大病平台“花式”宣传推广，提高品牌认知度的同时，也令一些医疗机构倍感困扰。

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慈善办主任周晨燕向南都记者表示，年初，一辆面包车半夜开进她工作的医院，并停在急诊室门口。天亮时，医护人员惊讶地发现，这辆开进来时与普通车辆无异的面包车一夜之间成了某平台的大型广告牌，车身大幅印刷标语“看病缺钱就找XX筹”，而司机早已离去。医院为此费尽周折，直到半个月后才成功找来相关平台把车开走。

对于近日被曝光的“扫楼”现象，周晨燕表示，“所有平台都在搞（扫楼），不只是他们（水滴筹）。常年是这样。”据其介绍，越是集中了各地患者的大医院，推广人员就越是蜂拥而至。由于医院每天有大量人员出入，这些平台的人员又不穿制服，保安难以识别，没有依据也没法阻拦。

据周晨燕观察，各大平台的线下人员往往相互流动，“扫楼”行为并没有因为近日的曝光而有所收敛。此外，她还曾发现自己帮助患者撰写的筹款故事，被这些平台的人员所套用。

推广宣传并不仅限于线下。宁夏银川的周先生曾因孩子患胆道闭锁加入了一些病友群，他向南都记者表示，几家平台的“大病求助公益专员”在群里刷屏的行为让他感到困惑。

周先生提供的病友群截图显示，一个名为“XX爱心慈善基金会”的账号多次发出大段相同内容为某平台作推广，还表示“筹款提现后可申请最高2000元补贴。”另一平台推广人员发送的信息则称，“如患者需要可免费代写”。

周先生的家庭也曾受惠于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四年前，他的孩子出生时检查发现患有胆道闭锁，治疗费用达40万，剔除肝源及不能报销的部分，报销在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四十。他向南都记者表示，此前认识的一些患者家庭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救治：“摊上这种事情，有几个有几十万来治病？不少都是放弃的。”

周先生坦言，在某平台上获得的捐助让他的家庭“看到希望”。他的孩子40天大的时候做了葛西手术，11个月做了肝移植。现在定期检查，情况良好。虽然也曾受益，周先生还是认为，这些平台的推广行为发展到如今似乎有点变味了，“现在患者很少在群里发言，而他们（“公益专员”）还在不停刷屏。”

11月30日，水滴筹线下团队被曝“扫楼”引发关注后，平台官微回应，已在全国范围展开排查，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但媒体的跟进报道显示，部分医院病房里仍有人员派发该平台卡片。

漏洞：被指容许“因病致富”，此前数次表态将完善审核

水滴筹此番受到的大量质疑直指其核实机制“存在感”过于稀薄。在近日引发关注的媒体报道中， 有位郑州市民患“糖尿病、颈椎病伴四肢不全瘫”，享受医保报销50%，但“顾问”未扣除医保报销金额给他设定了15万元的筹款金额。筹款页面无医疗费用凭证、无财产状况证明。许多网友评论称，自己身边也有求助人未坦诚公布财产状况的情形。

吉林的伍先生向南都记者表示，他曾为一个患白血病的篮球球友捐款，后来了解到患者家庭有车产、房产，确诊后家里已经备了50万，筹款是因为担心钱不够。筹到近19万元后，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医保报销后还剩了不少钱。

伍先生的想法与评论区里许多网友类似：“过去咱说‘因病致贫’，现在还‘因病致富’了？”

审核机制的漏洞也不仅限于一家平台。去年5月，南都记者实测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三大平台发现，用虚假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即可轻松通过三家平台的身份证明审核、医疗证明审核，成功对外发起筹款求助。同事们分别进行小额捐助后，南都记者在三家平台上均提现成功。

近日引发关注后，12月2日，水滴公司向南都记者回应称，将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事实上，该平台此前已数次表态将完善审核。

今年5月，德云社相声演员吴帅（艺名吴鹤臣）的百万筹款事件引发质疑后，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在微博上发声称，面对当前个人资产缺乏合法有效核实途径等问题，平台审核依然有改进空间。

今年6月，浙江一名宣称其父患有胃癌、在水滴筹发起20万元筹款的女子被发现晒出买跑车、出国旅游等信息。6月17日，水滴筹平台回应南都记者称，将对发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审核有所改进。

11月6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筹款发起人莫某为患有重病的儿子在水滴筹上筹得15万元，后被妻子举报称其隐瞒家里有车有房有商铺还是拆迁户、已获得基金会数万元支持的情况。直到孩子去世，众筹所得款项没有用于治疗。法院认定莫先生构成违约，一审判令其全额返还筹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在作出判决的同时，朝阳法院建议水滴筹公司等网络平台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完善筹款发起人、求助人家庭财产公布标准、后续报销款处理方案及赠与撤回机制；建立与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实现资金双向流转，强化款项监督使用。

几周后，水滴筹被有关强势推广与审核缺失的质疑推上风口浪尖，并为此在一周内三度发声。11月30日下午，水滴筹官方微博回应称，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12月2日，水滴筹回应南都记者称，初步调查显示线下人员违反服务规范的现象确实存在，将成立独立的服务监督团队发现查处问题。12月5日晚，水滴创始人兼CEO沈鹏发布微博称，“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审核：筹款顾问招聘重销售业绩，医生称应先核实医保

沈鹏曾表示，组建水滴筹线下服务团队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不太会在互联网上发起筹款的因病致贫的患者。

不过，南都记者查询多个招聘网站发现，部分大病求助平台对“筹款顾问”职位的介绍是“通过帮助别人的形式”进行工作，看重的却是销售能力。比如，“1年以上的销售经验，并有良好的销售业绩，有互联网/电子商务/及广告销售经验者优先。”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姚泽麟向南都记者表示，对患者的需求进行评估需要专业化的人员配备，医疗知识不可或缺。

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周晨燕在十几年间“跨界”帮助数百名各类疾病患者筹措医疗费累计超千万，她向南都记者表示，在考虑如何帮助患者家庭寻找经济救助之前，首先要核实对方的真实能力和需求。在她列的流程清单上，通过个人大病求助平台筹款，是经过一系列考量后才会动用的选项。

周晨燕介绍，城镇职工有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有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户口居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困难人群，特别是建卡贫困户、精准扶贫的帮扶对象，还有医疗救助政策。一些重大疾病的患者，医保可按70%报销。因此，很多家庭的缺口并没有他们自己估计的那么大。

她表示，对于需要救助的家庭，应先确认患者的医保状态。“有没有医保，是哪一种医保，所在地区对这种疾病的报销比例怎么样？当地政府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支持政策，有没有商业保险。把这些都搞清楚以后，才来考虑如何进行救助平台的选择，有没有基金会救助，还是需要自己去网络筹款。”

周晨燕认为，对治疗真正所需经费有必要进行客观评估，“除了要对得起我们的患者，也要对得起捐助人。”

生意：按单提成汇聚流量，导流保险业务形成闭环

12月5日晚，沈鹏发布公开信称，水滴筹是一个免费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工具，并非很多人理解成的慈善公益组织。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正在寻找合适的盈利点。

公开资料显示，水滴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次月上线第一款产品“水滴互助”，同年7月，上线了第二款产品“水滴筹”。2016年年底，完成了保险经纪公司的收购。2017年年中，正式推出保险经纪平台“水滴保险商城”。

沈鹏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公司真正的核心业务不是水滴筹，而是能真正带来收入的水滴保险商城。而水滴筹在商业模式中起的作用，在于引流至保险业务形成闭环。“你给一个刚为白血病患者捐助的年轻人推荐一个抗癌或者白血病的保险，这个转化率也很高。”

水滴保险商城总经理杨光也表示，“水滴的商业模式是通过筹款和网络互助来唤醒用户、激发用户保障意识，最终实现往商业保险的转化。”公司希望，借助这样的场景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及周边县城的新增市场。

另一大互联网个人求助平台选择了相似的道路。2014年，如今已更名轻松集团的轻松筹上线大病救助众筹。2016年，推出“轻松互助”。今年4月，集团领导层在其保险销售平台“轻松保”的发布仪式上表示，集齐筹款、互助、保险、公益、健康服务板块的目标，是“打造健康服务体系全流程闭环”。

今年6月，南都记者实测发现，通过水滴筹链接向一位病患捐款后，页面会弹出“30万元抗癌互助金”的广告页面，称每人3元即可加入。完成身份验证后，系统突然提示称“计划余额较低”，并表示余额不足将导致失去最高30万元权益。页面随即出现按钮“立即为每单充值19元”。

南都记者在轻松筹平台完成一笔捐助后，平台也弹出了类似的每人3元立即领取“30万大病互助金”广告页面。

杨光透露，借助水滴筹这一“保险意识教育场景”，水滴保险商城上线两年累积投保用户数超过2000万，其中90%都是首次在线上投保，三线以下城市分布占比超过67%。

水滴公司的融资成绩亦足够亮眼。天眼查显示，2016年5月，水滴互助获得了5000万人民币天使轮融资。2017年8月，完成1.6亿元A轮融资。今年上半年，在3个月内累计融资近16亿。沈鹏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平台此番引发关注过后，还收到了不少投资意向书。

专家：建议民政等部门介入监管，平台可与医疗机构联系核实

沈鹏在公开信中写道，线下求助效率较低，线下资金的不可追溯性让善款难以被追踪，“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得以解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姚泽麟向南都记者表示，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的出现确实降低了求助门槛，资源滥用的情况却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表示，精准甄别患者需求成本很高，目前有公益机构采用在各地区配备核查员的方式进行核验，但无疑会耗费大量人力。因此，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去监督与协调。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向南都记者表示，相关报道中出现的一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未遵守网络公益伦理的推广人员暴露出了平台的管理漏洞。相关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网信部门应用好行政指导的方式，合力消除监管盲区。

朝阳法院望京法庭庭长王敏认为，有必要在个案裁判之外，通过不断推动立法完善、引导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落实监督管理，推动互联网个人求助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今年11月为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之际，朝阳法院也向民政部建议：指导推进网络服务平台自有资金与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建立健全第三方托管机制和筹集资金公示制度。

周晨燕则提出，平台与医疗机构间的核实渠道应该打通，确认求助人所填需求不实后的修改机制有待完善。

她表示，目前，熟悉病人情况的医护人员偶然发现患者将疾病填错、或者把费用填高，去联系相关平台时，往往发现只有发起人能修改求助信息。曾有一名患者在地方医疗机构被怀疑患有肺癌，在转院过程中发起了筹款，后来被确诊为一个感染，但其寻求50万元筹款的页面的疾病信息并未及时更新。

周晨燕建议，平台可根据发起人提供的医疗机构信息与医院联系，核实患者疾病类型与真正所需费用。更为理想的状态是，将筹募所得款项汇入医疗机构账号而非私人账户，治疗后多余款项全额退回。她表示，如果所有的钱只能转到对公账户，不落入个人腰包，患者家庭“携款而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林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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