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义墓是什么时候盗的（庄程恒五星入地）

本文原刊于《文博》2020年第2期

感谢庄程恒老师赐稿！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内容提要：本文以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出土的五星俑为中心，讨论了五星镇墓葬俗与汉代镇墓观念的渊源关系。作为汉代五行观念的延续，李彬夫妇墓出现的五星俑，在佛教星曜图像流行和世俗星命观念的影响下，以神格化的五星形象代替了抽象化的五星原型，体现了五星镇墓在唐宋时期的新变化，即传统五星镇墓观念与世俗佛教信仰相融合。

关键词：五星俑 镇墓葬俗 五行观念 宋代

作者简介：

庄程恒， 1985年生于广东惠来。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秘书长。

五星作为天象与五方、五行相应，是古代星象信仰中复杂而又多元的元素之一。两宋时期的堪舆、镇墓之术，更将五星纳入丧葬信仰空间的构建之中。江苏溧阳北宋李彬夫妇墓所出五星俑及其他星宿相关墓俑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

李彬夫妇墓于1972年在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中梅村发现，并由当时的镇江博物馆和溧阳县文化馆联合发掘，是一处夫妇并穴合葬墓[1]。据墓志记载，墓主李彬卒于元祐六年（1089）四月二十八日，其妻潘氏于同年五月十八日继亡，并于当年秋祔葬。因两室属于同期工程，故而形制相同，陈设也多相近（图一）。由《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以下简称“《李彬夫妇墓》”）可知，两室所出陶俑包括有：“五星神像”一套5尊，“二十八宿”俑中的“亢、心、房、鬼、毕、娄、壁、胃”等八宿，其余有：真武1件、佛像1件、功曹2件、金刚神像2件、力士俑8件（每室4件，各嵌于底部四角）、肩舆及舆夫俑3件。同出的器物有瓜形罐、七宝炉、壁盏、葵口菊花盘、葵口碗、高足碗、瓷碗、瓷盘、铜镜、铜锣、石砚、墓志等。[2]

图1 李彬妻潘氏墓平、剖面图，采自《文物》1985年第5期，第35页。

由于该墓发掘年代较早，《李彬夫妇墓》描述有欠缺，一定程度也制约了对该墓的深入研究，但因该墓所出墓俑题材独特且制作精美，仍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白彬根据《上清天关三图经·五离解过绝死度生上法》所云：“五方五星真皇道君各统一方，总领诸仙。应得道者，言各东华。有阴罪阴过，阳罪阳过，结在北帝太阴君，言各酆都之宫，离别善恶生死之人”以及“首罪于太阴，修生于太阳，落死籍于北帝，求仙于五星”的记载，指出墓主李彬生前曾修过“五离解过绝死度生”之法，墓中置五星，是期待在五星的帮助下复生成仙[3]。然而，《上清天关三图经》属于“早期上清诸经之一”[4]。根据李彬墓志所称他“平时诵佛书，日数卷，清约而寡欲，世事是非一不芥蒂。巫觋祈禳，乡之人用以起病徼福，独府君□兼无所信”[5]，显然，李彬并不修道教上清之法，故个人信仰并不是他在墓中放置五星神像的原因。曹昕运的研究则着眼于墓葬所出四神俑和墓志，结合地方志文献，指出了李彬的先祖自陇西地区迁来，南唐时移居溧阳，故其墓中陈设四神俑可能保留陇西地区的葬俗的体现[6]。这一研究，提示了李氏墓独特的随葬题材有来自西部葬俗渊源的可能。近年，彭辉通过对《李彬夫妇墓》所称“五星神”及“二十八宿”等俑头部佩戴或随身的动物形象与周边地区出土同类俑像的比对，认为这些“神像”俑应是“十二辰”俑；在此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大汉原陵秘葬经》，推定“功曹”俑为“仰观、伏听”俑，“力士”俑为“廉路神”俑，“金刚神像”为“当圹、当野”俑，而真武像应为“天关、地轴”与真武神像的混合，从而对李彬墓中所出神煞俑作出了系统性的解释，进而指出该墓墓随葬墓俑严格遵循《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盟器神煞篇·大夫以下庶人坟墓》的规定而设置，体现了道教葬俗对于世俗丧葬的影响[7]。由于原考古简报对于“五星二十八宿”神像的认定，并无提供认定依据，从而也使得该墓葬俗的宗教属性模糊，但也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要求。究竟属于唐宋以来墓葬流行的四灵十二时镇墓体系的实例，还是出于其他的葬俗观念的运用，这一点对于该墓的葬俗内涵探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李彬墓中所出“五星神像”进行重新辨析是探讨该墓与唐宋葬俗信仰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讨论其宗教属性和葬俗成因的相关观念。

一 五星俑考辨

《李彬夫妇墓》所称“五星神像”究竟是五星俑还是十二生肖俑，是首先需要确定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必需建立在五星神像的图像志基础之上。画史上对于五星图像的记载，始自南朝张僧繇，唐代尤其是吴道子之后记载各类五星相关题材便更多，然而目前传世卷轴画中，除了传为唐代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有摹本传世，其他画作皆不存，所幸在唐宋时期考古发现的与炽盛光佛有关的佛画中可以得见其样貌，这些为确定五星形象提供了难得的图像志参照。此外，密教佛典《梵天火罗九曜》和《七曜攘灾诀》等也有关于星神图像的描述，也为我们进一步确定五星图像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

《李彬夫妇墓》已对“五星神像”的形态样貌做了初步描述，但对于认定为“五星”形象的证据却没有过多的论述。《李彬夫妇墓》的执笔者应是根据五星的标识物和样貌特征进行认定和比对的，如“金星”为手执琵琶的女子（图二），“木星”为戴猪首冠的文臣（图三），“水星”为手执经卷的妇女（图四），“火星”为四臂的裸身武士（图五），而“土星”怒目披发，赤裸上身的男子特征（图六），与传世图像和文献的描述的老者形象稍有出入。

图2金星（太白星）俑，采自《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第84页。

图3木星（岁星）俑，镇江博物馆藏（胡听汀摄）

图4水星（辰星）俑，《镇江出土陶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165。

图5 “毕宿”，《镇江出土陶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图5火星（荧惑）俑，采自《镇江出土陶瓷器》，第143页。

图6 原“土星”俑，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出土，采自《镇江出土陶瓷器》，图165。

为进一步确定这些神像俑为“五星二十八宿”中的五星，有必要将其与传世的五星图像作比对。五星图像除《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之外，考古发现的大量炽盛光佛与诸曜图像亦可为五星俑的辨析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图像参照，孟嗣徽、廖旸、陈万成、李辉等学者皆对此有较为深入的研究[8]。据李辉的统计，从唐至元此类图像有16种之多。其中年代清楚且保存完好者如敦煌藏经洞所出约9世纪的《炽盛光佛与诸曜星官图》（下简称“法藏《炽盛光诸曜图》”）和乾宁四年（897）的《炽盛光佛并五星神》（下简称“英藏《炽盛光五星图》”，图七）代表了这一类图像的早期形态。江苏苏州瑞光寺塔出土北宋景德二年（1005）的《炽盛光佛与九曜星官宫宿图》（以下简称“《炽盛光九曜图》”，图八）[9]以及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61窟甬道南北两壁炽盛光佛图、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原黑城出土绢画《炽盛光佛与九曜》（下简称“俄藏《炽盛光九曜图》”，图九）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所出两幅绢画《炽盛光佛图》（图一〇、图一一）[10]，代表了炽盛光佛为核心的星曜信仰在11世纪的广泛流传。从这些图像可以看出，自唐末到两宋，五星图像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样式，其中西来的因素也日渐汉化，形成了固定的标识。如金星作女相，手执琵琶；木星男相，戴猪首冠，着卿相装；水星亦作女相，持经卷，戴猴冠；火星往往四臂而怒相，头顶驴首；土星作老者形，戴牛首冠，赤上身等特征[11]。尽管有某些特征与李彬墓所出“五星神像”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大致不差，这正体现了星神图像的多元演化和当时的艺术创造对于文本的调整和互动。

图7 炽盛光佛并五星神，《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一卷），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图8 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炽盛光佛与九曜星官宫宿图》采自《文物》，1979年第11期，第26页。

图9 《炽盛光佛与九曜》，采自《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卷四），第60页。

图10 《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Ⅰ）》，西夏，宁夏贺兰宏佛塔出土，《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图11 《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Ⅱ）》，西夏，宁夏贺兰宏佛塔出土，《西夏佛塔》，第190页。

李彬夫妇墓所出“金星”具有披肩和与“水星”相似的女性衣着，虽头已残缺，但可断为女相无疑。手中怀抱曲颈琵琶亦无误，从现存英藏《炽盛光五星图》即可见金星正是女相，头戴鸡冠，身着白衣，手弹琵琶之状（图一二）。西夏时期多件炽盛光佛与诸曜的图像中，金星怀抱琵琶的形象更为固定，如俄藏《炽盛光诸曜图》（图一三），宁夏贺兰宏佛塔所出绢画《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Ⅱ）》以及敦煌莫高窟61窟甬道南壁壁画的《炽盛光佛图》等皆可见。一直到元代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元图》和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神仙赴会图》中五星形象，仍可见金星为怀抱琵琶的女子形象（图一四）。另据《七曜攘灾决》中的金星神形象描述：“金其神是女人着黄衣。头戴鸡冠手弹琵琶。”[12]由此可见，简报对金星的认定无误。

图12 金星，《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局部，采自《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一卷），第156页。

图13 金星 ，《炽盛光佛与九曜》局部，采自《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卷四），第60页。

图14 金星，《神仙赴会图》局部，采自景安宁著：《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李彬夫妇墓的“水星”具有女相和手握经卷两个特征。从目前存世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中来看，水星作女相，戴猴冠，一手捧经卷，一手执笔的形象与考古所见炽盛光佛图像中的水星形象尤为一致，如法藏《炽盛光诸曜图》、英藏《炽盛光五星图》（图一五）等皆是如此。它可视为严格遵从经文描述所作，据《梵天火罗九曜》中的辰星神描述：“其神状妇人，头首戴猿冠手持纸笔。”[13]又《七曜攘灾诀》中的辰星神描述：“水其神女人着青衣。带猴冠手执文卷。”[14]值得注意的是宁夏贺兰宏佛塔所出西夏时期绢画《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Ⅰ）》（图一六）和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南宋画家所作《辰星像》（图一七），出现了金猴托砚身旁的新样式，而俄藏《炽盛光诸曜图》中，猴冠已被改为人首鸟身头饰所代替，但这不影响对于水星的辨析。因为，在当时的宗教画作中，或出于画家的理解和创作，已对图式有所改易和调整，这也说明当时对于这种改易的普遍接受，它才得以在不同时空中流传开来。因此，李彬夫妇墓所出“水星”形象虽仅有女相和持经卷两个特征，但这仍足以确认其为水星。

图15 水星，英藏《炽盛光佛并五星神》，《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一卷，第155页。

图16 水星，《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Ⅰ）》局部。

图17 《辰星像》，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采自《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第286页。

墓中所出“火星”具有头戴驴冠、四臂、裸身、怒发凶相等多项特征，与经文描述多有重合，是该墓所出神俑最易辨认的一尊。《梵天火罗九曜》中的火星神形象描述，云：“神形如外道，首戴驴冠，四手兵器刀刃。”[15]而《七曜攘灾诀》则这样描述火星形象：“火其神，到宿命及皆冲向之宿。宜画火曜本身，供养其神。作铜牙赤色貌，带嗔色，驴冠，着豹皮裙。四臂一手执弓，一手执箭，一手执刀。”[16]从存世图像可以看出，法藏《炽盛光诸曜图》与英藏《炽盛光五星图》等较忠于经文描述。李彬夫妇墓的火星，四臂中有两手拱于胸前，两手持物，与瑞光寺塔《炽盛光九曜图》（图一八）更为接近。事实上，贺兰县宏佛塔天宫所出西夏时期绢画《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Ⅰ）》《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Ⅱ）》（图一九）火星神有省略为两臂的形象。

图18 火星，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炽盛光佛与九曜星官宫宿图》局部，苏州博物馆提供。

图19 火星，《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Ⅱ）》（局部）

木星形象据《梵天火罗九曜》中描述：“其神，形如卿相，着青衣，戴亥冠，手执华菓”[17]。显然，法藏《炽盛光诸曜图》、英藏《炽盛光五星图》最为接近。《七曜攘灾诀》中的木星神形象描述为：“木其神如老人。着青衣，带（戴）猪冠容貌俨然。”[18]虽与《梵天火罗九曜》的描述略有差别，但强调了戴亥（猪）冠和卿相的形象是一致的。俄藏《炽盛光诸曜图》（图二〇）即为手持笏板，头戴亥冠的卿相形象，这与李彬夫妇墓所出“木星”的特征尤为相似。此外，《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Ⅰ）》和《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Ⅱ）》亦可见手持笏板，身着袍服作文臣装扮的木星形象，所不同的是，前者头戴幞头，后者戴小冠，皆略去猪首冠的标识。李氏墓所出“木星”俑虽持笏板，但仍保留猪首冠的标识，故可以断定该尊神像为木星无疑。

图20 木星，俄藏《炽盛光佛与九曜》，《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四卷，第60页。

《梵天火罗九曜》中指出土星的样貌特征为：“形如波（婆）罗门，牛冠首手持锡杖。”[19]可见其特征为异域老者形象，戴牛首冠，持杖。《七曜攘灾诀》又指出：“土其神似婆罗门色黑。头带牛冠，一手柱杖，一手指前，微似曲腰”[20]，亦暗示了土星为老者形象。李彬夫妇墓简报所认定“土星”作怒目披发，相貌凶恶，头戴发箍，上身赤裸，项戴锁铃，下身着裙，赤足而坐。虽有异域形象，但并非老者，且无牛首冠标识（图二一）。显然，与法藏《炽盛光诸曜图》、英藏《炽盛光五星图》两画中土星形象有一定差距。倒是与《李彬夫妇墓》一文定名为“房宿”的陶俑更为相近（图二二）。“房宿”为一异域老者形象，额上皱纹明显，双眼深陷，头戴发箍，顶塑牛首，肩扎披巾，身着广袖袍服，且身体微向前拱而坐（图二三）。它暗合《七曜攘灾诀》所言“微似曲腰”。考诸瑞光寺塔所出《炽盛光九曜图》（图二四）、俄藏《炽盛光诸曜图》（图二五）、《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Ⅰ）》和《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Ⅱ）》等画中土星形象，皆为戴牛首冠，身披豹纹披巾的异域老者形象，因此，墓中所出“房宿”应为土星之误。

图21 “土星”头部，采自《镇江出土陶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165。

图22 土星（原“房 宿”），采自《镇江出土陶瓷器》，第142页。

图23 土星头部，镇江博物馆藏（胡听汀摄）

图24 土星，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炽盛光佛与九曜星官宫宿图》局部，苏州博物馆藏。

图25 土星，俄藏《炽盛光佛与九曜》局部，采自《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卷四），第60页。

与此同时，从目前已知唐宋时期墓葬所出的人物带生肖俑中，其特点以文臣形象为主，生肖仅以较小的动物像点缀于人物的不同身体部位，一般为人物怀抱生肖俑和人物头顶生肖两类，或站或坐[21]。如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马氏康陵（939年）的十二生肖浮雕皆为头戴束发冠，身着袍服，双手拱于胸前，怀抱生肖动物于怀中[22]（图二六）。又如安徽望江北宋嘉祐七年（1062）墓所出6件十二生肖人物俑皆头戴刻有“王”字僧帽，身着宽袖长袍，捧兽首于胸前[23]（图二七）。再如，江西进贤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吴助墓所出十二生肖俑皆头戴平顶帽，额前刻有“王”字，身着圆领长袍，手捧生肖动物[24]。此外，江西南丰桑田北宋晚期墓的十二生肖俑均为文臣形象，头戴朝冠，冠顶塑生肖动物形象，以为标识，身着宽袖袍服，双手执笏，足穿尖靴[25]。远在福建的尤溪麻洋北宋壁画的十二生肖，虽仅存蛇、马、羊、猴等生肖，但亦皆头戴生肖冠，上身着广袖袍服，下身着长裙，外套短裙，前垂结饰，足蹬翘履，双手执笏。当然，也有少量将动物置于身旁的，如河北曲阳五代后唐同光二年的王处直墓（924年） ，该墓所出十二生肖汉白玉彩绘浮雕皆戴进贤冠，着交领长袍，或手捧生肖，或持笏，而龙、马两生肖即为带生肖动物于身旁[26]（图二八）。尽管如此，这些十二生肖俑无一例外的表现为汉式男子形象，而未见异域人物形象及女相；且一墓所出十二生肖俑在衣着和冠式及带兽的位置上都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此点，在上述墓例中皆可证明。因此，可以肯定李彬夫妇墓所出“五星二十八宿神像”当非“十二生肖”。

图26 五代吴越国马氏康陵后室前壁十二生肖之虎、兔、龙，采自《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图27 安徽望江北宋墓所出十二生肖之鼠、龙、牛、杨，采自《考古》1993年第2期，图版六。

图28 五代王处直墓前室十二生肖浮雕之鼠、龙、蛇，采自《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经过以上图像和文献的考辩，基本可以确定简报所认定金、木、水、火四星无误，原“房宿”应为土星。五星既已确定，余下的当为二十八宿中的八宿。显而易见，李彬夫妇墓并非按照《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盟器神煞篇·大夫以下庶人坟墓》的规定而设置的，那么，它又是依照何种葬俗？它在墓中的又有何意函？

二 五星俑与两宋“五星镇墓”葬俗

星宿图像出现在墓室之中，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7]的传统；汉魏以来，就有不少墓葬延续这一传统在墓中表现星象，一直到唐宋时期仍有继承。但这些天象图，仅限于对天文的概念化模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天象图从北朝至唐以来的贵族墓中，转向了一般士庶的墓葬，如河北宣化张氏家族墓[28]、河北井陉柿庄宋墓[29]等。如李彬夫妇墓的五星形象化的表现实不多见，几乎成了目前所知的唯一实例。所幸的是，从存世的关于葬俗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找到其端倪，这无疑为我们探究李彬夫妇墓五星俑的意涵和葬俗传统提供了解读的路径。

宋初成书的《茔原总录》卷五镇墓法篇第四：

凡山岗倾败，来而无势，不可以葬。……又于家（冢）堂之内，用五色石可镇之，东北隅青石，东南隅安赤石，西南隅安白石，西北隅黑石，中央安黄石，皆须完凈，大小等者，不限轻重，置讫当于中央之南，祝之曰：五星入地，神精保佑，岁星居左，太白居右，荧惑在前，辰星立后，镇星守宁，辟除殃咎，妖异灾怪，五星摄受，亡者安宁，生人禄厚，累世无疆，兹能永久，急急如律令。[30]

成书年代较《茔原总录》稍晚的官修堪舆著作《地理新書》中也有近乎相同的记述：

镇墓古法有以竹为六尺弓度之者，亦有用尺量者，今但以五色石镇之于冢堂内，东北角安青石，东南角安赤石，西南角安白石，西北角安黑石，中央安黄石，皆须完净，大小等，不限轻重。置讫，当中央黄石。南祝之曰：“五星入地，神精保佑。岁星居左，太白居右，荧惑在前，辰星其后，镇星守中，辟除殃咎。妖异灾变，五星摄授。亡人安宁，生者福寿。急急如律令。……上并因官书旧文参定，皆世俗所用者。[31]

这两则文献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都表明象征着五星的五色石放置墓中，可以使辟除灾殃，使得亡人灵魂安宁，生人得到福寿、厚禄，乃至“累世无疆”，可谓冥阳两利，共沾福泽，惠及后代子孙。尤须指出的是，《地理新书》作为官修书，特地强调“上并因官书旧文参定，皆世俗所用者” ，[32]可见以五色石象征五星镇墓的方式具有一定普遍性，属当时官方认可的，世俗采纳的一种镇墓之法。据清代徐松所辑《中兴礼书续编》记载，昭慈圣献皇后（哲宗孟后）攒宫中，即有五色五精石块的设置，显然亦属五星镇墓之法[33]。近年，在江苏南京西天寺墓园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墓（1155年）中发现了一处采用五方五色石实行镇墓之法的实例，可以与上述文献相印证。该墓为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在墓室棺床中部设一金井，呈正方形，内置青、红、白、黑、黄五色鹅卵石，各依方位分别置于金井的东、南、西、北、中五方，中央黄石，体积略大[34]（图二九）。由此可见，五星镇墓之法，在宋代有着相当长时间的流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图29 金井与五方五色石，江苏南京西天寺南宋墓出土，采自《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在成书金元之间，但保存着唐宋时期中原葬俗的《大汉原陵秘葬经》[35]可以看到，五星镇墓之法，虽然观念一致，但在表现上存在等级差异。其中《盟器神煞篇》中“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载：

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按（安）于十二方上。五方五呼相将各着五方衣，长三尺五寸，安五方，二十八宿本形长三尺二寸，合三才二仪也。岁星长三尺二寸，安东方；太白星长四尺，安墓西界；荧惑长三尺二寸，安南方；辰星长三尺二寸，安北方；镇星长三尺五寸安墓心。[36]

同篇“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法”中言：

十二元辰长二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精石镇五方折五星，五方五呼将长二尺四寸安五方。[37]

同篇“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载：

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五呼将长一尺二寸，镇墓五方五精石镇五方。[38]

可见，虽出自同一观念的五星镇墓之法，五色石在天子山陵这一等级上出现了形象化变化。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这一习俗在英宗永厚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李攸《宋朝事实》中所记英宗永厚陵下葬情况，云：

英宗梓宫至永厚陵，馆于席屋，从韩公下视。宫有正殿，置龙輴，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梓宫升石椁西首，御夷床，下不及地尺而止。巳时一刻，乃下，置珠网花结于上，布方木，及葢条石，及设御座于盖下。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别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于四壁。[39]

从中可见，英宗永厚陵也有五星镇墓的设置，但表现上未必为形象化的五星俑像，而可能是神位。因此可以推断，尽管在《秘葬经》中记载，五星俑作为天子山陵的专属明器，但是我们很难确定这种专属执行的严格性，因为，如《秘葬经》一类的地理葬书，并不具有礼仪制度的约束力，这恰说明作为五星镇墓的观念表达，在两宋时期，具有相当多样。因此，李彬墓采用五星俑像行镇墓之法并不是一种制度的僭越，而是在世俗普遍的星命观念普及之后，随着佛教图像传播，从而产生一种代替抽象化的五星表达，体现出了五星镇墓在唐宋时期的新变化。

三“五星镇墓”的渊源及其唐宋新变

五星作为天文星象，在秦汉以来即受到重视，并发展出一套与国家祸福、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理论学说，并将之纳入五行学说之中，建立起了一套体系性的解释系统。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言：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阜，其佐句芒 ，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执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40]

这说明至少从汉代开始，五星与五行、五帝、五兽、五音、天干、四季等已形成了一个对应的观念系统，并在汉代的丧葬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成为上述讨论“五星镇墓”的渊源。

《太清石壁记》记刘安“五石丹方”云：

五石者是五星之精。丹砂，太阳荧惑之精；磁石，太阴辰星之精；曾青，少阳岁星之精；雄黄，后土镇星之精；礜石，少阴太白之精。右此五星之精，其药能令人长生不死。[41]

《太清石壁记》成书于梁隋之间[42]，但其所记内容仍很好地反应了汉魏南北朝以来已形成了丹砂、磁石、曾青、雄黄、礜石所组成的五色石作为五星之精华的观念。同时，五色石作为五星之精华，可以令人长生不死。这在汉代出土镇墓文材料中，得到了很好的映证。刘昭瑞针对东汉镇墓文及镇墓瓶中“神药”的共用问题，指出了五色石具有镇墓和消灾祈福的作用[43]。其中，陕西咸阳出土汉永平三年（西元6）陶瓶镇墓文：

永平三年十[月]九日丙申，黄神使者□（为）地置根，为人立先，除央（殃）去咎，利后子孙，令死人无适（谪），生人无患，建立大镇，慈、礜、雄黄、曾青、丹沙（砂），五石会精，众（？）药辅神，冢墓安宁，解蒗□草， □ □为盟，如律令。[44]

又如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发现的初平四年（193）汉墓镇墓文中也提到：

王氏冢中，无惊无恐，安隐（稳）如故，曾（增）采益口，千秋万岁，无有央（殃）咎。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镇）塚门，地下死籍削除文，他央（殃）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莫（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震（镇）郭门。如律令。[45]

这两者皆很好地说明五色石镇墓消灾祈福的作用。有趣的是，永平三年汉墓陶瓶内装有米白色、黄色、蓝色、青灰色小石块，作为镇墓的“神药”可使“死人无谪，生人无患”，可使“冢墓安宁”的观念，与上述《茔原总录》《地理新书》等书所述五色石表达五星镇墓的观念，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而西安出土光和二年（179）段氏镇墓文，更记述了不同方位的“起土”与相克星辰震慑的作用，其云：

东方起土，大白□之；南方起土，辰星威之；西方起土，荧惑□之；北方起土，镇星□□之。[46]

显然，东方在五行中属木，以属金的太白星（金星）震慑，南方属火，以属水的辰星（水星）威之，北方属水，以属土的镇星（土星）震慑，正是基于金克木的五行观念。五星可以震慑五方所带来的灾殃，而五色石作为五星之精的象征物出现在墓葬之中，这与《茔原总录》和《地理新书》提到的“妖异灾变，五星摄授”，[47]如出一辙，且体现了五星镇墓观念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在宋代丧葬习俗中的延续。不仅如此，在五代至两宋之间，五星对于墓葬的作用仍有其他的观念表现，如五代南汉国光天元年（942）广州泥城北厢某氏买地券的券文就提到：“封罡日，天地合息，五星照明堂。凭此立石富贵大吉昌。”[48]此处“五星照明堂”当指下葬之日，五星汇聚，照亮墓圹，消灾吉昌。此外，传为宋代张子微的《玉髓真经•五星龙髓第一》云：“天上行次有五星，地下行龙分五形。五星五行均一体，地下五行参五星。”[49]可见五星在堪舆观念中的影响。

李彬夫妇墓所出现的人格化的五星形象，五星镇墓作为佛教传入以前即已形成的葬俗观念，同时传统葬俗在宋代的转变，即随着人格化的五星图像在礼仪与信仰等多个层面的传播，在不改变原有葬俗观念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表现，而这种转变的背后，正是经历了星象图像由抽象符号化的天文图向具象化的人物化星象的转变。自六朝时代开始，画家开始有了星宿人物画的创作，[50]随着九曜星命观念在多个层面的传播和接受，这些传自域外的星宿形象在经过了漫长的汉化为官方和世俗普遍接受。[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元丰三年（庚申，1080）”条，云：“卤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各着其象，以则天文。”[52]可见，形象怪诞且带异域色彩的人格化星宿形象曾一度为官方礼制所采纳，成为普遍认同的星宿形象。北宋晚期，宋徽宗就曾下诏，规范星宿形象。[53]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流行于世的人格化星宿形象为墓葬中将原有五星观念形象化的表达提供可能。李彬夫妇墓的五星俑正是基于传统五星镇墓观念与个人佛教信仰的融合，将五星与九曜的部分形象重叠，最终促成了这种墓葬神煞组合的选择。

四 结语

李彬夫妇墓所出五星俑为宋代墓葬神煞的罕见题材。本文通过对图像和文献的考辩，基本可以确定李彬夫妇墓发掘简报所认定的金、木、水、火四星无误，而原“房宿”应为土星。透过《茔原总录》《地理新书》等堪舆葬书可以发现，这种五星镇墓的葬俗与汉代镇墓有着观念的同一性，但是作为汉代五行观念的的延续，李彬夫妇墓的五星镇墓表现了新的变化。李彬夫妇墓采用五星俑像行镇墓之法并不是一种制度的僭越，而是受到世俗星命观念的影响。

行文至此，仍有一些问题尚无法解释，为何李彬夫妇墓中的二十八宿俑只有八尊？是盗扰所致，还是与星命信仰有关？《诗话总龟》曾记道士沈廷端临终嘱咐弟子以土宿画像随葬之事：“雍熙二年（985）……上元日甲辰辞道侣，归所居集仙亭，念《人生几何赋》，无病而终。遗言于弟子，将画者土宿一帧、《度人经》一卷随葬。”[54]可见，以单一星宿神像随葬曾存在，这或与个人选择有关。至于李彬夫妇墓中出现的炽盛光佛和真武，也并非绝无仅有。在宁夏贺兰县出土的西夏宏佛寺天宫，就发现过真武与带有诸曜的炽盛光佛画卷同时存在的情况，[55]它们之间未必存在着制度化宗教的经典化依据，但说明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并存。李彬夫妇墓将真武与佛像并置（图三〇、三一），恰恰揭示了佛教和真武信仰在葬俗中的交融，个人信仰与葬俗传统的交织并存。在看似不合理的组合中，蕴含着死者或者丧主对于多元宗教选择的包容。

图30 真武像，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出土，采自《镇江出土陶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145

图31 佛像，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出土，采自《文物》1985年第5期

[1]镇江市博物馆、溧阳县文化馆：《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年第5期。

[2]同上。

[3]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第1714-1716页，线装书局，2006年。

[4]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 6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5]彭辉：《江苏溧阳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俑像、墓志及葬俗特征研究》，《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6]曹昕运：《溧阳李彬夫妇墓初探》，贺云翱主编：《长江文化论丛》第5辑第109-1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7]同[5]。

[8]详见孟嗣徽：《五星图像考原——以藏经洞遗画为例》，《艺术史研究》第3辑第397~40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廖旸：《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陈万成：《唐元五星图像的来历——从永乐宫壁画说起》，载氏著：《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他》第73~109页，中华书局，2011年；李辉：《汉译佛经中的宿曜术研究》第107~158页，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9]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

[10]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宏佛塔》，载雷润泽等编著：《西夏佛塔》第60、6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11]见陈万成：《唐元五星图像的来历——从永乐宫壁画说起》，载氏著：《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它》第73~109页，中华书局，2011年。

[12]《七曜攘灾诀》卷中，《大正藏》第21册第449页。

[13]《梵天火罗九曜》，《大正藏》第21册第460页。

[14]同[12]。

[15]同[13]。

[16]同[12]。

[17]《梵天火罗九曜》，《大正藏》第21册第461页。

[18]同[12]。

[19]《梵天火罗九曜》，《大正藏》第21册第459页。

[20]同[12]。

[21]唐静：《考古材料中十二生肖的类型及演变》第19页，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2]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另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编著：《五代吴越国康陵》第7~35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3]程霁红：《安徽望江发现一座北宋墓》，《考古》1993年第2期。

[24]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2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博物馆：《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五代王处直墓》第10~41、4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7]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中华书局，1959年。

[28]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辽代彩绘星图是我国天文史上的重要发现》，《文物》1975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宣化辽代壁画群》，《文物春秋》1995年第2期。

[2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30][宋]杨惟德撰：《茔原总录》卷五《镇墓法篇第四》，元刊本，国家图书馆藏，标点为笔者加；另见校同书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元末明初刊本，补正缺字。

[31][宋]王洙等撰，[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第430-431页，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

[32] 同上，第431页。

[33][宋]徐松辑：《中兴礼书续编》卷四四：“昭慈圣献皇后（哲宗孟皇后）攒宫。绍兴元年正月十一日，礼部言据太史局申检会园陵故事，诏内侍与少府监制造十二神等，今来攒宫内合用神杀等，欲乞指挥工部下所属制造十二神，系元神一十二尊，五方神五尊，以五方色装，蒿里老、清道官各一尊，各立高一尺二寸，……五精石块，系青、赤、黄、白、黑，大小不等皆须圆静（净），并合用河水、浆酒各一瓶，乞下越州应副，诏依显仁皇后攒宫。”，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第554页。

[34]王宏、苏舒：《江苏南京西天寺墓园宋墓》，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40~143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35]关于此书成书年代、流行区域与影响，徐苹芳先生曾有专门论述。他认为该书虽属于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的地理葬书，但《秘葬经》所记葬俗却在山西、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唐至元的墓葬中有所保留，甚至在江苏的南唐二陵也有部分保留。见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第2期。

[36][金]张景文撰：《大汉原陵秘葬经》，收录于《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第3828页，中华书局，1999年。

[37] [金]张景文撰：《大汉原陵秘葬经》，收录于《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第3829页，中华书局，1999年。

[38]同上。

[39][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十三第210、211页，中华书局，1985年。

[40]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第183~188页，中华书局，1998年。

[41]《太清石壁记》卷中，收录于《道藏》第18册第76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42]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3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3]刘昭瑞：《东汉镇墓文中所见“神药”及其用途》，《华学》第七辑第191~20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收于氏著：《考古发现道教与早期道教研究》第279~296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44]刘卫鹏：《汉永平三年朱书陶瓶考释》，载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考古论集——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第164~169 页，三秦出版社，2000年。

[45]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年第1期；陈直：《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46]刘昭瑞编：《汉魏石刻文字系年》第204、205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

[47] 同[30][31]。

[48]程存洁：《广州出土南汉买地券考》，见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第46~4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9][宋]张洞玄撰：《玉髓真经》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53册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0]江晓原：《星神画像——域外天学来华踪迹》，《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

[51]陈万成：《唐元五星图像的来历——从永乐宫壁画说起》，见氏著《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它》，第108、109页。

[52][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六第7439页，中华书局，2004年。

[53]宋徽宗赵佶在《图写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颁行天下诏（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云：“比览宫观祠宇，九星二十八宿真形，有服牛乘马、操戈执戟者，有戎衣端坐、露顶跣足者，或裸袒其体，或甕缶以居，率皆诞怪万状，默侮靡常。欲祈降格上真，丕冒景贶，莫可得也。朕以谓高辰列曜，参拱玉帝，以辅元化，莫非冠服端肃俨然之相。隐显虽殊，天人不远，正如世谛，君臣之理，曾何若是！万几暇日，稽考琼文玉笈，究其杳然，果得其详。躬御丹青，图写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颁行天下，肇事多方。庶使群动倾瞻，咸趋妙道，穰穰之福，以逮邦家，岂不伟欤”，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5册第3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

[54][宋]阮阅编，周本淳点校：《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六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55]雷润泽等编著：《西夏佛塔》第6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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