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蒋介石什么关系（鲍罗廷最支持孙中山和蒋介石）

苏俄革命成功后，也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孤立。面对这种情况，苏联把目标瞄准了中国，希望在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于是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很多人到中国进行联络，有些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孙中山赏识的苏联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叫鲍罗廷，他深得孙中山的信赖，而且与蒋介石关系也很好。

鲍罗廷是苏联代表中很有个性的人，他是一个对人很热情的人，而且斗争经验丰富，政治手腕很强。在革命鼓动工作上，鲍罗廷有着丰富经验。

1919年，鲍罗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参加此次大会前，鲍罗廷曾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他还参加过美国当地的革命运动，所以鲍罗廷的英文非常好。苏联派来的顾问中，会中文的很少，但会英文很多，这也说明苏联在积极向外输出革命中，需要一些英文的人才。

鲍罗廷会英文，他到中国后与孙中山、宋庆龄交流起来很顺畅，也不需要翻译。

鲍罗廷是作为加拉罕的助手到中国的。1923年，加拉罕被苏联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鲍罗廷被苏联选中作为国民政府的顾问，他跟加拉罕一起动身来到中国。

当时苏联在中国的工作有两种渠道，一个是公开渠道，就是以加拉罕作为外交代表公开活动，与当时北洋政府交往。第二个是隐蔽渠道，鲍罗廷就是采取暗中渠道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而且也与国民党方面接触。两人一明一暗的工作，实际上鲍罗廷辅佐加拉罕工作，并听命于加罕。鲍罗廷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都要通过加拉罕。

鲍罗廷到中国后，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也在中国，但此时马林的工作已经很难往下开展了，一些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鲍罗廷到广州不久，当时的蒋介石刚从苏联访问回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访问了3个多月。这次访问，蒋介石对苏联不仅没有产生好感，反而对苏联有一种仇视。

蒋介石曾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他又说：“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回国后，对苏联的不满和仇恨并没有表露出来，因为当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的口号，蒋介石当然不敢违抗，所以他依然高喊这个口号。

对于蒋介石两面性，共产国际没有发现，鲍罗廷没有发现，反而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而且是苏联可以培养的人才。对于蒋介石的内心，中共也没有看清楚，甚至把蒋介石当成“革命中的左派”。因此，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

鲍罗廷到广州后，先从考察国民党开始，他考察后发现，当时广州情况很糟糕，国民党治理得一塌糊涂，到处都是匪患。广州的政府财源很紧张，根本无法剿灭匪患。他在广州走到哪里都可能碰到打劫的。

更让鲍罗廷感觉奇葩的是，广州的政府因为没有钱，为了收税，开了很多赌场及大烟馆，这种做法令人触目惊心。让这样的政党掌权治理国家，肯定不行。

鲍罗廷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对国民党产生了共情，认为国民党当时处境难是有原因的，因为国民党的成分比较复杂，不同层次的人员加入，有的素质极低。

鲍罗廷就这个情况与孙中山进行了交流，他劝说孙中山加强党的建设，要全面改组国民党，要把党改组得纪律更加严明，他才能够起到统帅的作用。

鲍罗廷知道，光劝说没什么用处，必须让孙中山认清现实，让孙中山认识到危机。有一次鲍罗廷陪同孙中山出游，为他做孙中山的工作，两人就去一些地方进行考察，当他们走到广州郊区时，突然遇到有人打枪，孙中山与鲍罗廷两人赶紧躲起来。等到枪声停止后，两人从隐藏点走出来。鲍罗廷对孙中山说：如果不动群众，老百姓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的，所以民众打黑枪的事会经常发生。民众不容易，他们要交租交税，生活很艰苦。如果你发动他们，就要把党的意识和宗旨向民众宣传到位，他们知道国民党目标和使命。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了解国民党，认识国民党，让老百姓认为国民党说得对，能保护他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才会拥护国民党。

鲍罗廷一席话，让孙中山感触很深。当时国民党的问题，他也意识到了。但孙中山已经没有精力治理这个党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即使鲍罗廷有经验，提出的建议是“金玉良言”、“灵丹妙药”，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坚定的人来完成。

鲍罗廷认识蒋介石后，就与蒋介石建立了友好关系，他支持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鲍罗廷明白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曾说过：“中国国民党主义之精神，正在勃兴奋斗，一有军事精神及国民组织，则国民党主义之精神，将更为之增势。”

1923年11月2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积极主张兴办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革命军队。他在会上坚定支持蒋介石出任军校校长。

在鲍罗廷眼里，蒋介石能力很强，而且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说：“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

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中，鲍罗廷与加拉罕多次发电给苏联，请求苏联帮助国民政府开办军校提供经费和枪械，还请求派遣优秀的军官前来担任教官，这些工作都为国民党办军校创造了有利条件。

鲍罗廷对军校建设格外上心，他多次到黄埔军校发表演讲，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及苏联红军的政治、生活等，他还勉励中国青年学习苏联青年的革命精神，并要求师生“勇公好替,不要枉法徇私”。

张国焘对鲍罗廷有过评价：他认为鲍罗廷一开始就把“抬高蒋介石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作为国民党发展军队的关键之处。以后的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黄埔军校及形成的黄埔系是蒋介石此后发迹的基础。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和陈炯明，并向国外购买很多枪械，准备发动叛乱。

为了处理好商团事件，鲍罗廷建议孙中山立即成立一个专门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人选上，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协商，认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可以不参加，让蒋介石负责。孙中山同意鲍罗廷的意见，并下令蒋介石负军事指挥全责。

1924年10月14日，在鲍罗廷建议下，又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由蒋介石、廖仲凯、鲍罗廷三人组成，三人共同执掌一切工作。1924年10月15日，蒋介石指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等势力，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这一仗让广州的政局转危为安。也让黄埔军校及蒋介石的声望进一步提高，很多青年人跟踪报名参军。

一位苏联顾问曾说:“军校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了黄埔岛的范围,成了广东影响一切政治事件的强有力的因素。”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当时国民党内部虽然没有明争暗抢，但也暗流涌动，谁能接替孙中山挑起大梁很重要。而孙中山并没有留遗言让谁接任。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右派就开始活动起来。1925年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然发生一起暗杀事件，国民党左派廖仲凯被暗杀。

不久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国民党成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全权负责党政军各部门机关。

特别委员会的委员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鲍罗廷任顾问。从当时国民党高层来说，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居然被推到前面，他说话的分量也提高了，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蒋介石进入最高领导层。

此后不久胡汉民因为涉嫌廖仲凯的案件，他被迫去苏联考察。许崇智因为部下与廖案有关，蒋介石逼他去了上海，于是广东的军事权力就完全由蒋介石控制。

有人说：鲍罗廷“把蒋介石推上了这个最高、最有力的领导地位”。但鲍罗廷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来说，却是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蒋介石不仅就叛变革命，夺取了政权。

如果没有鲍罗廷的信赖与支持，蒋介石不会得到快速提升。让蒋介石“这个在1925年初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年轻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地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

张国焘对鲍罗廷还有一句评价：“在国民党内部,鲍罗廷最支持的人，除孙中山之外,就是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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