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为什么首先灭亡（蜀汉为什么亡国）

东汉桓灵二帝时，政治昏暗导致天下大乱，各地豪强继之起，献帝时，王权旁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经过袁曹的官渡之战曹操统一北方、赤壁之战奠定曹孙刘三分天下，各地势力大致底定。建安二十五年（220）曹魏篡汉，蜀汉、孙吴继之称帝各据一方，此时曹魏拥有中国北方徐、兖、豫、冀、青、幽、并州等广大殷实的土地与人民势力最为强大，孙吴拥有中国东南方的扬、交、荆州等江南富庶地区，蜀汉为三者中疆域最小者，仅拥有中国西南一隅的益州（大约今四川、云贵一代），虽称天府之国，但与曹魏与孙吴相比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等都先天不足，在加上后天的失调导致了蜀汉的灭亡。

本文拟就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探讨蜀汉灭亡的原因。

三国地形图

一、蜀汉政权的成立与统治缺失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 。

以刘备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益州建立起政权，是起于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受到北方张鲁的侵扰时，刘璋统治集团对刘备为首的军事集团发出求救的讯号而开始。但后来刘备入蜀后，并没有实时的讨击张鲁，反而是拢络蜀中的人心，做为占据益州的最初手段。建安十九年（214），以刘备为首的军事集团攻破雒城，刘璋出降，刘备占领益州，取得益州的控制权。

刘备掌握成都以后，以诸葛亮为军师，掌理蜀中内政，形成刘备主外、诸葛亮主内的情形。建安二十六年（221），经过蜀中大臣的劝进，于是刘备称帝，改元章武，国号汉。章武三年（223）刘备兵败猇亭，在永安托孤于诸葛亮。《三国志》载：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于是即帝位 。三年……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已，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

刘备发展概况表

从上表可知刘备军事集团取得益州政权的重要经过。刘备托孤崩于永安宫，至此是其集团掌握治理益州的第一期，这一期的实际掌权者为刘备与诸葛亮。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封为武乡侯，开府治理政务，不久又领益州牧，国中大小事物皆由其管理。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死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此为蜀汉政权的第二期。《三国志》载：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

刘禅在位四十年（223-263）这十二年间蜀汉的实际统治者为诸葛亮；建兴十二年以后至炎兴元年（263）蜀汉灭亡，此期的执政者依序为蒋琬、费祎、姜维等，这是蜀汉政权第三期。

第一期为蜀汉政权的初创时期，这时的蜀汉政坛上有各方势力亟欲融入，第一类是从荆州随刘备入蜀的核心人物；第二类为刘备入蜀之前就以在益州的外来人士 。 这一类人大多原先属于刘璋统辖，另外还有刘备集团入蜀后所网罗的人士；第三类为益州的本土豪强士族。基本上第二类人士与刘备政权的冲突并不大，与其有共同利益，也可以视为刘备集团的人马。至于益州本地的士族，有了刘焉、刘璋政权的前车之鉴，是刘备亟欲拉拢的对象。

东汉末年以来，因为选才制度的影响，士族势力不断扩大，刘焉、刘璋政权与益州的豪强士族在当地发生过几次冲突，因此以刘备为首的军事集团想要统治益州地区，最重要者为减缓与益州士族的冲突，尤其是保存当地士族的利益以稳固其政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开放政权让其分享权力。如所前述刘备掌控益州后，跟随他来的人帮助他建立稳固的政权，如诸葛亮澄清吏治，使蜀内百姓足食、兵源充足，另外还有如关羽、张飞等人，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地人士的拢络与运用，如本为刘璋所用、所排挤、所忌恨等人，都被刘备所启用。

《三国志》载：

十九年夏……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

如上文记载，可以看出以刘备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第一期是刘备与诸葛亮共同领导之，由刘备主外、诸葛亮主内，并且尽可能的安抚各方人士。

从另一方面来看，刘备军事集团虽然尽可能的疏通各路人马，但以官职来观察，就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的平衡，汉代以来中国在中央是由宰相为首统领国政，地方组织上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蜀汉政权在这纷乱时期下只辖有益州一个州，因此本来的地方最高长官州牧或刺史，在蜀汉政权之下就成了实际上的最高长官，而中央官职的宰相尚书系统在这一时期越显重要，所以蜀汉就在此中央地方制度混和的情形下，形成特殊的官制，由担任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尚书令、益州牧或刺史的人成为实际领导者。

如前述刘备、诸葛亮先后均当过此职，所以实际领导还是掌握于随刘备入蜀的核心人物或是外来人士，而下一级的郡守就成了实际上的地方大吏，掌握地方大权，这一期担任郡太守的人，又大多是益州人士 ，从州郡首长这两级的官吏任用来看，也可以看出刘备军事集团的用人态度，上层还是以重用自家人与外来人士为主。地方上则是以益州本土人士为主，期间上下层虽偶有疏通但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一时期中央地方的融合看起来是不成功的。最后，对于刘备的性格加以分析，根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载：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刘备以性情相契。

《三国志》引《零陵先贤传》曰：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与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 。

《三国志》载：

张飞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遂率诸军阀吴。孙权遗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大破先主军于猇亭 。

从上引史料可以说明刘备集团在选用人才上，似乎与其性格有关连，没有一套任职的标准，凭感情之亲疏来领导统御，在小团体时还可以运用，但在不断扩大其领导组织建立政权之后，此一方法就不能适用；另外在与吴征伐之时，忘却做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所该执行的其他重要事项，在与吴的攻伐和统一大业之间考虑欠周详，忽略孰轻孰重，种下蜀汉无法建立统一大业的原因。

刘备死后，后主于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封为武乡侯，开府治理政务，不久又领益州牧，国中大小事物皆由其管理。蜀汉的一切内外事务由诸葛亮一肩扛起，开启蜀汉政权治理益州的第二期。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他的评语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凭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虽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首先，在刘备领导时代，诸葛亮就已负责蜀中内部事务，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部事务依然尽心尽力，在陈寿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其善尽其职，运用法治公平对待蜀中人民，在处理马谡 与李严事件上可以看出其公平严明的一面，但或许是其对于先主榻前所托，有鞠躬尽瘁之心，使其对蜀中大小事，事必躬亲，对内亲校簿书 ，对外无役不与，使其身心俱疲，也造成人才培养上的停滞。

次之，诸葛亮成功的安抚蜀中各方势力之后，对外讨伐曹魏的情形却不顺利，做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军事对外方面上有良策下有良将，评语的后半段认为其军事将略似有不足，但陈寿似有不确定，是不是有导因为果的因素，因为后来蜀汉灭亡，而说他军事将略方面的才能不足，已不得而知，实际上此时的形势已和当初刘备在新野与诸葛亮所擘划的复兴汉室方略有所不同，蜀汉政权此时已失荆州，仅凭益州一隅之地，虽与孙权重修旧好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但已无法实行之前的战略，因地形的阻碍与人才的流失增加攻伐的困难，另外来看良将这一部分，这时关羽、张飞、黄忠、马超已不在。

诸葛亮影视图

《三国志》引《汉晋春秋》曰：

自臣到汉中，中间朞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不仅良策无法实行，良将也逐渐凋零，治守一方之才与军队部曲也损失众多，这是无法北伐成功的原因之一。最后，三国时代门阀观念渐起，诸葛亮本身不是士家大族，能否驾驭益州的士家大族也是问题，李严为刘备托孤之臣，当诸葛亮在外征战时，其主内负责后勤补给。《三国志》载：

（建兴）九年……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

他俩一在前方作战，一在后方担任补给工作，却因不和导致当时北伐的失败。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死于军中，无法完成统一大业的情形之下，含恨而终，空留遗憾。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依照其规划，依序由蒋琬、费祎、姜维等人总理庶政。诸葛亮在生前，对蒋琬时有赞美。根据《三国志》载：

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诸葛亮死后，蒋琬延续诸葛亮的北伐政策，但因身体孱弱，加之夙夜忧惨国事，于延熙九年（246）卒；由费祎接续总理国政，十六年为魏降人郭循所杀；姜维在诸葛亮时代是武将，根据《三国志》载：

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

可见其长才在于军事方面，在蒋、费时代时有其总理国政，姜维可尽心处理北伐事宜，但蒋、费相继凋零，朝中以无良相可以调理国政，加上此时期的北伐事业并不顺利，在中央后主平庸，又宠信宦官黄皓与频繁大赦之下，朝政日渐败坏。

在诸葛亮死后的时期之中，蜀中以没有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君臣搭挡，将相人才凋零、无后继之人，就在守成有余，进取不足的蒋琬、费祎与只知对外征战却无疏通地方与中央之才的姜维领导下，加上国无名君的带领之下，导致蜀汉政权日渐衰落，对内虽与本土士族较前朝渐为融合，但苛政扰民伤害士族利益，已让蜀汉政权走向灭亡之途。

诸葛亮影视图

二、军事策略上的得失

刘备政权的军事策略规划，最初开始于刘备屯住新野时与诸葛亮的谋划。根据《三国志》载：

亮答曰：……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另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具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刚开始确实按照上述的策略一步步迈进，赤壁战后，刘备拥有荆州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对于补充军备达到一定的功效。据《三国志》载：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后于建安十九年刘备为首的军事集团于是取得益州的控制权，于是拥有荆州与益州，但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失荆州后，情势大变，不仅兵源与资源丧失，孙、刘联盟也为之破坏，蜀汉政权的气势因此受挫，诸葛亮的占据东西互为掎角北伐曹魏之策，已不能实践。

三国演义人物图谱

诸葛亮领政时期，因为荆州已失，只能以益州一州之力试图北伐，据《三国志》载：

建兴三年（225）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在安定南方之后，一切准备就绪，建兴五年（227）挥军北驻汉中，上出师表，开始长达八年（227-234）的数次北伐。诸葛亮的北伐为不得已而为之，但却注定失败。可从几点来看：

第一点如前述此时已失荆州，荆州的重要性可从几点来说：一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地势险固；二其户口繁盛、经济繁荣。除了诸葛亮看出这些优点，吴国的鲁肃也看出其重要性。据《三国志．吴书六》载：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另外，据《三国志．魏书十》载：

……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荆州地位之重要。

诸葛亮北伐示意图

第二点为关张马黄赵等名将已凋零，已无良将辅佐，赵云于建兴七年（229）卒，至此蜀汉的五位悍将，都已凋零殆尽，虽有魏延与姜维，但魏延有二心，诸葛亮用他却不敢重用，以防他生变。至于姜维归蜀以在建兴六年（227）以后，诸葛亮虽知他深解兵意，但似乎还来不及用他就死去，因此姜维受用要到蒋、费时代。

第三点在军需补给方面因为地形的阻碍造成补给困难，诸葛亮的几次北伐，到最后大是粮尽而返。据《三国志》载：

（建兴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虽然改良运输方式，最后甚至分兵屯田，但还是没有方法解决粮食运补问题，这也凸显了失荆州的后果，也导致蜀汉在军事方面的失败。

后主时代，蒋琬领政时期试图改变诸葛亮的北伐路线。据《三国志》载：

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

后因蒋琬身体孱弱至延熙九年（246）卒，北伐事宜暂时搁置；费祎领政时期，大约从延熙九年至延熙十六年（253）被魏降人郭循杀害为止，此时期也无甚作为；最后姜维领政时期，姜维在蜀汉政权从诸葛亮时期就是以军职为主，并没有兼领录、平尚书令等职务，直到延熙十年（247），其担任卫将军，和大将军费祎共领录尚书事，才在蜀汉中央展露头角，此时离蜀汉灭亡还有十余年，姜维长期驻守在外，与中央的关系并不如诸葛亮或蒋、费时期那么好，而他与魏的争斗又无明显的胜负，惹来穷兵黩武的名声，在内刘禅以无诸葛亮等人的束缚之下，其昏庸之本性已显露，表现于宠信宦官黄皓，导致朝政败坏，在这样内外交迫之下，益州士族的利益遭到影响，使蜀汉政权离心离德，走向了灭亡。

三、经济上的得失

蜀汉经济政策在刘备时期，刚进益州时就先天失调。《三国志》引《零陵先贤传》曰：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与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 。

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刘备出此策略，不仅有败坏军纪的可能，在经济因素上也造成以后的困扰，因此刘备运用刘巴所出的计策。据《三国志》载：

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另吏为官市。

这是指「直百钱」等于一百枚五铢钱，这在当时产生了诸多问题，最主要就是民间私铸钱币的问题相当严重，后来造成私铸钱币驱逐官造钱币的情形，官方在铸造这些钱币时已经造成通货膨胀问题，私币的铸造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使一国的经济非常混乱，最后导致以物易物的情形出现，使货币的价值在蜀汉内部一落千丈。

直百钱

诸葛亮领政时期，有许多好的经济措施如，注重生产、薄赋轻敛、提倡节俭和反对官吏营治私产等。以屯田与水利部分来说，其征服南方以后，使其成为蜀汉政权北伐的补给地，并在汉中实行屯田，另外在水利方面，都江堰自古就是此区的经济命脉，此时期依然非常重要，也得到诸葛亮的重视，最后于准备就绪后，率军北伐。但有一点值得提出，当关羽失荆州时，据《三国志》引《典略》曰：

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在此时间点上，是不是应该多注重外务而不是内政，关羽的失荆州对于蜀汉政权是不可磨灭的巨大损失，而这不仅应该怪关羽，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刘备与诸葛亮应该也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另外在北伐上，诸葛亮是否应该连年征战，已有前人论述，在此不赘言，可是不管其打或不打都有其苦衷，不打也不可能一直偏安于西南一隅，就算不打能暂时偏安，难保曹魏就不会来打，打的话就难脱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之罪。诸葛亮选择了后者，且最后没能成功，似乎是可以预测的，益州以成都平原为经济中心，其自秦汉以来经济力量就很高，但与北方相比毕竟太小，等到北方的曹魏经过休养生息之后，蜀汉以一隅之地是难以与之抗衡的。

蒋琬、费祎时期，对于内政是比较重视的，据《三国志》引《汉晋春秋》曰：

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费祎清楚认识到当时的整体环境，已不如以前，因此提出修整内政之举，并劝姜维对于北伐不能操之过急。但费祎的话，姜维没能听进去等费祎死去不久就等不及对曹魏进攻。据《三国志》引《汉晋春秋》曰：

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粮尽退还。

延熙十六年（253年），姜维北伐路线图

姜维又一次的开启了蜀汉对外的连年征战，而且粮草问题还是困扰着蜀军，但此一时期的问题比诸葛亮时期的连年征战造成的问题严重的多，如前所述诸葛亮连年征战但其注重生产、薄赋轻敛、提倡节俭和反对官吏营治私产等，使国家能勉强度日，诸葛亮以丞相之姿，统领蜀汉全国，姜维没有诸葛亮这样的威望，因此他无法像诸葛亮那样做，另一方面后主日渐昏庸，宠信宦官，皇室挥霍无度；在加上姜维与中央嫌隙渐深，更遑论以后方之力支撑前方的军事行动，久而久之中央与地方矛盾日深，国家的财政在此内外交困之下，走向灭亡之路。

四、结论

刘备集团初起就是靠着一群武将打遍南北，但没有好的谋士，导致始终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直到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才有了新的局面。驻扎新野时，刘表卒后，曹魏攻打荆州，各方豪杰来投靠刘备者渐多。据《三国志》载：

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从之如云 。

这才加大刘备集团的文人才库，使刘备集团文武兼备。进入益州后的情形如前述，有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刘备、诸葛亮也尽心的安抚。刘备的性格似乎有其缺陷，从州郡首长这两级的官吏任用来看，上层还是以重用自家人与外来人士为主；地方上则是以益州本土人士为主，期间上下层虽偶有疏通但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一时期中央地方的融合看起来是不成功的，在选用人才上，没有一套任用人才升迁的标准，仅凭感情之亲疏来领导统御，这在小团体时还可以运用，但在不断扩大其领导组织建立政权之后，此一方法就不能适用；另外在与吴征伐之时，忘却做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所该执行的其他重要事项，在与吴的攻伐和统一大业之间忽略孰轻孰重，考虑欠周详；在经济财政的政策上刚进入益州的处置措施，也导致通膨问题，因此刘备的性格是蜀汉无法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之一。

刘备影视图

诸葛亮时期已有人才枯竭的情形发生，其对于先主榻前所托，有鞠躬尽瘁之心，使其对蜀中大小事，事必躬亲，对内亲校簿书，对外无役不与，使其身心俱疲，造成人才培养上的停滞，蜀汉又无良好的选才制度可以进行人才上的轮替，另外关张马黄赵等名将已凋零，已无良将辅佐，治守一方之才与军队部曲也损失众多，因此人才凋零与补充是蜀汉无法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之二。

诸葛亮时期，以与当初所擘划的复兴汉室方略有所不同，蜀汉政权此时已失荆州，仅凭益州一隅之地，虽与孙权重修旧好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但以无法实行之前的战略，在军需补给方面因为地形的阻碍造成补给困难，诸葛亮的几次北伐，到最后大多是粮尽而返。虽然改良运输方式，最后甚至分兵屯田，但还是没有方法解决粮食问题，这也凸显了失荆州的后果，也导致蜀汉在军事方面的失败，在财政方面，诸葛亮虽然注重各方面的生产但益州虽为天府之国与北方相比毕竟太小，等到北方的曹魏经过休养生息之后，蜀汉以一隅之地是难以与之抗衡的，因此失荆州和其导致的后续问题是蜀汉无法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之三。

荆州

后主晚期在外连年征战与在内门阀观念渐起，导致中央与地方与中央本土士族摩擦日深，另外后主平庸又宠信宦官黄皓与频繁大赦之下，朝政日渐败坏，蜀汉晚期以没有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君臣搭挡，来澄清吏治，也无将相人才向外拓展，就剩下守成有余，进取不足的蒋琬、费祎与只知对外征战却无疏通地方与中央之才的姜维领导下，加上国无名君的带领之下，导致蜀汉政权日渐衰落，对内虽与本土士族较前朝渐为融合，但苛政扰民伤害士族利益，以让蜀汉政权走向灭亡之途，因此后主时期内政败坏与持续的连年征战是蜀汉无法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之四。

参考文献

罗贯中，《三国演义》

陈寿，《三国志》

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陈山榜，《诸葛亮经济管理得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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