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蒙诺索夫思想家（著名法国思想家布鲁诺）

图片来源：http://www.bruno-latour.fr/biography.html

法国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于2022年10月9日辞世，享年75岁。拉图尔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尤其以在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的贡献闻名，因其“对现代性进行了宏大的分析与重新诠释，并挑战了如现代与前现代、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等根本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获2013年郝尔拜奖。代表作有《我们从未现代过》《实验室生活》《科学家在行动》等。

拉图尔与卡隆和劳共同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范式。我们特编发一篇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范式的介绍文章，以为纪念。

何为行动者-网络理论范式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的倡导者将其建构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世界的路径。它最初源于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复杂跨学科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法国和英国尤为发展，90年代其影响遍及诸社会科学（Latour 2000）。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学者包括法国学者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

从一开始，行动者-网络理论就反对社会科学中被视为标准的思维方式。一些早期研究（Latour and Woolgar 1979; Latour 1987, 1988）挑战了常规观念，即“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特殊的事业，存在于日常实践之外。通过民族志式的田野工作，行动者-网络理论搜集并考察了大量细节，探究科学事实如何在实验室等地方被“制造”出来，表明这些事实如何在科学家网络和他们用来研究自然现象的设备之中，并被其创造。常规的观念受到了挑衅式的挑战，比如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如下论断：科学的“事实”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为事实，并非因为它们为“真”（true），而是因为科学家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使它们看起来稳定而“真实”（factual）。研究者不应关注每个人都已认定为真的“事实”（facts），而应关注那些“事实”是如何在实验室中被制造出来的。“事实”并非为假（false），但它们是由人（科学家）和非人（人所使用的机器、研究的对象）的联合（或网络）制造出来的。

随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发展，这种对实践、联合和网络的密切关注以各种方式得到了提炼、发展和改变，但其挑衅式的风格一直保持着。有时，它的支持者会用相当激进的意象来描述行动者-网络理论想做什么。它被描述为向既定的社会科学类型“发动战争的机器”（Law 1997）。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摆脱幻影的好方法”，这些幻影包括像自然、社会或权力这样的宏大概念，它们都被认为太抽象而没有意义或用处（Latour 2011: 803）。当然，行者-网络理论一直在努力颠覆常规的思维，比如其著名的观点：像微生物和贝类这样的非人生物和人类一样，具有行动的能力与利益（Bloor 1999）。

根据卡隆、拉图尔和劳等作者的观点，行动者-网络理论根本不是一种“理论”，至少不是那种先定的实体，可以现成地运用于所有想要研究的情境。相反，他们宣称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像是分析行动者所创造的现实的一般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从常人方法学借鉴到一些元素，宣称避免了将预设的概念强加于行动者参与的现实制造过程。正如拉图尔（Latour 1999: 19-20）所说，“行动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我们[分析者]不仅要考察他们做的是什么，还要考察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缺乏知识。”

这解释了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反对那些它看来标准的社会理论对人们为什么做他们做的事的“说明”（explanations）。行动者不会“糊里糊涂地被外在的力量操纵，似乎那些力量[只能]被社会科学家强有力的目光和方法所认识”。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发展的方法以及中立或“最低限度”的概念，并非是要“取代行动者实践的丰富词汇”，而只是“一种方法，系统地避免以社会科学家的社会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来替代行动者的社会学、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同上）。

根据这种观点，行动者-网络理论想要避免的是，基于被其视为错误的假定和概念的说明，并试图提供对特定地点的特定活动的详尽描述（descriptions）。“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会说出其将要描绘之物的轮廓……而只是告诉人们如何着手，以便系统地记录其所要归档和登记之场所（site）的世界建构能力……[它]不会声称要说明行动者的行为和理由，而只是找到行动者为通过彼此的世界建构活动进行协商的步骤”（Latour 1999: 21）。

不过，区分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常人方法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行动者”，或者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术语，“行为体”（actants），可以是非人类——例如技术元件、机器、动物和微生物——和人类。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一直关注重新定义“人”是什么，并不将人视为某种被赋予意识的个体本质（essence），而是将人视为由多样的（或者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术语，“异质”）元素构成的网络中的一个元素。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反对“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认为“人类”有一个可被识别的领域，其间只有“个体的人”。人类既不特殊，也无特权，也非独一无二。他们只是众多行为体中的一种。他们本身是由不同元素组成的——他们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人”。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这里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产生了共鸣。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希望用对世界上事物的“异质性”的关注来取代人本主义（Munro2009）。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社会科学所运用的术语的实践。它被认为是对它所谓的“主流”理论和方法的重大挑战，后者被其视为有严重缺陷和误导性。我们将要看到，其挑战取得了多大成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什么

想要罗列出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什么，会遇到很多问题，原因有很多。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卡隆、拉图尔及其合作者（Latour and Woolgar 1979）提出以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包含了在过去四十年中不断演变和复杂化的大量作品。要想简单地说“这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一词所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并面临争议，这些争议既来自支持者，也来自批判者。我们将展现行动者-网络理论随时间而演变的某些方式。粗略地说，早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通常把“广义对称性”（generalized symmetry）作为中心概念，即在分析生活的特定领域时，非人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受到同等的关注。最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有影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开始关注本体论和“本体性政治”问题（Almila 2016; Nimmo 2016）。

其次，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作者往往对其作品以概述的形式呈现不满，尤其是那些不赞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作者的概述。他们认为此种概述遗漏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复杂性，以及其研究方式的真正旨趣。教科书的概述被视为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错误理解和呈现，因为它仅将其呈现为“另一种社会理论”，而其倡导者则强调绝对不是这样。对劳（Law 1999）来说，任何一种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呈现都必然言不达意，尤其是因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表演”（performance）——也就是说，是那些被实践的和完成的，以及在实践中由此改变的东西。

的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些倡导者有时会说，它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描述性的而非基本性的说明性术语”（Law 2007:1）。也就是说，与其他理论不同，它并不寻求“说明”它之所见，也不引证事物何以为其所是。相反，它试图提供所观察之物尽可能全面的描述（而非说明）。拉图尔（Latour 2004:65）指出，“描述，关注具体的事态，对既定情境进行独特的、充分的记述”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意义和目标。这可以通过详尽的田野工作达成。可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像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而非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倡导者说它不是一种“社会理论”——或者至少不是标准的理论——也因为他们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关注社会理论通常处理的那些共同议题，比如“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的关系（Latour 1999）。对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这些标准的术语和二元论毫无意义，甚至将导致我们以毫无助益的方式看待事物。

然而，随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一定会被当作社会理论在大学中教授。它的倡导者也一直努力在社会科学及其他领域普及它。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理论家需要知道行动者-网络理论作者对其思想的论说，这主要是因为，它经常非常尖锐地批评社会理论的哲学假定和理解事物的方式，并且已被设立为有别于社会理论的一种激进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要么忽略其视之为“主流”的理论及其对自己的批判，要么严厉地批驳它们。非行动者-网络理论作者对此理论的批判常常被忽略，理由是这些批判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学术理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作者想要批判其他理论的事实意味着，他们确实将自己视为一系列存在严重缺陷的理论的竞争对手。布尔迪厄的语汇经常被特别地挑出来进行攻击，被视为带有一系列认识论上的失败，包括未能理解客体和非人类在社会世界构成中的作用（Prior 2008）。

要对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总结是困难且不讨好的，原因之三就是其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对一些研究者而言，“相比于社会学，它更像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Latour 1996: 370）。不同作者阐述的不同版本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互有重叠和呼应，但侧重不同。布鲁诺·拉图尔（1996）阐述的版本，就和一些哲学家如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和伊莎贝尔·斯滕格斯（Isabelle Stengers）的思想联系紧密——很多社会理论家对这些学者相当不熟悉，至少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使他们的工作广为人知之前是这样。相比于其他行动者-网络理论学者，拉图尔的版本明显更具“哲学”色彩。相比于其他受惠于常人方法学的思想，拉图尔版本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更明显地承认自己受其影响，禁止分析者仅仅采用被观察的行动者（行为体）对情境的定义，也不强行将一系列先在的理论和概念加诸行动者。然而，一些批评者发现，在拉图尔的作品中，上述取向和他进行的“宏大理论化”（例如Latour 1993）不相符，他自己的概念由此激增，而且似乎在一些方面——在语气上而不是在内容上的话——更像他激烈批评的“主流理论”（Amsterdamska 1990）。然而，不能说所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思想家都有这一脱节的问题，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他们在重点和取向上都存在差异，这也使得从整体角度描述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难题。

说清楚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什么所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它的倡导者对“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术语本身的不满。正如拉图尔（Latour 1999:15）所说，“有四个词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不相契合：行动者这个词，网络这个词，理论这个词，以及连接号！它们将葬送该理论。”尽管是拉图尔及其合作者卡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代初发明了这个术语，但至少拉图尔对这个术语从未满意过。对拉图尔而言，遗憾的是，“行动者-网络”中的连接号会使社会学家想起结构/能动性的区分，而后者正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想要避免的，因为其认为这种区分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也是没有效力的。人们会认为“行动者”与标准的能动性概念相对应，“网络”与“结构”相对应，但这绝非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本意，因为它视其为无意义的争论，自然便不会有兴趣为之添砖加瓦（除非是指出它毫无意义）。

拉图尔认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判都没有击中要害，因为他们总在两端中择其一，声称行动者-网络理论太过偏向于其中的某一端。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两者都无关，因为它想忽略或跳过，而非“解决”能动性-结构的困境。在拉图尔看来，能动性和结构都不是好概念，只是互相造就的“双重不满”。一些社会理论家发明了微观社会关系的概念，其他人则批评这些概念过于具体和微小，无法捕捉他们创制的“宏观”现象。但反过来，像“社会”或“社会结构”这样宏观层面的概念，则被批评为过于庞大和抽象，并且忽视了“真实的人”。对拉图尔而言，所有这些争论都基于错误建构的概念，从而是在浪费时间。并没有“结构”“能动性”“宏观”“微观”——只有社会科学家对其的错误想象。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但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作者们也许会说，“社会”并不像主流理论认为的，是由结构和能动者构成的（正是主流理论对结构和能动者的实在性的确信使其成为主流，因而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它是由所有类型的行为体的流转组成的。

表12.1 行动者-网络理论

知识

拒斥标准的社会-理论术语

非现代主义的进路

“扁平的”和“对称的”本体论

物质符号学

“描述”，而非“说明”

多元本体论的实在

研究方法的操演本质

结构/能动性

拒斥“结构”和“能动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术语

关注人和非人行为体

行为体如何形塑网络而又被其形塑

现代性

拒斥现代主义思想，包括有关的现代性

现实是一系列变动的网络，是由不同的行为体构成的“异质”装配

既不仅仅是“自然的”也不仅仅是“社会的”实体激增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以下我们将更多地从肯定的意义上来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所说和所做。尽管在表述行动者-网络理论时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它所创造的整个智识世界及其中的作品是可以勾画出来的。这里，我们将查看它的各种要素。

一个恰当的起点是卡隆和拉图尔（Callon and Latour 1981: 300）对怎样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事物的一个早期陈述。他们问道：“社会学家是……什么？”并回答道：“一个研究联结（associations）和脱联（dissociations）的人……［只是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联结吗？不仅仅是这样，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通过其他伙伴得到了拓展和延伸：语汇、仪式、钢铁、木材、种子以及雨水［以及其他无数非人类行为体］。社会学家研究所有的联结，尤其是弱互动向强互动的转化，反之亦然。”

现在让我们考察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些粗略定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避免了任何]一种本质化的“社会”概念，[相反，它分析]人类行动者、技术和对象之间的联结网络。这些网络中的实体（不论是人还是非人），通过贯穿它们的联结的数量、广度和稳定性来获取权力，而非其他途径。这些联结是偶然地在历史上出现的（它们不是自然生成的），但如果成功的话，一个网络可以从“自然”中获取力量：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偏好的术语来说，它被黑箱化（black-boxed）了。（Couldry 2008: 93）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个由物质符号学工具、感觉和分析方法组成的内在不同的家族，它将社会和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当成它所处的关系网中不断生成的效应。它假设，在确立的那些关系之外，事物不具有实在或形式。它的研究探索并描述网络及承载网络的实践。如其他的物质符号学进路一样，行动者-网络进路由此将描述那些在物质上和话语上完全异质的关系的确立，后者生产和重塑了各种行动者，包括客体、主体、人类、机器、动物、“自然”、观念、组织、不平等、范围、尺码以及地理分布。（Law 2007: 1）

由此可见，行动者-网络理论包括以下观念：如果有一个事物是“社会的”，那么它就由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本身由不同的元素构成（“异质的装配”）；网络中的行为体是人或非人；在一个既定的网络中，实体（行为体）的特性不先在于网络，相反，其由网络产生，因此也是网络的效应；一个实体（行为体）所具有的权力，包括对其他实体的权力，都是网络的效应，并且在其身处网络以前不存在；尽管一系列行为体组成了网络，但网络使得行为体为其所是；网络是脆弱的，可以改变；但通过一些技术，网络可以被稳定化并变得相对持久，“黑箱化”就是主要技术之一；网络由符号的（话语的）和物质的（身体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共同组成。

根据劳的观察，我们可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物质符号学”的实践。亦即，就像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只能从它在整个语言中的位置来获取意义，实体（行为体）只有处于一个特定的网络之中时，才能获得其形状与实质（Law 1999）。实体总是在变换着形状：它们就像“从未完成建设的工地”（Callon and Latour 1981: 295）。

在这里，理解“行为体”这一观念非常重要。行动者-网络理论不认同存在人类“行动者”（actor）的假定，在这里“行动者”就是英语中的常见意思，也就是一个具有意识和意图性行为的个体人类。相反，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的是“行为体”（actants）。这个术语最初由结构主义者在分析文学文本时提出，但后来被行动者-网络理论思想家扩展到能涵盖所有类型的情境（Jones 2010）。行为体是“行动着的或被他者赋予行动的事物。它不暗示任何人类行动者的特别的动机……［它］可以是任何事物，只要它被认为是行动的来源”（Latour 1996: 375）。所以，行为体可以是人或非人。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中考虑到的非人包括微生物（Latour 1988）和扇贝幼体（Callon 1986）。如果某事物对所处的情境“发挥影响”，那么它就是一个行为体。平等地对待人和非人行为体，在分析时对人类行为体没有偏好，这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广义对称”原则。它旨在确保以不偏不倚的方式看待行为体和网络，避免主流社会理论的人类中心偏好。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问题，即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主流”社会理论的批判。如果“实体没有内在的性”，那么“本质主义者的分歧也[必须]投入二元论的火堆。真实与虚假。庞大与渺小。能动性与结构。人与非人……物质性与社会性。活性与惰性”（Law 1999: 3）。行动者-网络理论声称，实体没有任何本质的属性和性质，其只能通过存在于特定的网络中获得，并且如果它们离开网络或网络解体，这些特征和性质将再次消失，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以上所有划分都将是错误的假定（Law 1999: 3）。关注“装配”（agencement）的过程，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实体和行为体的哪种权力和属性通过特定的网络安排生成（Munro 2009）。

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内在地、本质上是“结构性的”或与“能动性”有关，同样，也没有任何事物本质上是“宏观的”或“微观的”、大的或小的、强大的或脆弱的。当论及它们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时，都取决于实体存在于何种网络中。因此，实体永远不是本质。相反，它们处于一个特定的网络中，其间，它们与其他实体有关系，并经由这些关系表演。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是不确定和可逆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因为随着网络的变化，作为其一部分的实体（行为体）也会变化（Law 1999: 4）。这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思想家拒绝任何“社会系统”的概念，同时不会称网络为“系统”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术语低估了网络的脆弱性，网络是突生的、经常不稳定且不断变化的。

此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纯粹的“社会”关系，机器之间也没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自然现象之间也没有纯粹的“自然”关系。相反，我们“从未[仅仅]面对对象或社会关系，我们面对的是人……与非人联合而成的链条……从未有人看到过社会关系本身……也未看到一种[纯粹的]技术关系”（Latour 1991: 110）。在开始观察之前，分析者不应该决定会发现什么，也不应该假设他们观察的事物是“社会的”“技术的”“自然的”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相反，他们应该开始于观察和追踪联结和脱联，“无论它们是在何处被行动者生产的”。分析“只有以与生产联结的行动者同样的胆量考察所有的联结，才是生动和富有成效的”（Callon and Latour 1981: 292）。

存在的是网络，它由各种实体同时组成。并且，实体从来就不是本质的“人类”或“机器”或“动物”或其他任何东西——实体是混合物和杂合体，是由运作的特定网络带来的精确混合。因此，所有实体都是“怪物”（不纯的、混合的、杂合的），网络是不同种类事物的“异质的装配”，这些事物本身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集结而成。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工作是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些网络。

然而，这里涉及一个微妙的问题。根据拉图尔（Latour 2011: 801）就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进路来说，“网络”本身并不是一种“真实的”事物，而是一种描述事物的方式。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探索模式，学习如何列出[像在法庭审判中一样]实体存在所必需的、意想不到的事物。一个网络……就……像你通过盖革计数器得到的计数，每个探索者之前不可见的元素被计数器呈现时，都会咔嗒作响”。

用另一种方式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像是……一支铅笔或者画笔，而非一个要被刻画或描绘的对象的名称。[它]可以让你产生一些从其他任何社会理论都无法获得的效果”（Latour 2004: 63, 64）。因此，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网络这个术语被用作一种唤起图像、一种概念启发和方法论的工具。网络是行为体在彼此建立联系时所穿过的翻译之流的隐喻”。“网络”一词指的是“某些运动着的能动者所留下的痕迹”。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要追踪那些能动者留下的网络（Latour 2005: 131-132）。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不是要寻找既存的、可见的网络。相反，它是一种考察行为体正在做什么的方法，而考察的结果被描述为“网络”（Mutzel 2009: 877）。行动者-网络理论基本上是一种观察行为体所作所为的特殊方法。

在所有主要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思想家中，拉图尔也许最倾向于将其作为更广泛的哲学术语中的一种方法。对于他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非现代的（而不是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在说出“我们从未现代过”这样惊人的论断后，拉图尔（Latour 1993）进一步辩称，现代主义思想（他称之为“现代性宪法”[modern Constitution]）将世界截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纯粹的人类领域（以社会和文化的范畴为中心），另一部分是同样被假定为纯粹的非人类领域（以自然的范畴为中心）。现代主义思想家将世界“纯粹化”为两个领域，并声称这两个领域完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展现出——这是它主要的哲学贡献——一个事实，即世界是由不纯粹的、杂合的（hybrid）实体组成的：每时每刻，“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技术、小说……所有文化的和自然的事物都被搅和在一起”（Latour 1993: 2）。现代主义思想否认世界上所有实体都是由它们错误贴上“社会”和“文化”标签的不同元素杂合而成的——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否认发生在杂合实体激增的时期。“现代”科学和技术大大增加了杂合物的数量和影响力。

举例来说，一个对着电脑屏幕输入的人类个体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她是多种元素的杂合物（电脑硬件和软件、数字信息、网络电子，等等）。事实上，此个体是“社会的”“技术的”和“自然的”元素的多样组合。个体是一个网络，也是网络中的一个部分。对拉图尔（Latour 2011: 802）而言，“一个行动者除了网络什么也不是，[同时]一个网络除了行动者什么也不是”。 “成为自足的——也就是成为一个行动者，成为完全不自足的——也就是成为一个网络，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事物。”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使得行动者-网络理论成为一种非现代主义的知识进路：通过追踪其所身处的、作为一部分的、使其为其所是的、部分由其构成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了这些杂合物。那些因为现代主义者的思想而“不可见的事物”又“变得可见”，“那些看上去自足的事物[如人、“社会行动者”]现在已经广泛地被重新分配了”（Latour 2011: 797-798）。

（本文节选自《社会理论的邀请》第十二章行动者-网络理论范式，更多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范式及其他范式的介绍，可阅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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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的邀请

[英]大卫·英格里斯 克里斯托弗·索普 著

何蓉 刘洋 译

何蓉 校

ISBN：978-7-100-20099-8

内容简介：

社会理论有可能理解起来很难，至少一开始的时候会这样。但是，社会理论关乎人类社会，而你对此所知甚多——社会理论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社会理论是一种训练，向你讲述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不过，其讲述的方式会让你的知识变得更深入、更精确。《社会理论的邀请》将带你认识主要的社会理论和理论家，不仅理解他们说了什么，还理解他们是怎么说的。你将会了解每一理论范式的主要思想和概念，看到它们对社会理论，对“真实世界”中的人们，以及尤其关键的，对你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大卫·英格里斯（David Inglis），赫尔辛基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典和现代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食物和酒文化等。著有《身体》（2003）、《文化和日常生活》（2005）、《艺术与审美》（2009）、《文化社会学》（2012）等。

克里斯托弗·索普（Christopher Thorpe），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典和现代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社会工作等。著有《社会学之书》（2015）、《社会工作社会理论》（2017）、《社会学向上看》（2017）等。

译者简介：

何蓉，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出版有《社会学与经济学：马克斯·韦伯与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等专著，《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三卷》等译著；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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